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唐子之見，如果沒有中共當局的指令，應該不會有人出來應戰。首先，丁學良沒有指名道姓地批評，沒人會替大家來出頭。這些所謂經濟學家雖然都不夠真格，但以最小的付出獲取最大的收入這一利益算計並不會差。其次，真要回應丁學良也不容易。因為他得拿出自己「有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的實證性的研究成果來，而且這要經得起自由辯駁。這對于于光遠、吳敬璉、何新等人來說，無疑難於上青天。因為他們做的不過是黨政府的經濟學研究工作而已。什麼經濟學家都是官賜的，哪裡有經得起敲打的研究成果拿出來讓世界公認？
當然如果官方把這個回擊的任務交給某位皇糧教授或者研究員，跟風的人立馬就出來一大批。但不會有什麼有理有據的回擊的，只會有謾罵式的猛烈批評。
真實的情況是，頭腦裡連經濟學概念還不得要領的經濟學教授們也許還有膽量出來作獅子吼。當然不會讓無知無畏者出來丟人現眼。對經濟學真正有概念的或者有研究的人來說，應該知道丁學良在說什麼，當他們回應之後，會問他們要什麼，所要又是他們一定回答不出來的。所以整個學界、學人只好黃金般沉默。
不過，丁學良、郎閑平教授讓這些「還沒有對經濟科學做什麼樣的貢獻就想著獲諾貝爾獎」的大陸學人難堪，也的確沒有設身處地替他們著想。如果丁、郎在中共黨委領導的大學裡任教授，情況可能更糟。兩位教授不敢批評中共黨委領導體制下的大學教育制度，只是對大陸學界、學人發威，實在也是孬種。
在中共國，只有經濟學者，沒有經濟學家。在所有人文學科或社會科學領域裡，應該都是這樣的情況－－只有學者，沒有學家。這才是「大陸學界的悲哀」、「大陸學人的悲哀」。誰只要在中共大陸大學裡教授人文學科或社會生活，都出不了這個局。這個局是撒但設置的，具有原罪或者有業在身的人是跳不出來的。
在中共國，經濟學過去都在前面加政治兩個字的，政治經濟學前面又要加馬列主義的。這兩加最後都統一到系黨委書記或者大學黨委書記領導上，而這些大小黨頭眼睛盯的也不是經濟學研究，而是中共中央宣傳部或者政治局的什麼文件。他們盯這些盯出來的想法是要領導具體做這樣或者那樣的研究的經濟學教授的。這樣下來，還有什麼經濟學家，只有經濟學家者了。
中共國也只需要經濟學者，不需要經濟學家。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共的政治經濟學任務就是批判所謂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於是就只有於光遠為頭的從《資本論》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材裡學來的東西，說些「資本主義毛孔裡從頭到尾都是血」、「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垂死階段」的陳詞濫調，就交差了。在改革開放之後，政治經濟學隱去了政治兩個字，到吳敬璉等學人那裡也由宏觀大話說些微觀細語，開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羊頭下偷賣一些從發達國家的經濟學教授的書籍裡學來的資本主義雜碎，不過如此而已。
中共要的就是這樣的經濟學。這樣的經濟學研究，只要學者不要學家。只要大學裡系統學過經濟學，論文是獨自寫出來的，人老實聽話跟黨走，又能夠走好上層路線，這個經濟學教授的職稱就可以給這個人。只要黨覺得這個人不是個刺頭子，不是個喜歡標新立異卻很會領會中央經濟意圖指示的人，很多課題就給了他，對外學術訪問、學會研討的機會也給他，允許他經常在媒體上露名。於是，這個人就成了著名的經濟學家了。
其實這個所謂經濟學家的所謂研究工作，不過是指示自己的研究生或者麾下的其他教授從歐美經濟學教授的研究成果裡東抄西襲一些名詞術語觀點，結合中共國的所謂特殊國情－－經濟狀況、中央指示、政策精神等－－作些變化，匯成文章給自己，而後自己再加一些經驗或者感悟之類的東西，南修北改之後，冠以自己的名字（仁慈一點，把助手、學生名字掛在後面），就成自己的研究成果了。
中共國的所謂經濟學家，其實就是這樣一些經濟學「學者」。他們連真正的經濟學者都不是，又豈能是真正的經濟學家？如此看來，丁學良的批評還溫和了。
中共國不可能容忍「有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出現或存在。依唐子之見，今天「有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起碼要敢於系統批評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而後有自己基本的經濟學名詞術語觀點，不僅自成系統，而且有學派有學術繼承者。然而，在中共國由於眾所周知的專制制度原因，系統批評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人根本就別想在大學校園裡立足，別想有講臺和研究室給他。這個起碼的條件都沒有，後面「自成系統」、「有學派有學術繼承者」就更別想有了。
中共連修煉「真善忍」的法輪功姐姐、大娘們都不能容忍，又豈能容忍有自己思想見解的真正夠格的經濟學家？在中共國，一個經濟學家也別想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