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彤斌表示，中共對海內外出現的退黨大潮一直很清楚，可以說是非常緊張，所以才有網路封鎖，才會有「保先」運動。中共於7月7日派中組部副部長李景田出來就退黨消息「闢謠」，實在是出於無奈。她說：「在當今的資訊時代你不回應，但國內插播內容就是慶祝全球2百萬人退出中共，老百姓就在議論、在傳《九評》。」
立法會議員何俊仁指出，自由、誠信和商業道德是香港成功的要素，而港麗事件中讓他感到悲哀的是，「出來搞這些動作的人，不是執法者，不是警方，而是來自商界」。他警告說，若大紀元可以受到打壓，也意味著其他團體同樣有可能遭打壓。
他說，即使沒有充分的證據，仍可以感受得到香港自由的氧份正在減少，那是有政治的黑手在後面造成政治氣候的變化。他又說：「如果政府還不去帶頭及民間組織不去帶頭做一些事維護我們空間的自由的話，香港將一路倒退，香港的評分亦會一路降低下去。」
何俊仁批評港府在每次香港評分被降低時，都出來解釋及指責人家搞錯。他說：「這是沒有用的，自己騙自己，其實人家並沒有搞錯，那是千餘商人的評分，絕對是他們自由的選擇。」他舉例，香港司法獨立，本質上是沒有錯的，但是如果不釋法，就是司法獨立100分，但是終審法庭在釋法後受到壓力，在香港居住、生活及辦事的人就會知道。
對於此次港麗酒店事件，何俊仁表示，將會在施政報告的辯論及日後的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的辯論中，以及聯合國談論到人權自由的問題時，都會提出。如有機會詢問行政長官時，都會問他怎樣處理這些問題。
香港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表示，在香港即使遭遇類似事件，當事人亦未必願意站出來，表示自己是受壓者，或表示自已正在自我審查，在這樣的環境下，當局制訂一些預防措施就更加重要。除了事發後的監察之外，事前的預防措施亦很重要。
被問及在港麗事件中大紀元的損失時，朱彤斌表示，損失不是用金錢來衡量。她說：「我們請到加拿大的國會議員及台大教授來港，而事件對香港社會造成了影響。在金錢的賠償方面，則需要進一步研究，我們保留依法律追究的權利。但現在最主要的問題不是這個，而是香港在國際形象以至言論自由、資訊自由方面受到損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