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是我十分敬重的人，雖然我同他毫無個人接觸。到過他家裡一次，那時他住在富強胡同。我是同新華社幾個人一起去的，想必是為了談工作。何以談工作而跑到他家裡去，大概那是1978年他出任中宣部長以前，他還不直接領導新華社；而我們知道他很高明，為人又隨和，想去聽聽他的高見吧。這件事不是我聯繫的，現在記不清了。只記得我們剛坐下，他的秘書來說華主席請他去一趟，我們只好告辭。後來他當了中宣部長，我去中宣部開過幾次會，也從來沒有單獨交談過。
但是我仰慕他的大名卻已經很久很久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我在中宣部工作，耀邦是共青團中央書記。《中國青年》雜誌的一位編輯常來向我組稿，常常說起他們的耀邦怎樣勤奮，怎樣喜歡讀書，讀了多少多少書，等等。直到他去世前的十年及其以後至今的十五年，我漸漸知道了他更多的事，自己的閱歷和領悟也漸漸加深了，對他就越來越敬仰。
耀邦的一生多姿多采，這個大偉人和有關他的事以及他所處的時代，都很值得我們思考。
不記得我國哪一位皇帝，好像是宋太祖，說過這樣一句話：治理天下還得靠讀書人。毛澤東似乎是認可了這一點的。他在那首著名的《沁園春》中說，「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不過他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又十分鄙視和醜化知識和知識份子。建國以後，以「大老粗」為榮的風氣卻在很大的範圍內繼續存在，甚至成了時尚，後來更發展到「讀書越多越反動」。凡知識份子都必須改造，都必到農村須向農民學習。學者王學泰在他論《水滸》與江湖的書中評說了這種風氣，他說：「表面上看它在推崇反權威、反傳統和崇尚勇武、奮鬥的價值觀，實際上其本質是蔑視規範，提倡粗鄙的遊民文化」。我認為這話十分精彩。到了「文化大革命」，那粗鄙的遊民文化越發神氣起來。
胡耀邦是老紅軍中的紅小鬼，走過雪山草地到達延安的時候剛剛二十歲，立即進入了青年團的領導層，成了大幹部。老紅軍大多數是中青年，長征結束時毛澤東四十二歲、周恩來三十七歲，後來大名鼎鼎的王鬍子王震將軍僅僅比耀邦大七歲，經過長征到達陝北也還是個二十七歲的青年。可是這班中青年特別是青年中，勤奮讀書的，耀邦是唯一的一個。
在那個反智和炫耀粗鄙的時代，《列寧全集》出版了。耀邦對來訪的朋友說：「報告你一個好消息，我已經讀到列寧全集第幾捲了。」有人回憶說，耀邦在中央工作期間，在一次會上要求那些高級幹部讀點書，馬列主義、中外歷史、政治經濟學、文學等都要讀一點。還要求大家熟悉全局，多想想全局的問題。耀邦自己果然讀了，而且用得上。1984年李銳在中組部，討論到廣西「文革」中的遺留問題，耀邦主張寬一點好，他說：「柳宗元《駁復仇議》中有句：『親親相仇，其亂誰救』。我們要向古人學習。」這兩句話的意思是，如果大家都要報殺父之仇，出了亂子誰來解決呢。李銳覺得這兩句話不大適合廣西的情況。不過我想，他把這個鏡頭記了下來，大概也是認為傳聞不假，耀邦確實是讀了書的，而且博聞強記。
平反冤假錯案困難重重，是一場嚴重的短兵相接的搏鬥，戴煌寫了這件事。耀邦鼓勵大家要像蘇東坡說的那樣： 「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韌不拔之志。」後來又說：「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說，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我們的說法是：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他確實博覽群書，用得上。
最叫我佩服的是剛剛粉碎「四人幫」，他就提出了掌握和推動全局的戰略性建議。我寫過一篇三百多字的短文，其中說：在天下紛紛擾擾之際，一個人以在野之身，卻能高瞻遠矚，提出把握全局的方針，中國歷史上最突出的有三位。一是東漢末年向三顧茅廬求賢問計的劉備提出史稱「隆中對」的諸葛亮，一是明太祖朱元璋稱王之前向朱元璋獻策的儒士朱升，另一位就是當代的胡耀邦。
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剛剛揪出來之後，葉劍英元帥派兒子葉選寧去看望胡耀邦，那時耀邦被「四人幫」打倒以後閑居在家。耀邦說：「現在我們黨的事業面臨著中興。中興偉業，人心為上。什麼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鄧，人心大順；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了花。務必請你把我這個話帶給你爸爸。」知情人說，當時口頭說的大意如此，後來形成文字，更明暢了。試問：如果沒有這三條，我們能有今天的經濟繁榮嗎?
所謂「批鄧」，是指當時的主政者還在遵照毛澤東生前的旨意，繼續在全國開展對鄧小平的大批判。要「停止批鄧」，就不能不違反毛澤東的旨意。可是，這時的主政者提出了兩個「凡是」，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他們的思想僵化了，已經不能用自己的頭腦思考。
不久，胡耀邦復出，可以做事了。在擔任黨的總書記之前，他做了兩件大事。一是當中央黨校副校長的時候，他策劃和組織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二是他剛擔任中央組織部長，就以雷霆萬鈞之勢平反冤假錯案。這兩件事都非常了不起，都同他那被戲稱為「新時代隆中對」的三條建議密切相關。特別是真理標準的討論，打破了「思想的牢籠」，這是從根上的改革開放。它的偉大意義無論怎樣估計也不會過高，改革開放本身和改革開放以來的『切成就都應當歸功於它，我們這個黨和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將來，都決定於我們是否堅持它。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二標準，這是一般科學的原理而並非僅僅是馬克思主義的原理。馬克思主義者、辯證唯物主義者，應當更加堅持這個原理。實實在在按它思考和做事。
為什麼恰恰是耀邦而不是別人，能及時把握這個全局，作出這個新的「隆中對」，非常準確地提出這三條建議?我想乃是在他的諸多特點之中，有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博覽群書和經常思考全局。光遠有一篇《好學勤思》，說他注意到「耀邦讀書的範圍不限於經典著作，各種他認為有意思的書也找來看看，難怪他有廣闊的眼界。」那位交通大學出身、懂英文的無錫人、原中宣部部長陸定一說耀邦是大知識份子，想必也是這個意思。但是如果耀邦也光讀線裝書、也光嫻熟中國典籍，而排斥西方的學問特別排斥西方的人文科學，他是不是也會把國民經濟治到崩潰的邊緣呢?
我曾經對採訪者這樣談胡耀邦，我說，胡耀邦是一個偉大的人，我非常欽佩他。他主要的特點是有一顆赤子之心。問題是他把別人看得同他自己一樣，也同樣有一顆赤子之心，因此，要求他成為一個大政治家恐怕是很難的。
孟老夫子說：「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這話很對。黨記憶體在不同思想和政見是事實，是正常現象。需要黨內有不斷改善的規章制度，大家都得照辦。可以各抒己見，公開辯論，彼此都在光大化日之下爭取黨內多數人讚同，任何人都不能個人說了算，生前和死後都不能搞「兩個凡是」，人人必須光明正大，並且只能光明正大。
(博覽群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