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地主中，唯一的真實人物是四川的劉文彩--一個影響了幾代中國人的反派明星。
１９６５年初，在大邑縣劉文彩地主莊園陳列館，四川美術學院的師生們用泥巴塑造了一組解放前農民向地主交租的群像，這組以劉文彩為原型名為《收租院》的泥塑大大小小共１１４個，一個個栩栩如生，無言地訴說著劉文彩當年所幹的種種壞事與罪惡--從小斗放貸、大斗收租、私設地牢、草菅人命，到喝人血、吃人奶……
不久，部分複製的泥塑在北京中國美術院展出，引起新聞界的關注。中央電視臺以此題材為藍本，赴大邑縣劉文彩地主莊園拍攝了記錄片《收租院》，該片大獲成功，解說詞也被選入小學語文課本。此後，泥塑《收租院》漂洋過海，到日本、加拿大等多國展出。「惡霸地主劉文彩」從此被迫登上中國政治舞臺，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反派明星，他幾乎代表著中國人民推倒的三座大山中的一座，是中國近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惡霸地主的總典型。當年，全國上下到處都向劉文彩舉起憤怒聲討的拳頭，男女老少無不爲劉文彩登峰造極的人間罪惡流下控訴的眼淚。以劉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接待觀眾達５０００萬人次，相當於一個中等規模國家的全部人口。時至今日，一提起劉文彩，有人還會湧起滿腔的仇恨。
然而令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樣一個誰都沒有懷疑過其真實性的十惡不赦的大惡霸地主，原來卻是中共當年出於政治需要塑造出來的一個虛假的反面教員，歷史上的劉文彩與中共塑造出來的劉文彩完全不是一回事。
1999年11月，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了笑蜀先生所著的《劉文彩真相》一書，該書澄清了加在劉文彩身上的眾多不實之詞，為我們還原了一個真實的劉文彩。 作者在書中說：他無意替劉文彩做翻案文章，因為無論是從當時的標準，還是以現在的尺度來看，劉文彩都算不上什麼「好人」；但也絕不是後來被妖魔化的那樣壞。讀了此書我們方才如夢初醒，原來，在那個人性扭曲的年代，為了揭露所謂吃人的舊社會，從而襯托出生活在紅旗下的幸福的新中國，中共不惜將死了近十年的 劉文彩從墳墓裡挖出來，暴屍荒郊野外。當年報紙上連篇累牘「鐵證如山」的劉文彩的罪惡事實，電影一遍又一遍放映的劉家豪宅裡的酷刑用具，如水牢、收租院、 老虎凳、灌辣椒水……完全都是按著「階級鬥爭」的政治模式集體創作出的虛構作品。同樣揭露真像的作品還有香港鳳凰臺前一陣子熱播的專題片《大地主劉文彩》。據此片披露，劉文彩不但不是惡霸，還是對當地教育做出傑出貢獻的大好人。當年宣傳說劉在他的水牢內虐待長工，而事實上他家里根本沒有水牢等等……
當年，在劉文彩地主莊園陳列館中，知名度最高的莫過於其中的「水牢」。據水牢解說詞稱：劉文彩在佛堂側秘密修建水牢，工人在完工後全部被殺害了。勞動模範冷月英是惟一僥倖從水牢裡活著出來的人。
但據《劉文彩真相》披露，從1981年開始，陳列館派出專人採訪了70多名知情者，翻閱了大量文史檔案。經過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證一個也沒找到，物證同樣不見蹤影。莊園陳列館向主管部門送呈的《關於「水牢」的報告》稱：綜合我們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據的。
冷月英最早提出水牢之說，據稱是在1951年的一次會議上。冷月英說：「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劉伯華五斗租谷，剛生孩子3天，就被蒙上眼睛拋進了劉家水牢關了7天7夜。」1954年元月，大邑縣舉辦「農業合作化」展覽，以實物模型為主，配以圖片解說，他們根據劉伯華是劉文彩的親侄兒，提出「冷月英坐劉文彩家水牢」的設計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門認可後，籌辦人員就按設想「佈景」。1958年莊園陳列館建館，主管部門全盤照搬1954年製作的劉文彩水牢模型，並給本來空空如也的劉文彩老公館西側的那間原本是存放鴉片煙的地下室灌上水，仿製了鐵囚籠、三角釘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後向社會開放。冷月英也開始到處聲討劉文彩的滔天罪行。後來有記者找到冷月英，她拒絕正面回答，情急之下脫口而出：「你們追著我問什麼？又不是我要那樣講的，是縣委要我那樣講的。」
1988年，四川有關部門終於下達了「水牢恢復為鴉片煙庫原狀」的復函。於是，地下室的水抽乾了，鐵籠搬走了，地下室門口掛上一塊「鴉片煙室」的木牌。
那麼，歷史上真實的劉文彩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呢？根據《劉文彩真相》一書和專題片《大地主劉文彩》提供的諸多史實，劉文彩並非當年《收租院》所塑造的面目猙獰的大惡霸地主，他既搜刮民脂民膏、助長煙毒，又慷慨興學、濟困扶危。
一位當年深受官方謊言矇騙的網民在看過專題片《大地主劉文彩》後寫了篇值得一薦的帖子，帖子的題目就叫「劉文彩爺爺是個好人!」，裡面介紹了專題片《大地主劉文彩》中的大量事實。
帖子說，「昨天偶爾收看到正在熱播的《大地主劉文彩》的其中一集,在這集裡主要是介紹劉興辦教育的事跡,看了以後,對劉問彩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令人難忘。
劉文彩一生樂善好施,熱心於公益事業,為了家鄉的教育事業,為了擺脫老百姓沒有文化帶來的無知,他修建文采中學,幾乎耗盡所有家產.文采中學佔地兩千多 畝,當時征地為使老百姓利益不受到損失,劉爺爺採取的是用兩畝地換一畝地的辦法,學校建成後,劉爺爺廣招教育人才,其教育規模當時在四川地區乃至在全國私 立學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學校,<國民政府教育部長語>。
學校建成後,劉爺爺從不干預教育和教學,他只在春秋開學典禮會上簡單說幾句,大概意思也就是要學生們發奮學習,將來報效中華民族,遺憾的是他當時應該說:同學們你們要好好讀書,將來跟著毛主席幹革命,建設新中國,這樣的話,文革中他的子孫們也許要日子要好過些的。
再一個就是他對子女及其親屬要求極其嚴格,在文采中學的教訓中劉爺爺明確規定,校產是學校的校產,是老百姓的校產,劉家子孫不得佔有,劉家子孫僅有的權力就是每年對學校的財務進行一次清理,僅此而已。
劉文彩關心貧困百姓疾苦,每遇逢年過節都要對貧困人家走訪和接濟,鄉臨之間糾紛也都要請劉爺爺進行調解,因為他辦事公道正派。
他還慷慨解囊投鉅資修建街道,現在未撤除的兩條街道仍不失當年之繁華,當地群眾說起劉爺爺都是交口稱讚!
為什麼說對劉文彩的評價是真實可信的呢,在採訪的物件中即有仍健在的老人,也有所謂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更有大岜地區的政府官員。
最後我要說的,所謂收租院以及劉文彩殘酷剝削勞動人民全是騙人的鬼話,是政治的需要!!!!!!!! 」
二
如果說當年中共塑造的「大惡霸地主劉文彩」與真實的劉文彩完全是兩回事，那麼作為文學形象的黃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就更是背離生活真實憑空杜撰出來的虛假典型了。
黃世仁是《白毛女》中的惡霸地主，他一心想霸佔佃戶楊白勞的女兒喜兒。除夕之夜，黃世仁強迫楊白勞賣女頂債，楊白勞被迫喝滷水自殺。此後，喜兒被搶進黃家，遭黃世仁姦污。喜兒與同村青年農民大春相愛，大春救喜兒未成，投奔紅軍。喜兒逃入深山，過著非人的生活，頭髮全白。兩年後大春隨部隊回鄉，找到喜兒，伸冤報仇。兩人結婚，過著翻身幸福的生活。
如今三十歲以上的人大都看過《白毛女》，而且多半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淚，咬牙切齒看完的，從此種下了階級仇恨的種子。據說當年在中共統治下的「解放區」，有戰士被戲中的故事激怒得差點開槍打中了演黃世仁的演員，足見其感染力之大。可以毫不誇張的說，《白毛女》激發了幾代人對「舊社會」地主階級的仇恨。一部 戲能如此深入普及如此膾炙人口，並對大陸人民的思想產生如此大的影響，在中國現代戲劇史上堪稱首屈一指。
作為在《白毛女》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人，儘管誰都沒有見識過「黃世仁」和「喜兒」，但多年來大家幾乎從來都沒有懷疑過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在我們的印象中，像《白毛女》這樣的悲劇在「萬惡的舊社會」一定多如牛毛。直到看到世界週刊和《中華讀書報》等媒體上的有關揭密文章，我才知道多年來我們深信不疑的 《白毛女》，原來完全是中共當年根據政治需要杜撰出來的。
據《中華讀書報》2002年4月3日發表的「白毛女的故事」一文介紹，《白毛女》的題材來源於晉察冀民間一個關於「白毛仙姑」的傳說。大意是講在一個山洞裡，住著一個渾身長滿白毛的仙姑。仙姑法力無邊，能懲惡揚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間的一切禍福。抗戰時，有些「根據地」的「鬥爭大會」常常開不起來，其原因就是村民們晚上都去給「仙姑」進貢，使得鬥爭會場冷冷清清。西北戰地服務團的作家邵子南首先注意到了這個題材，為配合「鬥爭」需要，把村民們從奶奶廟里拉回來，他編了一個戲曲劇本，主題是「破除迷信，發動群眾」，此為《白毛女》的鄒形。
不久，政治嗅覺高度靈敏的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周揚看到了這個劇本，儘管他對原劇本主題侷限於「破除迷信」感到不滿，但卻從中看到了一種新的東西，儘管他一下子還說不準確這新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很快，周揚決定由"魯藝」創作並演出一部大型舞台劇，就以"白毛仙姑」爲題材。創作班子很快搭了起來，由"魯藝」戲劇系主任張庚總負責，編劇仍爲邵子南。 邵子南在他原先的戲曲劇本的基礎上，很快就寫出了劇本的演出本，主題當然已經不是民間傳說中的行俠仗義，而是反映階級剝削給勞動人民造成的沈重災難。但試排幾場之後，周揚很不滿意。他認為無論從立意還是從藝術形式和表演格調上講，《白毛仙姑》都沒有走出舊劇的窠臼，缺乏新意。為此，他明確提出："魯藝」要 在黨的七大召開之前，創作演出一部大型的新歌劇《白毛女》；要賦予新歌劇 以新的主題，體現勞動人民的反抗意識，以鼓舞人民的鬥志，去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
張庚根據周揚的意見，果斷地調整了創作班子。編劇換成了從"魯藝」文學系調來的賀敬之、丁毅。接受《白毛女》的創作任務後，賀敬之很快就以詩人的情懷和戲 劇家的表述力，完成了新的劇本。新劇本確立了"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這樣一個新的主題。可別小瞧這十六個字，它通俗、形象、琅琅上口，老幼皆宜，其極度的誇張不但沒有導致對其可信度的懷疑，反而極其切合改朝換代之際，民間那種含混而非理性的對「舊」的憎恨和對「新」德期盼，稱得上是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傑作。
1945年4月28日，也就是中共七大召開的前一天，《白毛女》在延安中央黨校禮堂舉行了首場演出。來自全國的527名正式代表、908名列席代表以及延安各機關的頭頭，幾乎傾巢而出，觀看了首場演出。
演出獲得了極大的成功。第二天一早，中央辦公廳就派專人來向"魯藝」傳達中共領導的觀感。第一，主題好，是一個好戲，而且非常合時宜。第二，藝術上成功，情節真實，音樂有民族風格。第三，黃世仁罪大惡極應該槍斃。
中央辦公廳的人還就第三點意見做了專門的解釋："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是農民問題，也就是反抗地主階級剝削的問題。這個戲已經很好地反映了這個問題。抗戰勝 利後民族矛盾將退為次要矛盾，階級矛盾必然尖銳起來上升爲主要矛盾。黃世仁如此作惡多端還不槍斃了他？說明作者還不敢發動群眾。同志們，我們這樣做，是會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呀！」中央辦公廳當時沒有明確這是哪位領導同志的意見，直到很久之後演員們才知道，這實際上是劉少奇的觀點。在以後的演出中，黃世仁、穆仁智就被當場槍斃了。
就這樣，帶著對地主階級的滿腔仇恨，一股《白毛女》旋風迅速席捲了延安，席捲了陝北，席捲瞭解放區，最終席捲了全國。到了文革時，幾乎每年除夕，當人們排著長隊去領取嚴格按人頭配給的一點年貨時，都會從無處不在的喇叭裡聽到《白毛女》的旋律--那是中共在提醒人們不要忘了「萬惡的舊社會」，並由衷的感恩他們帶來的所謂「新社會」。
三
《紅色娘子軍》裡的南霸天，是另一個「怙惡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萬貫家財，組織和支援反動武裝，與海南島中共領導的游擊隊爲敵，後被「紅色娘子軍連」連長吳瓊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當過丫鬟）擊斃，落得了個可恥的下場。
據海南視窗報導，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縣當地一個叫張鴻猷的地主。張鴻猷的親孫子張國梅說，《紅色娘子軍》很多內容是虛構的。在他爺爺死後４年，紅色娘子軍才組建。當時，拍電影的人說他家房子氣派，又是大地主，選在這裡選在這裡拍電影真實。於是，就在他們家拍了幾個鏡頭，又讓老百姓到幾里外的南門嶺當演員，說是從南霸天家裡的地道走到南門嶺的。張鴻猷堂兄張鴻德的孫子張國強曾告訴記者，他是目前唯一健在見過張鴻猷的人，不僅熟悉張鴻猷，還見過張鴻猷的母親。張鴻猷是個善人，他沒有欺壓百姓，家裡也沒家丁、槍支、碉堡，只有幾個請來幫他四姨太帶小孩的小姑娘。這些說法也與中國文聯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月出版 的《尋找英雄》一書相通。紅色娘子軍的第一任指導員王時香老人在此書中這麼述說：「我們連長龐瓊花，就是電影裡的吳瓊花。她是我們鄰村的人，參軍前我倆就 是好姐妹，平時我們到鎮上趕集就能碰到。她是貧農出身，並不是南霸天家的丫環，也沒有南霸天這個人。這是和電影裡不一樣的。」陵水縣史誌辦的一位工作人員說，張鴻猷沒有血債，他家只是教師世家。
再說周扒皮，凡是在國內度過童年的人，大都記得《半夜雞叫》中的這個惡霸地主。他爲了催促長工們早起去幹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雞籠子裡學雄雞打鳴，引 起雄雞紛紛啼叫。雞一叫，長工們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周扒皮凶狠貪婪地殘酷剝削雇工的故事讓年少的讀者們無不義憤填膺，在新中國誕生後的幾代人的腦海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不過，周扒皮的原型系今大連瓦房店市閻店鄉一個姓鄒的地主。據當地的老人說，他雖然有小地主刻薄、吝嗇的通病，但沒有聽說過半夜雞叫的事情。
文學創作當然是允許虛構的，但作為反映現實的作品，無論怎樣虛構都不能違背生活的真實，否則就成了胡編亂造，《半夜雞叫》便是這樣一部作品。哄哄小孩子和 沒有農村生活經驗的人可以，卻騙不了親身經歷者和歷史的知情人。《佛懷煽仇錄》的作者陳沅森先生從小生活在農村，熟悉地主的生活，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破綻。他說，「就拿姓周的小地主來說，他真的會半夜三更趴到雞籠子裡學雞叫嗎？不會的。要叫，躺在床上叫就是，聲音可以傳過去嘛。筆者小時候居住在農村，偶爾醒得特早的日子，聽到遠處的雄雞打鳴，叫聲由遠及近，最後，鄰居家的雄雞、自家的雄雞都跟著叫起來……遠遠地學雞叫，即使學得不十分準確，由於距離遠， 雄雞聽不分明，可能跟著叫；趴在雞籠子旁邊學雞叫，它聽得分明，是人在叫，反而不會跟著叫了。--這道理是十分明顯的。
「課文裡還描寫姓周的地主打開雞籠子，劃火柴去照……這些愚蠢行動驚動了雞，它也不會開口打鳴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這些細節是虛假的、捏造的：學雞叫不必趴到雞籠子旁邊，也不用打開雞籠子去看，熟門熟路要劃什麼火柴？
「就事論事，即使你把長工們早早驅趕到地裡，自己不跟著起早去監督，長工們躺在田頭怠工，你有什麼辦法？
「那時候的地主，需要雇佣幾個長工的，一般先雇佣一個比較能幹的『長工頭』。總體任務交下去後，每天由長工頭分配其他長工幹活，根本不用東家操心。當然， 長工頭的工價比一般長工高。筆者務過農，做過工，深深知道『活在手裡』這句話的份量，如果『對著干』的話，工人和農民自有千百種方法可以消極怠工。因此， 用欺騙、壓榨的方法，東家和長工是不能長期相處的，最終吃虧的必定是東家（田裡沒收成）。小氣、吝嗇的地主是有，但一定得適可而止，如果太厲害，吝嗇的臭 名遠揚，就沒有人上你家來打工了。
「那時候的地主，一般採用『籠絡』的方法穩定長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過節送糧食、衣物，有急事允許請假，年終結算時另外暗中給紅包……用這些手段來挽留那些老實本分、肯幹活的長工。
「那時候，許多地方鬧土匪，地主們都嚇得『雞崽子』一樣，小心謹慎，生怕惹禍。他們夾緊尾巴做人，『樹葉子掉下來都怕砸破了腦袋』，哪裡還敢欺壓農民？他 們大多以慈悲為懷，樂善好施。叫花子來討米，總是一碗碗米打發，絕對不讓他們空手而去。不要小覷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線，如果輕慢了，說不定哪天晚上來一幫手執刀槍的蒙面大盜，把家裡搶得精光……地主們連叫花子都不敢輕慢，哪裡敢得罪長工？
「姓周的小地主，要是真的敢於半夜學雞叫，剋扣和壓榨長工如此厲害，他早已一敗塗地，甚至家破人亡了。--高玉寶畢竟太嫩，編造謊言，漏洞百出，不堪一駁。」
儘管中共出於自己的政治需要，千方百計往「地主階級」頭上潑污水，但歷史的真像有時仍會在不經意中泄露出來。陳沅森先生就曾講過文革中的一件趣事：
「極左年代，許多中、小學的工宣隊對學生進行『階級教育』，請來當地『土改根子』當過長工的老貧農來學校作『憶苦思甜』報告。老貧農在講台上講著講著，忘 乎所以，話題突然走偏，手舞足蹈地說：有人說地主壞，但我看也有好地主，我那東家對我就特別好，每年都送我十多斤臘肉過年，吃得嘴巴流油。不像1960年 過苦日子，飯都沒得吃，差點餓死了……
「工宣隊一聽，不對頭，老農民在『憶苦思甜』，對他使眼色，制止不住，只好上臺『救場』，搶過麥克風對同學們說：老貧農講累了，下去休息休息，我跟大家講一講地主是怎樣壓迫剝削農民的……說著，便把老貧農攆下了講臺。
「那個年代，如果是出身不好或有歷史問題的人，在大庭廣眾之中說地主的好話，作「反動宣傳」，會立即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甚至還可能槍斃。但那老貧農是『土改根子』，講的又是實話、真話，奈何他不得，只好不了了之。 」
四
既然中共精心塑造的「地主階級」的形象完全是虛假的，那麼真實的地主又是怎樣的呢？
其實，只要翻開歷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紀的老人問一問，你就會明白， 1949年之前，大多數農村尊稱土地和財富較多的人為「財主」、「老爺」。佃戶（租種土地的農民）和長工，則尊稱土地的主人為「東家」。那時候，雖然也有 「地主」這個辭彙，但除了酒宴上「略盡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誼」的客套話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與羨慕，絕對不含貶義。
總的來說，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壞人，但絕大多數都是心地善良、樂善好施的好人。當然，像任何一個社會階層一樣，許多地主也都是集優缺點於一身，比較複雜的 人物。他們的個性、作風、處事方法，無一不與當時的時代背景、人文環境、風俗習慣息息相關。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著許多儒家道德的傳統優點，也有不少社會流行的惡習。拿劉文彩來說，他既有著慷慨興學的美名，不少濟困扶危的義舉，但也有吸鴉片煙、玩女人、討幾房小老婆等當時有錢人的通病。
從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來看，大體有以下三種： 一是祖上傳下來的家業。二是在外地做官、經商發了財，回鄉興家置業，購買大量土地，成爲地主。 三是勤勞儉樸，聰明好學，善於經營，在本地被稱為「田秀才」的能幹人，一輩子省吃儉用，有點積蓄便買田，土地漸漸增多，慢慢上升爲中農、富農……積攢土地 最多的，達到中、小「地主」水平。當然，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盤剝而上升為地主的，但這種人只是極少數。另外地主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動產，在交易、過戶的過程中，都是簽署了契約，按章繳納了稅負，並由當時的政府主管部門頒發了權證，既是公認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再來看地主階級當年在農村中的作用 。
地主們青少年時期大都受過嚴格的教育，是農村中文化素質較高的群體。他們讀的是《四書》《五經》、「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憐貧恤老、救濟鰥寡孤獨、助教興學、救災賑災、修橋補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倡導文化活動（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舉凡農村中一切需要錢、物的公益事業、慈善事業，都是由他們帶頭髮起，熱情贊助並充當捐資、獻物、出力的主角。
經過十年寒窗進入（官場）上層社會的，大多數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當年的地主階層，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於一體，理所當然地成為社會的主流。
許多科場失利、無意於仕途的讀書人，回到鄉梓後，因其品德高尚、學問豐富、主持正義、辦事公平，往往被推舉為地方領袖，掌握著村、鄉、區的地方事務的 管理權。而當年的政府（縣級以上）是那樣軟弱，既沒有「社會救濟」概念，又沒有過問地方事務的經濟實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務便責無旁貸地落在本鄉本土有聲 望的富紳（地主）的肩頭上。
興辦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需要大量資金，光憑空口叫叫喊喊，是沒人信服你的，關鍵時刻要帶頭拿出白花花的銀子來。有聲望的富紳帶頭捐了鉅資，人人跟進，形成「眾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資金，才能辦好地方事業。那時候，差不多所有的鄉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業心強的地主，帶頭捐資。
當年地主將土地出租，解決了貧苦農民的就業問題，與資本家辦工廠給城市貧民提供就業機會，與當今外資進入中國解決城鄉富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是一碼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資的回報，工商企業利潤提成是資本的回報，同樣是一碼事。
「地主」這一階層當年在農村佔有的土地和財富較多，是多種社會力量長期碰撞取得的均勢與平衡，是兩千多年來皇權專制社會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的結果，是一種符合當時社會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經濟結構要素。
兩千多年前，孟子說：有恆產者，始有恆心。這話的意思是：只有財產較多的人，做事才有責任心。因為他要對自己的財產負責，對自己的家庭負責，對自己的聲譽負責……絕對不會亂來。當年，地主階層以其財富、道德、學識和聲望，責無旁貸地擔負了政府職能缺失部分的職責，在農村中起著穩定社會的中流砥柱作用。
縱觀中共從起家到今天的八十多年歷史，可謂撒謊成性，類似「罪惡的地主階級」這樣的謊言還有許許多多。今天該是戳穿這些謊言，還歷史於清白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