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主愛國運動，已經過去十六週年。但那轟轟烈烈的場景，我記憶猶新。六四過後，中共的清算運動在大學展開。我由於參與民主運動，在合肥工業大學「赫赫有名」，中共黨委要報復我一九九O年八月，在日本橫濱召開「第五屆國際生態學大會」，中國生態學會同意我為中國代表出席。但校黨委借「出國人員政治審查」不讓我過關。在我多次抗爭之下，才發下政審結果，由於時間延誤，我首次出國未成，我的「巢湖生態系統調控」論文已在國際發表，並收作論文集。
國內外專家支持主辦生態學雜誌
一九九三年五月，在義大利召開「第五屆國際湖泊環境大會」，我的論文被列入報先論文，這次成功出席，已是我退休兩個月的事了。我與西安理工大學範榮生合編的《水資源水文學》，是全國通用的大學教科書，在一九九六年十月由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出版，這更是退休後第三年的事了。九三年我接到主編《生態學研究》雜誌的任務，一直主編了十年。它給我帶來無限歡樂也帶來無際悲哀，我因此被關進大牢，渡過一年零十五天。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我開辦《生態學研究》雜誌，組稿、審稿、編輯、出版、發行，基本是我一個人，其中我的研究生們和我妻子馮素華給予了不少幫助。缺乏經費，十年間我拿出了五萬多元貼補進去，很多人認為不值得。但我一不抽煙，二不喝酒，三無不良嗜好，出錢辦雜誌也是一種享樂。我樂而忘苦，樂而忘憂。國內外友人的熱心幫忙也是辦雜誌成功的困素。美國、日本、奧地利和臺灣以及國內的專家學者是雜誌的編委。雜誌發行數最多時是四百份，一般是二百份，最少時僅印五十份。論文以生態環境為主，刊發過反對三峽建壩的論文，反對阻礙社會信息流通的干擾臺，論文是我與研究生合寫；還有介紹臺灣民主化過程的文章；有一篇介紹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司洛特教授的《當代暴君列傳》，點名批判毛澤東、斯大林、希特勒等暴君。出版後，合肥工大的張裕怡副教授拿去向黨委告發我，說我攻擊毛。張是我的學生，是九三學社的，人品不佳。後來合肥市國家安全局傳訊我十二小時，拿出省委文件通知安全局整我，逼迫我停辦刊物，並掏出手槍相威脅。我當場聲明，一時難以停下來，我繼續辦。
發表支持民主自由批毛批專制文章
為了向讀者宣揚民主、白由、人權的理念，我增設「社會生態」專欄。全文刊發《世界人權宣言》；郭羅評中共簽署兩個人權公約的文章；《雪白雪紅》紀實小說部分內容；在《文革三十五週年祭》文中說：「一黨專制的未日已經為時不遠，末日審判不一定要等到世界專制壓迫的人們，應該為早日結束一黨專制而共同努力。」公開譴責毛澤東、斯大林、希特勒等暴君的血腥屠殺（本段文字是我的判決書的中心內容）我還刊發了安徽省知名人士歐遠方的文章《五四運動與民主自由》，「民主是手段還是目的。毛暴君說，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這個歪曲民主的理論，朕即真理，殘酷迫害知識份子。」「民主可以集中指導嗎？毛在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後，不抗日，成天向國民黨要民主，在他奪取政權後又提「民主基礎上集中，集中指導下民主」這個錯誤公式，實質上是只集中，不民主。開放黨禁、報禁，還政於民，臺灣的國民黨主席蔣經國能做到，中共能做到嗎？」還刊登瀋良慶的《獄中詩抄》也是我的罪過之一，還有由我撰寫的「三評中國可以說『不』等等」以上內容，都是肺腑之言，是知識份子良心，卻觸怒中共當局，決定對我這位已退休十年，年屆七十的老人下毒手了。
獄中身體不好，不讓取保候審
二OO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時，我出門買菜，被國家安全局的警察秘密逮捕。在東陳崗的美菱大道上，四個穿黑衣無標誌的「流氓」，連同合肥工業大學保衛處的李科長，一同把我駕上一輛無標誌的黑色汽車，駛過合工大的大門時，我心中無限悲涼，說了聲「別了，合工大」。最後駛入安全局。就在我被捕的同時，安全局七八個警察，搜查了我的家，把我妻子控制在一旁不許動，他們翻書架、書櫃，拿走我的日記、雜誌、書籍、明信片、電話本、電話卡、賬目、外幣以及未發表的文章《反右運動四十五週年祭》，以及一本一九二一年極其珍貴的地圖。事後馮素華多次索要這本地圖，安全局的警察既不承認拿了也不否認拿了，但就是不歸還。我被關押在有二十多名犯人的看守所監牢裡，條件極其惡劣，喝自來水，冬天也洗冷水澡，上廁所要排隊。牢房昏暗，不見天日，靠兩隻電燈二十四小時照著，送飯從一個洞口遞進來。早飯是米湯，很難見到米粒，天天吃白菜皮子，無油。關進去一個月就減輕體重至少十斤，一個月無大便，頭髮鬍鬚盡白，體力不支，蹲下就站不起來。我患有心速過緩，腦供血不足，已在牢房內幾次暈倒。白被關押，不能與家人通信，直至案件由安全局進入檢察院以後的八月，才能和家人通信，但不能見面。律師會見我，見我身體很差，願意給我申請「取保候審」。檢察院叫工大出面保我，工大不肯，檢察院又讓我妻子交一萬元取保，當我妻子去交錢時，安全局不許以「 取保候審」。
檢察院說，我們都在安全局監管之下，法律不起作用，只好進入起訴。但在此時，工大一位基建處長被人告發貪污八百萬元，被關押，不到三天，工大就用蓋有「鐮刀斧頭」的公文保了出去。可見，工大不保我這個思想犯，卻去保貪污犯，說明事關重大，不保他會引火上身。黨委在離休幹部會上說「此事到此為止，不許再說，誰說誰負責。」在黨大於一切的情況下，法律無用，肅貪更是笑話。法院判我一年徒刑，說我「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我是一個七十歲老人，一無政黨，二無武裝，如何顛覆國家？只不過說了真話，反對專制，反對腐敗，要求民主自由人權，我何罪之有？安全局一位人員對我妻子說「此老人不過先知先覺」，看守一個警員私下對我說「你是意識形態問題，是持不同政見者。」另一位警員說「你是文字獄」。
二OO三年二月六日，我刑滿出獄，回家後，除了友好者表示善意外，一般人都不敢理我，真是一片白色恐布，而在工大則是不同。可見，工科大學的人文知識低下「工科治國」會誤人歧途，令人擔憂。二OO三年五月起，工大停發我的退休金和一切福利。中共口口聲聲要保障「生存權」，而我是已工作四十四年的退休老人，不能再工作了，豈非死路一條！中共要建立「和諧社會」，但它不許服過刑的人去工作，如合肥的瀋良慶，為爭取民主自由人權，多次被關押、勞教，出來後每次工作，都被安全警察威脅廠家，迫他失業。中國社會已墮落為法西斯主義，用恐怖手段維持統治。近日又聽聞香港資深記者程翔被中共指控從事間諜活動，真是越想越心寒！
（王大齊：中國生態學家、合肥工業大學教授）
(開放9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