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會記住這個卑微的殺人犯——農民工王斌余

王斌余屬於當代中國最低下、最無助、最微不足道的民工階層。

這個階層為中國最近二十年的城市化進程，為我們經常在世界面前炫耀的「現代化」作出了我們每一個人都看到了、卻又毫不在意的巨大的貢獻；然而，在這個巨大的成就面前，這個由一億多人組成的階層，仍然微不足道地蜷縮在我們越來越現代化的生活中－－

他們像羊群一樣擁擠在火車上、汽車上，火車站、汽車站，他們被許多並不比他們聰明、更不比他們為社會付出更多血汗的城裡人像吆喝牲口那樣的呵斥，像驅趕羊群那樣驅使；他們揹負著簡陋包袱，緊張地、絕對虔誠地遵守著那許多他們剛剛接觸到的法紀；也同樣緊張地、絕對虔誠地服從那許多違法的指令、指揮。他們默默地服從、服從，帶著低人一等的謙卑，忐忑不安地來到我們這裡；

他們來了，丟棄了土地，拋下了妻兒老小，但卻滿帶著虔誠和惶恐，滿帶著不怕吃苦耐勞、不怕作牛作馬、不怕流血流汗的決心；他們來了，如此的茫茫然，卻又如此決斷地走來；因為，他們心中都帶著一線希望－－希望那許多茫然、那許多冷眼、那許多屈辱、那許多流血流汗的日子之後，能給他們的父母、子女，或者弟弟、妹妹，換得哪怕最低微的生活改善。

他們像一群灰色的生物，在烈日下、在風雨中，用他們粗糙的手讓幢幢高樓拔地而起；我去過那樣的工地，我詢問過，那些每天10多小時，在這兒流汗勞作的人中，可有城裡人？回答是，沒有一個！

晚上，他們蜷縮在簡陋得令人難以置信的工棚裡，一群一群地擠在一起，忍受著高溫、蚊蟲和骯髒。那樣的環境，肯定比不上北京、上海的動物園；民工的生活條件肯定比不上動物園裡動物的生存條件（當然，我比的是普通動物，而決不敢與熊貓、大猩猩那樣的尊貴動物相比）。

這種工棚甚至不能遮風擋雨。今年8月，颱風「麥莎」在浙江登陸，對上海的影響不大，卻仍然將上海交通大學的一個簡易工棚被刮倒，將兩名農民工活活砸死。

這幾年，上海每年都有工棚被刮倒，每年都有農民工被砸死的慘劇發生：2002年7月「威馬遜」颱風吹倒上海浦東一工棚 5人死亡44人受傷； 2003年9月2日，颱風「杜鵑」來臨，上海再次發生狂風刮倒工棚的事故， 工地上25個民工傷亡。

死的都是農民工。其實上海經歷的這幾次颱風，都不是正面而來，所以我們沒有對它們留下特別深的印象，甚至沒有聽說颱風給上海造成了災難；然而，他們卻死了，默默無聲地死了，沒有追悼、沒有對責任的追究、沒有遺體告別儀式，他們沒有留下姓名，沒有留下遺容，他們的死亡只在小報的一個角上留下幾個冷冰冰的數字。

他們像動物一樣鑽進礦井，為每月幾百元賣命。筆者見過不到一米高的坑道，農民工要將橢圓形的安全帽橫過來戴，才能爬進去工作；民工說，「這種地方連狗都不敢鑽進去！」

狗都不敢進去的煤窯，他們鑽進去了，用截短了的工具挖煤，為我們的GDP作貢獻，為我們那些先富起來的人創造更多的暴利！

這是賣命的錢，雇佣雙方都很明白這一點－－礦主即使明白這是帶血的煤塊，也還是要的、還是敢於買命去挖；農民工即使明知要掙到這區區幾百元錢，可能喪命，他們還是賣命地挖煤！

於是，他們雙方就簽下了生死文書！

可是，這命是那樣的不值錢！筆者親自見過一位四川農民工與煤礦老闆簽訂的用工合同。其中涉及安全部分是這樣寫的：「在工作中所出的一切事故，由乙方（農民工）自己承擔責任，如死亡，甲方負責給乙方家屬賠償人民幣一萬元」

這張生死契約是筆者在新疆採訪時見到的，時間是1998年。

今天，在政府干預下，農民工的命錢已經漲到了20萬，可他們的血汗錢卻沒有漲；儘管這十年，物價至少翻了兩番，公務員的工資至少增加了四倍，可中西部的農民工每月掙到的仍是十年前的四五百元，千里迢迢來到沿海的，也只有六七百元；而且，這點微薄的血汗錢常常拿不到手！

這是為什麼啊？我們的GDP增長不是連續十多年世界第一嗎？我們的稅收不是連續多年二位數增長嗎？我們的各級政府不是越來越富起來而大興土木，把一個個衙門修繕得那樣氣派、那樣的現代，那樣的前所未有，那樣的令世界刮目相看！相比之下，許多一流富國的政府部門倒顯得簡陋、小氣，甚至窮酸了……

可是，富起來了的國家為什麼沒有讓一億農民工受益？

還有，那些先富起來的人，已經從當初的萬元戶變成了億萬富翁。他們買奔馳、買賓利，他們有魄力拿出幾千萬、甚至幾個億來擺平一切靠法律不能擺平的事。

他們不僅暴富了，而且還當了委員、當了代表，他們今非昔比了，鳥槍換炮了；什麼都改換了，但就是不願意改一改農民工的生存和生產環境，就是不願意將用血汗和命拼來的暴利，分出來一點來提高賣命錢！豪宅變成了超級別墅，可工棚還是那樣的簡陋，還是經不住風雨；相反，暴富使他們有了一擲千金的氣勢：吃喝嫖賭，行賄、收買權力；今天，他們已經不再是唯唯諾諾地跟在權力後面沾點兒小便宜的萬元戶；現在，他們霸氣十足、頤指氣使，在暴利面前，他們膽大妄為，決不手軟。可以這麼說，今日中國許多對民眾的偷竊和搶掠中，他們已經超過了權力，成為許多悲劇的導演，成為無數次作惡的主體－－

---他們敢於將種田人從農田中趕出去，甚至不讓他們收穫馬上就可以收穫的莊稼；

---他們收買黑惡勢力，毆打膽敢不給他們讓出地盤的搬遷戶，敢於把還住著人的房頂掀掉；

---他們敢於讓農民工辛辛苦苦地在非人的環境裡幹上一年而分文不給；

---他們敢於用一兩萬元，就將死在礦井裡的農民工家屬打發了、私了了；然後花點小錢封住權力和媒體的口；然後再次招工、再次讓農民工爬進狗都不敢進的煤窯，給他們運出帶血的煤……

這就是為什麼，政府富了，那些先富起來的人暴利了，而農民工的血汗仍然如此廉價的原因！

即使是這麼廉價的血汗錢，仍然常常拿不到手！我們知道這區區幾百元、幾千元是如何掙得的；而且，還有霸道地呵斥、打罵（用黑社會的方式毆打討要工錢的民工的事還少嗎？），還有那種像對待豬狗一樣侮辱和逼迫（冷眼、辱罵、停了伙食、趕出工棚！）於是，他們只好用自己的命去追討自己的血汗錢，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幕幕跳樓的、自殘、自殺的悲劇。

可是，那種乞討式索討，那種自殘式的抗爭是無力的，農民生命是不值錢的，他們無法靠哀求和自傷自殘打動那些因暴利而變得更加貪婪和殘暴的人；也無法打動那些拿了紅包而吹黑哨的裁判；在最初的那種無濟於事的關切之後，我們不是聽到有人將農民工用命追討血汗錢的悲劇，叫住「跳樓秀」嗎？

那麼，他們怎麼辦？他們怎麼像人一樣活下去？

他們的選擇只能非常簡單：要麼像牲口一樣生存，任人侮辱、任人驅使、任人宰割；要麼，做人－－但不是做有教養的好人、不是做具有法律意識的現代人，而是去做帶著人的憤怒和尊嚴去對抗法律的壞人、罪人；他們對抗法律，是因為法律不能保護他們……

王斌余選擇了後者－－瞬間的憤怒和勇氣使王斌余放棄了逆來順受、放棄做任人宰割的羔羊，他選擇了做壞人、做惡人、做殺人的人！

一個老實巴交的農民成了連殺四人的殺人犯，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悲劇啊！

這個小人物所釀成的悲劇震撼了中國，成千上萬的中國關注著王斌余，成千上萬的中國人為這個小人物的生死表示深刻的焦慮和憂傷；赦免王斌余、營救王斌余的呼聲鋪天蓋地地在網站吶喊出來，2005年9月，剛剛從「超級女聲」的狂醉中清醒下來的中國，幾乎以同樣的激情念叨起王斌余的名字……

誰說中國人缺乏悲劇意識？

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在呼籲對王斌余的救助，儘管這是絕望地呼籲，但人們還是竭盡全力，因為成千上萬的中國人都看到了王斌余的無助、絕望，看到了他身後有一億個生命和靈魂正經歷著類似的生存經歷……

這的確是一個悲劇，它讓一個弱小的、老實巴交的農民，一個被剝奪的小人物，拿起刀來，剝奪了另外四個人的生命！

我們說這是一個悲劇，還因為它居然讓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對一個連殺四人的凶手錶示同情和聲援，它使中國人在人道和殘暴之間選擇了無奈地殘暴；在凶殺和被害之間違心地選擇了凶手，它使我們的法律和人道精神都受到嚴峻地挑戰……

但是我們仍然要呼籲對王斌余的赦免，呼籲法律能保留下這個弱小的、絕望的生命，因為，在王斌余身後有一億人的苦難和希望；四個人的生命誠然寶貴，但一億人的苦難更不容漠視……

這個悲劇還沒有拉下它的帷幕，而且由於有了更多的老百姓參加進來，這幕悲劇無疑將成為歷史事件，就像那個叫孫志剛的大學生的死亡，成為推動當代中國法制建設的重大歷史事件一樣，這個叫王斌余的農民的名字必將被歷史記住。

歷史還將記住，2005年9月，成千上萬的中國人，為了拯救這個像羔羊一樣任人宰割、最後被迫以極端的方式奪取自己做人的權利和尊嚴的王斌余，煥發出如此震撼人心的人道力量－－為了人，尤其是為了那些像動物一樣活著、像羔羊一樣任人驅使、奴役而沒有任何手段捍衛自己生存權利的人！

這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還引起了一些法律工作者的高度關注，法官站出來了，律師站出來了，他們從法律的角度為王斌余說話，希望能救他一命－－

石家莊的一個法官說「如果僅考慮殺的人數，不考慮殺人的起因和動機，不考慮自首情節、不考慮悔過程度、不考慮日後的社會危害，甚至不考慮辦案的社會效果，顯然是欠妥的。如果聽命於某些行政首長，更是法官的悲哀！」；

北京的一位律師公開表示，要為王斌余免費提供法律援助。這位律師認為王斌余「罪大、但不是惡極」，因此他將率他的「律師事務所其他律師同仁為王斌余免費提供法律幫助，希望能聯繫到王斌余的家人，在二審為王斌余提供辯護。」

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看到知識份子，尤其是著名知識份子站出來說話，而對這幕悲劇，知識份子應該比其他任何階層的人，都更有責任發出聲音－－如果他具有對人民苦難的敏感和同情，如果他承認良心的至高無上，如果他敢於站在弱勢群體一邊，仗義執言……

今日的中國，可還有這樣的知識份子？

1866年，俄國士兵希布寧因不堪軍官的虐待，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打了軍官的耳光，被判死刑。為改變這個不公正的判決，俄國作家托爾斯泰四處奔走，並親自出席軍事法庭為士兵希布寧辯護。雖然希布寧最終被槍決。但托爾斯泰畢竟將劊子手釘在恥辱柱上。托爾斯泰在「希布寧事件」中所煥發出來的道德良知力量，有力地影響了整個俄國社會－－權力受到了公開的挑戰，而站在弱勢人民一方的良知則受到鼓舞。從此以後，對死刑和司法不公地揭露、抗議始終貫穿在托爾斯泰的著作裡。

王斌余案件無疑是對法律和人道精神的一次挑戰，是對我們農民工政策的一次拷問；同時，也是對每一個知識份子道德和良知的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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