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紅冰: 評同暴政和解之說

近聞幾個自詡「自由主義者」的文人，倡導同中共當局「和解」，並要「營造和解的氛圍」，不由悲從衷來，情難自己──難道中國人民的滔滔血淚，仍然不夠書寫一紙對暴政的有罪判決；難道「自由主義者」還要用「和解」的幻想，麻醉正如地火奔行的民間大反抗？

悲憤之餘，不禁要問：「情系和解」的文人們，你們有資格代表或者要求誰去同中共當局和解──你們有資格代表或者要求數十萬湮滅於窮鄉僻壤、大漠戈壁、礦山煤井的「右派」知識份子嗎？你們有資格代表或者要求「大躍進」中餓死的數千萬農民嗎？你們有資格代表或者要求慘死於「文化大革命」中的數百萬各界人士嗎？你們有資格代表或者要求軍隊屠城中被殺死的「六. 四」英烈嗎？你們有資格代表或者要求為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而仍然承擔苦役犯命運的人們嗎？你們有資格代表或者要求蹣跚於苦難的上訪之路上的無數冤民嗎？──你們所能代表的，無非是永遠難以泯滅對中共當局無盡苦戀的文人而已。

對中共當局「思念不已，苦戀無盡」的文人們，提出一系列同暴政和解的理由。現將這些理由，擇其要點，略數如左。

其一曰：中共官僚集團並非鐵板一塊。

事實上很少有人認為中共官僚集團是鐵板一塊。可這同與暴政和解有什麼邏輯聯繫？中共官僚集團的裂痕無非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各派系之間的權力和利益鬥爭，引發重大矛盾。其典型者即如江澤民同陳希同的紛爭。那麼，在此類紛爭中「情系和解」的文人們要求我們同哪一方貪官和解呢──是同江澤民還是同陳希同？其實，這個問題根本不配被智者回答。第二種情況是，官僚集團內部在特定問題上出現有關民主與專制的重大分歧，其典型者如趙紫陽與鄧小平的分裂。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主義者應義無反顧地支持呼喚民主的一方，又關「和解」什麼事？

其二曰：中共官僚體制內部的人也會轉化──也有可能由魔鬼變為天使。

是的，我們完全承認上述可能性的存在。但這又怎麼能成為同暴政和解的論據？魔鬼如果堅持專制，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不會同他和解；魔鬼如果背叛專制，變成民主的天使，那就同時變成了自由主義者的戰友，也就沒有必要和解了。

其三曰：中共內部會出現「這在中國歷史上將是第一次的」理智、明智和克制的大善大勇的當權者，讓「民主軟著陸」。

人們常認為戀愛中的女人最愚蠢，但現在看來，對中共當局有苦戀情結的文人更愚蠢，否則怎麼會說出這種昏話？時至今日，連販夫走卒都看出中共第四代「領袖集團」，不過是由馬屁精和貪鄙小人構成的庸人集團，可「情系和解」的文人竟還一廂情願、心醉神迷地期盼這個集團中會出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只怕單相思到情濃處，會誤了卿卿性命。

退而思之，即使有「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出現，又與「和解」何干？戈爾巴喬夫現象是對專制的背叛，而不是同專制的和解；蘇東劇變，也是由較為理性的全民大起義所造就的磅礡史詩，而不是同專制暴政「和解」的產物。用「和解」來召喚「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就像用扭捏作態的男妓來勾引英雄一樣可笑。

「情系和解」的文人常喜歡炫耀他們的「寬厚」和「理性」，他們自我標榜的最博大的胸懷，就是擺一張圓桌，讓各派人士都坐下來談判──他們會特別強調：圓桌旁邊也要有中共的一個位置；民主了，也要保證中共的生存權，因為民主就意味著所有政治派別都可以生存。

「情系和解」的文人們似乎不懂一項常識性的法律原則：當一個人要剝奪其他所有人的生存權時，他首先就否定了自己法律上的生存權；當一個政黨宣布它要剝奪所有反對它的政治派別的生存權，它也就首先否定了它自己生存的合法性。──在此，我們姑且不繼續深入有關這個問題的理論探討，只看一個冷酷的現實：中共壟斷著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而凶殘的專制力量，它用鐵血手段維護只屬於它的政治生存權，並用國家恐怖主義關閉一切反對派的政治生存空間。在這種情況下，「情系和解」的文人們高聲呼喊要保障中共的生存權，這是一種值得尊敬的寬容精神，還是一種可恥的偽善？當凶悍的強盜正在揮刀砍殺弱小者的危急時刻，「情系和解」的文人們，定然也會極具紳士風度地宣稱：我們要擺一張圓桌，也給強盜一把椅子，讓強盜坐下來與弱小者和解，因為強盜也應當有他的生存權。──思想至此，除了想要嘔吐之外，還會有別的感覺嗎？

師濤們、張林們、鄭貽春們、清水君們正由於堅守自由主義的理念，而在黑牢鐵門之內承受痛苦的命運。「情系和解」的文人們同暴政的和解，卻在使那些把生命作為祭品獻給自由主義理想的勇敢者，變得更加孤獨，也使他們苦難的命運變得更加艱難。「情系和解」的文人們，你們還怎麼好意思自稱「自由主義者」？

「情系和解」的文人們認為自己對自由主義的理解決不只是皮毛，但是，他們根本不理解自由主義之魂。我曾經講過，我願再次再講一次：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榮耀只屬於同極端專制主義血戰不屈的英雄；「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不可能由酸澀文人吹捧而成，那是要用血來證明的歷史地位──聖女林昭一類可以感天動地的英雄，才配稱為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才是真正的公共知識份子。

「情系和解」的文人們，聲稱自己寬容之餘，也會刻薄地指斥要同中共暴政血戰到底的堅定者，嫉善如仇，有「紅衛兵」情結，是在煽動仇恨。他們完全忘記了一個基本事實：「紅衛兵」是中共暴政的產物，仇恨和暴力是中共暴政的雙翼。所以，徹底否定中共暴政就是否定「紅衛兵」現象，就是否定仇恨和暴力。相反，用卑賤的「和解」之唇，去親吻暴政沾滿自由主義者血跡的鐵手，才是縱容仇恨，鼓勵暴力，寬容「紅衛兵」式的罪惡。

胡錦濤妄圖欺世盜名，提出構建「和諧社會」。他又以參拜西柏坡、批示學習金正日、強化網路封鎖、縱容法西斯言論、暴虐上訪冤民、加緊迫害持不同政見人士等舉措，詮釋了胡記「和諧社會」的真諦。「情系和解」的文人們之「和解」，卻媚態百出，試圖同胡記「和諧社會」互相輝映。不過，如果「和諧社會」是一個大謊言，「和解」的呼喚只配成為謊言的渺小回音。

我不會忽略「情系和解」的文人們聲稱他們「意在轉型」，即通過與暴政和解，實現民主專政。這是為同暴政和解所作的最後一項辯護。

「六. 四」屠城並不僅僅是一項孤立的罪惡，它更是一個歷史象徵──從此之後，中共暴政喪失了通過政治改良得到救贖的最後可能；它已犯下不可饒恕之罪，歷史將在政治大變革中埋葬這個罪惡如山的政權。現在，中共又淪落為由貪官和奸商構成的寡廉鮮恥的政治黑手黨。這是上蒼對它的懲罰──在滅亡之前，還要讓它先羞辱自己。

「情系和解」的文人們竟試圖說服人們相信，只要人民同它和解，這個政治黑手黨，這個骨頭都已在物慾中腐爛的犯罪集團，就會成為中國民主的希望之星。但是，我只相信，在這個意義上，不會有幾個人對中共暴政和「情系和解」的文人投信任票。至少，死難於中共暴政的八千萬同胞的冤魂不會。

討論至此，可以看到，「情系和解」者的思維間不僅邏輯散亂，而且只有投機取巧的小策略，缺乏創造自由命運的大智慧；只有酸澀腐儒的小善意，缺乏英雄情懷的大慈悲。

在結束本文之際，請容我對「情系和解」的文人訴我情懷：我此生唯願激盪萬里風雲，挾驚雷疾電，擎人民大起義之長劍，揮政治大變革之利刃，斬中共暴政於天安門城下，然後，獻暴政之頭於高臺之上，慷慨悲歌，淚盡血湧，以祭八千萬同胞之冤魂，以申張正義於莽莽神州。此乃英雄情懷之大悲憫、大善意。不知「情系和解」的文人可能理解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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