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條腐敗生物鏈牽涉到以下幾類人：具有煤礦發包權的國家礦山負責人、一切能夠插上手的地方官員、煤礦主、礦工。由於與民主政治下的市場經濟國家的能源開發體制不同，多了兩道環節，所有具有「中國特色」的故事均由此產生。
市場經濟國家的能源開發體制一般是這樣：企業主必須通過購買（極少數是祖產）獲得該礦山的所有權，然後雇佣工人開發，市場上的能源價格、企業成本（包括人力資源的成本）以及供求關係決定了企業獲利水準。而人力資源的成本則由該國的平均生活水準、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勞工供求關係、工會力量大小等複雜因素決定。
但中國礦山開採權屬於國家，而國家是抽象的，國家權力需要官員代表，於是礦山開採權就成了權錢交易的籌碼；又因為國家部門繁多，官員們獨吞利益絕對是招禍之由，於是利益均沾，一切只要能夠與礦山沾點邊的人物──其實是對礦山開採權發包者與承包者能夠構成傷害的權力部門，山西一個熟悉煤炭產業的記者計算過，大概有27個部門和單位能夠插手煤礦的事情──都附著於這條生物鏈上，而赤裸裸地送錢容易出事，好在中國人這方面的創造力幾乎是無窮的，於是官員們的利益就從他們在煤礦企業的「股權」中體現出來。
對於承包者來說，上交的承包費用不能少，官員們的進貢不能少，企業的利潤也不能少──煤礦主算過，賺一塊錢，就要拿出4、5毛來打點各種關係，這些「關係」除了官員，還有以揭露煤礦問題為由索賄的真假記者──於是只剩下兩個可以壓榨的環節，一是礦工的工作環境，二是礦工的人力資本。於是，中國的礦工成為世界上最悲慘最危險的職業。
首先是工作環境險惡，幾乎沒有任何安全設施；其次則是工資低。有人計算過不同所有制企業的採礦成本：一些國營礦在2004年的採煤成本是每噸133元，而私營小煤礦每噸煤成本則只有40元左右。這「節約」下來的成本，就是與礦工生命有關的工資與福利。煤礦老闆上貢給以「股東」身份出現的政府官員及各種利益關係人的部分，就出在從礦工身上摳出來的這一部分「生命成本」。在中國政府不允許任何勞工組織存在的情況下，本來作為監督者的國家應該負責保護勞工權益，負責檢查礦山的安全設施，但因為負責的官員們都成了煤礦企業的股東，於是這種檢查就成了例行公事，於是中國就成了世界上礦難最多的國家，每年因各種事故死亡、殘廢的礦工人數成為世界之最。
最近，上述腐敗生物鏈被曝光了。筆者到中國的新聞網站上查到了如下信息：一個近年來醉心編「中國富豪榜」的英國青年胡潤，在他編製的「能源富豪榜」裡含糊提到：上榜富豪中，山西煤炭老闆佔到了三分之一──這個數字可以反映出煤礦作為資源行業中的油水究竟有多大；
而官員與煤礦主的關係也從下列新聞標題可見一斑：「山西900多官員入股煤礦，涉及金額達9,000餘萬元」，「貴州公職人員登記入股煤礦金額超過 9,000萬元」，「國家聯合督查組抵達遼寧核查官員入股煤礦問題」。其餘如甘肅、吉林、廣東、陝西、內蒙古等省均存在官員入股煤礦這類同樣的問題──這些新聞可以表明煤礦這條腐敗生物鏈到底有多粗；
而不斷發生、國人早已麻木的有關礦難的新聞則表明著一點：煤礦老闆的富裕、官員們的灰色收入與煤礦工人的生命之間有著關連，僅在中國新聞網上，10月26日這一天發布的有關山西煤礦事故的新聞就有四條。這一數字雖然不全面，但多少也能說明一些問題。
只要上述這條牽涉到無數生命的巨大腐敗生物鏈存在，中國的人權狀態就不能說有多少改觀。曾有那麼一部根據真實故事編寫的小說（後改編成電影）《盲井》， 反映的就是煤礦工人的生存現狀，那是一部鐵石心腸的人看過以後也會有所觸動的電影。
(華夏電子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