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5-10-05 19:19:00作者：
太平天國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偉大的農民運動，其規模之大，影響之深，超過了以前任何一次農民運動。而從整個運動過程看，太平天國政權的興亡與農民的支持與否有著密切的關係。
一
太平天國的興起離不開農民的支持，而要獲得農民支持，就必須重視和照顧農民利益，尤其是農民的土地問題。早在金田起義以前，洪秀全根據廣大農民迫切要求擺脫貧窮苦難的願望，表示了對土地問題的極大關注和對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強烈不滿。在《原道醒世訓》中，洪秀全對私有製作了深刻批判，認為「世道乖漓，人心澆薄，所愛所憎，一出於私」。定都天京不久，太平天國頒布瞭解決土地問題的經濟綱領－－－《天朝田畝制度》。這個改革方案以農民土地問題為中心，要求按照平均主義原則重新分配土地，即土地歸天父公有，將田地劃分九等，由農民平均分耕，所謂「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產品也平均分配，余物歸公，以便「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暖」；最終的目標是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無疑，這種土地改革方案，表達了千百年來生活在苦難之中的廣大農民的強烈願望，是對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種大膽否定。雖然這個方案不可能真正實行，但在太平天國運動初期，這種平分土地的主張對許多農民來說確實有很大的吸引力，對動員廣大農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在太平天國政權建立初期，太平軍雖然沒有完全按照平均主義的土地方案去實行，但許多實際行動還是打擊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促進了農民土地問題的部分解決。在有些地區，太平軍直接沒收地主土地，田盡入公。有時，太平軍還同廣大貧苦農民一道，剝奪地主的錢糧，勒令富戶進貢。在太平軍的支持下，許多地區的農民展開抗租、減租的鬥爭。更重要的是，太平軍所到之處，地主因爭相逃亡而留下了大片土地。這些土地經當地太平軍的許可而由農民佔有耕種。在太平軍的打擊之下，不少地區原有的土地關係發生了改變，「富室多中落，田易佃而主，自有而自耕之者什且七八」（民國《湯溪縣誌》，卷三）。這樣，不少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在太平軍的支持下，從地主手中奪回了土地，從而也就極大調動了農民支持太平天國運動的積極性。
除重視農民土地問題外，太平天國還從政治上廣泛動員和依靠農民。1851年起義之前，洪秀全就明確表示要打破封建禮教，代之以「天下多男子，儘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儘是姊妹之群」（《原道醒世訓》），試圖把農民從政治壓迫之下解放出來。金田起義以後，太平天國廣泛動員農民和依靠農民，以推翻清王朝的統治。首先是重視對農民的思想動員。太平軍所到之處，即對農民廣泛宣傳太平軍的宗旨，揭露清王朝的腐敗與罪惡。為此，太平軍曾大量印行許多宣傳革命的通俗小冊子，諸如《太平詔書》、《天條書》、《待百姓條例》等等；同時還注意隨時隨地對當地農民進行口頭宣傳，當時人稱之為「講道理」。其次，太平天國還依靠農民，建立地方政權。《天朝田畝制度》不僅制定了土地改革方案，還規定了太平天國地方政權的形式與職能。為了便於動員農民和保證正常的軍需供應，太平天國推行鄉官制，設總制與監軍兩級，多由太平軍文官擔任，監軍以下鄉官分設軍帥、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等，全由當地人擔任。這些鄉官帶領鄉兵，或維持地方秩序，或配合太平軍參加戰鬥。鄉官制在太平天國政權建立初期發揮了重要作用。時人張德堅在《賊情匯纂》中也承認：「到處遍立鄉官，是我民盡為賊助。」這表明鄉官制在初期不僅保證了太平天國軍需糧餉的正常供應，而且對保護農民利益、動員農民參加地方政權建設，都起到了積極作用，從而使太平天國政權有了穩固的社會基礎。
二
如果說農民的支持是太平天國政權建立初期取得成功的關鍵，那麼，太平天國政權後來的衰亡則與失去農民的支持有關。
在土地政策方面，《天朝田畝制度》的改革方案，雖然對動員廣大農民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後來對於農民的吸引力越來越小。因為從分配形式看，以絕對平均主義的原則來分配土地，完全是不現實的空想，無法具體實行。從所有制結構看，太平天國雖然主張有田同耕，但農民僅有土地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太平天國強調所有土地歸天父公有，「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實際上，這不僅否定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也否定了農民土地所有制。此外，太平天國還推行「聖庫」制度，將農民的生產資料、生活資料所有權統統廢除。這樣做極大地損害了農民的利益，違背了他們的願望。據載，當時反映太平天國經濟政策的「此示一出，被惑鄉民方如夢覺。然此令已無人理，究不能行」（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誠然，大平天國在政權建立初期為了動員需要而宣傳平均主義和實行「聖庫」制度，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問題在於定都天京後，太平天國仍然將這些主張作為新政權的經濟綱領，就難以得到廣大農民的支持，也根本行不通了。更有甚者，後來迫於形勢，太平天國要求農民「照舊交糧納稅」。這一措施雖然暫時緩解了太平軍的供給困難，但對農民土地問題的解決無助，反而是對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種承認。在一些地區，太平軍規定「富戶貧民宜一體完納」，「示諭佃農照常輸租」（《太平天國文書彙編》，第118頁、第134頁）。太平軍還在江浙等地發給地主田憑，設立收租局，公然保護地主利益，強迫農民交租，規定「租戶仍將該還錢米繳還原主，不得抗欠」（瀋梓《避寇日記》）。不僅如此，在太平天國統治的許多地區，農民的負擔不但沒有減輕，反而不斷加重。有些附加稅，如田捐由太平軍直接向佃農徵收，就更加引起廣大佃農的不滿。
對於近代中國的農民來說，沒有土地就失去了一切，就不會產生積極的政治熱情。太平天國既然不能真正解決農民土地問題，那麼也就不能指望農民對它繼續支持。事實上，定都天京後，太平天國政權迅速異化，其領導人建立了嚴格的等級制，規定不同的等級享有不同的特權，從反皇權到迷戀皇權。天王洪秀全成了「獨一真神」，為了神化自己，自稱「天生真主，命作君主」。整個領導層為「繁華迷惑」，窮奢極欲，愈來愈腐化，完全脫離了廣大農民。隨著太平天國上層的皇權化，其鄉村的基層組織也逐步異化。鄉官制本來是太平天國動員農民的基層組織，可是後來逐漸為地主和地痞無賴所把持，「軍帥請當地有身價者充當，師帥以書役及土豪充當」（《太平天國》，第五冊，第370頁）。這些人利用職權，在鄉間橫行霸道，對農民「敲詐逼勒，無所不至」（《太平天國》，第六冊，第649頁）。鄉官和鄉官制愈來愈不能維護農民的利益，甚至走向農民的對立面，這就極大地動搖了太平天國的政權基礎。最後，當面臨中外敵人的聯合進攻時，太平天國由於再也得不到廣大農民的支持，就只能陷於孤立無援的絕境。
三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許多王朝的更替，但透過歷史表象，我們不難發現，這些王朝的興與衰都和農民有關，中國歷史上的所謂「週期定律」，從本質上看就是由農民問題而引發的，太平天國就是其中一個典型。運動初期，其領導人以拜上帝教為中心，把耶穌上帝的啟示和中國農民的現實需要相結合，以政治上的平等與經濟上的平均作為政治動員的口號，將鬥爭矛頭直指腐敗的清王朝。這不僅激發了太平軍將士的鬥志，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支持，從而使太平天國的隊伍日益壯大，農民運動勢如破竹。然而定都天京以後，太平天國沒有根據鞏固和擴大政權的需要，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來保護廣大農民的利益，以進一步調動農民的政治積極性。太平天國制定的絕對平均主義經濟綱領－－－《天朝田畝制度》，不僅在現實中難以實施，而且也違背了廣大農民的願望。事實上，太平天國從來就沒有實施過《天朝田畝制度》，相反，出於一時需要下令農民要「照舊繳糧納稅」，承認鄉村舊秩序，甚至縱容無賴鄉官姿意勒索，為非作歹，反而加重了農民的負擔，這使許許多多農民對太平天國感到失望。太平天國失去了農民的支持，其政權在下層就失去了合法性基礎。不僅如此，定都天京後，太平天國將農民置於新的等級統治之下，其上層領導開始全面腐化，甚至因爭權奪利而發生嚴重內訌。政治上平等、經濟上平均、一切財產公有等主張，本來是太平天國動員農民起義的激動人心的口號，現在卻成了太平天國領導人利用農民、謀取私利、享受特權的幌子。這樣，太平天國以一種落後的東西去否定另一種落後的東西；靠農民起家，但又不能真正解決農民問題；從依靠農民到失去農民，最終自身也被農民拋棄。這就是太平天國的悲劇所在，也是所有農民政權的悲劇所在。
一
太平天國的興起離不開農民的支持，而要獲得農民支持，就必須重視和照顧農民利益，尤其是農民的土地問題。早在金田起義以前，洪秀全根據廣大農民迫切要求擺脫貧窮苦難的願望，表示了對土地問題的極大關注和對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強烈不滿。在《原道醒世訓》中，洪秀全對私有製作了深刻批判，認為「世道乖漓，人心澆薄，所愛所憎，一出於私」。定都天京不久，太平天國頒布瞭解決土地問題的經濟綱領－－－《天朝田畝制度》。這個改革方案以農民土地問題為中心，要求按照平均主義原則重新分配土地，即土地歸天父公有，將田地劃分九等，由農民平均分耕，所謂「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產品也平均分配，余物歸公，以便「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暖」；最終的目標是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無疑，這種土地改革方案，表達了千百年來生活在苦難之中的廣大農民的強烈願望，是對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種大膽否定。雖然這個方案不可能真正實行，但在太平天國運動初期，這種平分土地的主張對許多農民來說確實有很大的吸引力，對動員廣大農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在太平天國政權建立初期，太平軍雖然沒有完全按照平均主義的土地方案去實行，但許多實際行動還是打擊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促進了農民土地問題的部分解決。在有些地區，太平軍直接沒收地主土地，田盡入公。有時，太平軍還同廣大貧苦農民一道，剝奪地主的錢糧，勒令富戶進貢。在太平軍的支持下，許多地區的農民展開抗租、減租的鬥爭。更重要的是，太平軍所到之處，地主因爭相逃亡而留下了大片土地。這些土地經當地太平軍的許可而由農民佔有耕種。在太平軍的打擊之下，不少地區原有的土地關係發生了改變，「富室多中落，田易佃而主，自有而自耕之者什且七八」（民國《湯溪縣誌》，卷三）。這樣，不少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在太平軍的支持下，從地主手中奪回了土地，從而也就極大調動了農民支持太平天國運動的積極性。
除重視農民土地問題外，太平天國還從政治上廣泛動員和依靠農民。1851年起義之前，洪秀全就明確表示要打破封建禮教，代之以「天下多男子，儘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儘是姊妹之群」（《原道醒世訓》），試圖把農民從政治壓迫之下解放出來。金田起義以後，太平天國廣泛動員農民和依靠農民，以推翻清王朝的統治。首先是重視對農民的思想動員。太平軍所到之處，即對農民廣泛宣傳太平軍的宗旨，揭露清王朝的腐敗與罪惡。為此，太平軍曾大量印行許多宣傳革命的通俗小冊子，諸如《太平詔書》、《天條書》、《待百姓條例》等等；同時還注意隨時隨地對當地農民進行口頭宣傳，當時人稱之為「講道理」。其次，太平天國還依靠農民，建立地方政權。《天朝田畝制度》不僅制定了土地改革方案，還規定了太平天國地方政權的形式與職能。為了便於動員農民和保證正常的軍需供應，太平天國推行鄉官制，設總制與監軍兩級，多由太平軍文官擔任，監軍以下鄉官分設軍帥、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等，全由當地人擔任。這些鄉官帶領鄉兵，或維持地方秩序，或配合太平軍參加戰鬥。鄉官制在太平天國政權建立初期發揮了重要作用。時人張德堅在《賊情匯纂》中也承認：「到處遍立鄉官，是我民盡為賊助。」這表明鄉官制在初期不僅保證了太平天國軍需糧餉的正常供應，而且對保護農民利益、動員農民參加地方政權建設，都起到了積極作用，從而使太平天國政權有了穩固的社會基礎。
二
如果說農民的支持是太平天國政權建立初期取得成功的關鍵，那麼，太平天國政權後來的衰亡則與失去農民的支持有關。
在土地政策方面，《天朝田畝制度》的改革方案，雖然對動員廣大農民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後來對於農民的吸引力越來越小。因為從分配形式看，以絕對平均主義的原則來分配土地，完全是不現實的空想，無法具體實行。從所有制結構看，太平天國雖然主張有田同耕，但農民僅有土地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太平天國強調所有土地歸天父公有，「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實際上，這不僅否定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也否定了農民土地所有制。此外，太平天國還推行「聖庫」制度，將農民的生產資料、生活資料所有權統統廢除。這樣做極大地損害了農民的利益，違背了他們的願望。據載，當時反映太平天國經濟政策的「此示一出，被惑鄉民方如夢覺。然此令已無人理，究不能行」（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誠然，大平天國在政權建立初期為了動員需要而宣傳平均主義和實行「聖庫」制度，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問題在於定都天京後，太平天國仍然將這些主張作為新政權的經濟綱領，就難以得到廣大農民的支持，也根本行不通了。更有甚者，後來迫於形勢，太平天國要求農民「照舊交糧納稅」。這一措施雖然暫時緩解了太平軍的供給困難，但對農民土地問題的解決無助，反而是對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種承認。在一些地區，太平軍規定「富戶貧民宜一體完納」，「示諭佃農照常輸租」（《太平天國文書彙編》，第118頁、第134頁）。太平軍還在江浙等地發給地主田憑，設立收租局，公然保護地主利益，強迫農民交租，規定「租戶仍將該還錢米繳還原主，不得抗欠」（瀋梓《避寇日記》）。不僅如此，在太平天國統治的許多地區，農民的負擔不但沒有減輕，反而不斷加重。有些附加稅，如田捐由太平軍直接向佃農徵收，就更加引起廣大佃農的不滿。
對於近代中國的農民來說，沒有土地就失去了一切，就不會產生積極的政治熱情。太平天國既然不能真正解決農民土地問題，那麼也就不能指望農民對它繼續支持。事實上，定都天京後，太平天國政權迅速異化，其領導人建立了嚴格的等級制，規定不同的等級享有不同的特權，從反皇權到迷戀皇權。天王洪秀全成了「獨一真神」，為了神化自己，自稱「天生真主，命作君主」。整個領導層為「繁華迷惑」，窮奢極欲，愈來愈腐化，完全脫離了廣大農民。隨著太平天國上層的皇權化，其鄉村的基層組織也逐步異化。鄉官制本來是太平天國動員農民的基層組織，可是後來逐漸為地主和地痞無賴所把持，「軍帥請當地有身價者充當，師帥以書役及土豪充當」（《太平天國》，第五冊，第370頁）。這些人利用職權，在鄉間橫行霸道，對農民「敲詐逼勒，無所不至」（《太平天國》，第六冊，第649頁）。鄉官和鄉官制愈來愈不能維護農民的利益，甚至走向農民的對立面，這就極大地動搖了太平天國的政權基礎。最後，當面臨中外敵人的聯合進攻時，太平天國由於再也得不到廣大農民的支持，就只能陷於孤立無援的絕境。
三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許多王朝的更替，但透過歷史表象，我們不難發現，這些王朝的興與衰都和農民有關，中國歷史上的所謂「週期定律」，從本質上看就是由農民問題而引發的，太平天國就是其中一個典型。運動初期，其領導人以拜上帝教為中心，把耶穌上帝的啟示和中國農民的現實需要相結合，以政治上的平等與經濟上的平均作為政治動員的口號，將鬥爭矛頭直指腐敗的清王朝。這不僅激發了太平軍將士的鬥志，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支持，從而使太平天國的隊伍日益壯大，農民運動勢如破竹。然而定都天京以後，太平天國沒有根據鞏固和擴大政權的需要，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來保護廣大農民的利益，以進一步調動農民的政治積極性。太平天國制定的絕對平均主義經濟綱領－－－《天朝田畝制度》，不僅在現實中難以實施，而且也違背了廣大農民的願望。事實上，太平天國從來就沒有實施過《天朝田畝制度》，相反，出於一時需要下令農民要「照舊繳糧納稅」，承認鄉村舊秩序，甚至縱容無賴鄉官姿意勒索，為非作歹，反而加重了農民的負擔，這使許許多多農民對太平天國感到失望。太平天國失去了農民的支持，其政權在下層就失去了合法性基礎。不僅如此，定都天京後，太平天國將農民置於新的等級統治之下，其上層領導開始全面腐化，甚至因爭權奪利而發生嚴重內訌。政治上平等、經濟上平均、一切財產公有等主張，本來是太平天國動員農民起義的激動人心的口號，現在卻成了太平天國領導人利用農民、謀取私利、享受特權的幌子。這樣，太平天國以一種落後的東西去否定另一種落後的東西；靠農民起家，但又不能真正解決農民問題；從依靠農民到失去農民，最終自身也被農民拋棄。這就是太平天國的悲劇所在，也是所有農民政權的悲劇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