只要記者不報導，地方官員就可以隱瞞礦難，勾結礦主，草菅人命，由此可見新聞媒體的重要性。只要地方官員給錢，記者就可以不報導，裝聾作啞，粉飾太平，由此可見某些新聞媒體的脆弱性和虛偽性。重要的東西而又脆弱、虛偽，這就是問題的嚴重性。我之所以目瞪口呆，是因為問題嚴重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
這些記者沒有職業道德，甚至沒有做人的良心，人們怎樣咒罵都不為過。但是，我更感興趣的是，這數百名記者怎麼都這樣呢？難道上帝專門挑揀靈魂墮落的人來中國做記者？
從思想深處檢討起，你會發現這些記者普遍地缺乏職業榮譽感。我相信原本並非如此，尤其記者又是極容易激發榮譽感的職業，很多人在入行時都帶著幾分敬畏、自豪和憧憬，幻想著有一天自己會成為揭露真相、匡扶正義的名記者。但是很快他們會發現，在很多地方，真正有份量的輿論監督稿件難以見報－－有些地方還規定須被監督對象簽字才能見報，諸位想想，那些肯花二三十萬元來「封口」的地方官員和礦主願意簽字嗎？一些肉麻的表揚稿卻裡外討好，欺軟怕硬的報導倒是可以大肆炒作一把，慢慢地，他們也就喪失了激情，迷失了方向，沒有了榮譽感，變成了混混兒。
也有一些堅持理想的記者，要良心不要紅包，做了一些對得起職業道德的報導。但是他們也常常受挫－－記者不被收買，卻難保編輯不被收買；編輯不被收買，卻難保主任不被收買。我所在的報社就曾經歷過這樣一件事情:一位記者拒收紅包揭露了一家公司造假行為，公司卻以數十萬元廣告費來收買報社，報社亦出淤泥而不染，結果公司搞定了更上面的人，一個電話，文章就沒能見報。報社和記者都驚呼:早知如此，還不如收錢算了！
從「理性的經濟人」的角度看，如果一個記者拒收紅包能夠帶來職業榮譽，又能因職業榮譽帶來更高的收入；如果一家報社能夠通過清正廉潔、客觀公正而帶來發行量，又能通過發行量帶來更多的廣告，那麼記者和報社為什麼要做收受賄賂這種「虧本」的生意呢？如果不能做到這樣，那麼收受賄賂至少可以掙點現錢，為什麼不收呢？能夠拒絕的就只剩下少數頑固的理想主義分子了。
我曾經撰文比較新華社4名記者在山西繁峙礦難中收受賄賂案和《紐約時報》記者傑森．布萊爾編造假新聞案的不同。4名記者因「嚴重違背了新聞職業道德，損害了新華社的聲譽」受到嚴肅查處；而《紐約時報》的執行總編和主管編輯因假新聞案引咎辭職，傑森．布萊爾雖然被報社開除，卻有雜誌高價聘他寫評論文章、書商請他寫書。這在我們的媒體上呈現為現代商業社會的笑話，但是其背後卻有嚴肅的一面，那就是:人們對他本人的靈魂墮落的興趣，遠不如對一家大報發稿制度上的漏洞的興趣大。這與中國有些人總喜歡把好事都歸功於制度優越、壞事都歸咎於靈魂墮落的習慣很不相同。
我並沒有為墮落的靈魂辯解的意思。不管是什麼原因，可恥的行為總歸是可恥的，而且應該受到懲罰。我尤其要對調查這起事件的記者表示敬意，揭露同行的醜聞往往需要更大的勇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