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虛幻「盛世」的鬧劇

近幾年來，隨著官方演奏的「盛世」主旋律的風靡，知識界再次扮演了吹鼓手的角色，就連對岸的「李大師」來大陸，也加入鼓吹「漢唐未有之盛世」的行列。在大陸御用精英的筆下，一 面是趕超英美的預言，一 面是文化復興的號召。

類似大躍進時代的豪言壯語
配合著盛世主旋律，不止一位中國著名「經濟學家」預言，中國經濟總量可能在二O一五至二O二O年期間超過日本。胡鞍鋼在《中美日俄印有形戰略資源比較》一文中計算出：如果按照人均購買力來評估，中國經濟總量甚至能夠在二O二O年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林毅夫認為：按GDP計算，中國經濟總量將在二O五O年超過美國。中國科學院最近發布《中國現代化報告二OO五》稱：中國將在二一OO年「經濟現代化水平進入世界前十名」。這種類似大躍進時代的「趕英超美」的豪言壯語，在知識權威的包裝下似乎越炒越真。

配合著官方民族主義煽情，不止一位社會名流振臂高呼復興中國傳統文化。二OO四年十月，作家王蒙、人大副委員長許嘉琅、科學家楊振寧、國學家季羨林、哲學家任繼愈等人領銜發表《甲申文化宣言》，號召重評和重建文化傳統，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近兩年，一群中年「儒者」提倡所謂「王道政治」，煽起「少兒讀經運動」，還有人再次狂妄得目無地球，寫出名為《儒家文明整合全球》的專著；同時，國人開始玩起祭祖宗運動，從「祭黃帝」到「祭孔」，排場華麗和造勢誇張。《二OO五中國曲阜孔子國際文化節祭孔大典祭文》，也是民族主義和盛世的雙重奏：「小康初成，大同在夢。欣逢盛世，強國威風」。

然而，這種小康，不過是溫飽的「豬圈」；這種盛世，不過是繁榮「娼」盛的粉飾太平，這種威風，不過是官權對民眾的榨取盤剝和大款的富貴攀比而已。最近，不斷發生的民間維權人士遭到官權的逮捕和黑社會的圍毆，更凸現了「盛世」掩飾下的政府黑社會化的末世。

事實上，在今天的中國城市裡，人們的日常生活已經越來越遠離傳統，特別是高喊「民族復興」的中共權貴和知識精英，他們的衣食住行，他們的賺錢方式和消費方式，他們的家居用品和學術工具，早已「西化」到大多數生活細節，甚至細節化到內衣內褲。

一些知識精英的懦弱和權賣化
上世紀八十年代，知識精英們充滿改革激情，他們大都捲入了八九運動，但六四後的中國，猙獰的屠殺嚇破了知識精英的膽兒，使之不得不屈從於官權的收買，致力於權力、金錢與知識的合謀，變成跛足改革的受益階層之一，精英的御用化和戲子化與人文精神的小品化和犬儒化同步氾濫。精英們無法為大眾提供良知示範，也無法為社會提供高品味的文化產品。所以，六四後大眾文化的風靡，既是官方意識形態崩潰後的正常現象，也表徵著知識界的無靈魂狀態的急遽普遍化既是道義良知的匱乏，也是知識誠實的空白（學術腐敗的氾濫）。

就這麼一群只會專說當今聖上愛聽的話的精英，還好意思拿出一副衛道土的臉來，動不動就指責商業文化和大眾娛樂多麼庸俗。即便拋開官方的普遍政治腐敗對社會精神的致命毒化不談，把中國社會的靈魂空白、道德糜爛和趣味低下的主要責任歸咎於大眾文化，也是極不公平的。從民間的角度講，事實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大眾文化所曾起到的顛覆官方意識形態的作用已經足夠，填補顛覆之後的精神廢墟和文化空白的主要責任，本應該由知識精英群體來承擔。但是，由於知識精英無法為民眾提供高質量的精神食糧，粗俗平庸的大眾文化來填補空白，也就勢在必然。

從整體精神氛圍上看，對於民眾精神的傷害之慘烈，無過於在中共的野蠻大屠殺和權貴們對財富的肆無忌憚的掠奪面前，知識精英的自私懦弱和近年來精英本身的權貴化。在貧富日益懸殊的極端社會不公橫行之時，精英們對受到嚴厲打壓的六四難屬群體和法輪功信眾、對利益嚴重受損的弱勢群體的悲慘處境無動於衷。恰恰相反，他們熱衷於為權貴私有化和權錢交易的腐敗辯護，為「三個代表」和「胡溫新政」背書；即便那些號稱站在底層立場、關注社會公正的新老毛派，除了避重就輕地聲討市場化、私有化和全球化之外，也決不會直面每天在場的獨裁製度，更不會以實際行為為受迫害者仗義執言。

金錢和權力的雙重奴隸
一些精英甚至身體力行地加入腐敗行列，九十年代以來的學術腐敗氾濫之所以變成社會毒瘤之一，就在於有些知識精英已經淪為金錢和權力的雙重奴隸。

御用精英們一面參與腐敗盛宴，一面又為自己的犬儒性言行進行非驢非馬的辯護。而在沒有基本的制度常識、權利常識和做人常識的畸形社會中，成為知識界口頭禪的「文化多元化」也變成「指鹿為馬」的鬧劇。一方面，在官方意識形態霸權的強制性在場的背景下，「多元化」根本沒有法律的保障和文化的依托，而只是知識界刻意迴避爭取自由權利的言說和行動的託詞，所以，知識界提倡的「相對主義」和「多元主義」就淪為絕對機會主義。另一方面，在商業誘惑的作用下，知識份子鼓吹絕對化的「經濟人理性」，全社會陷於不擇手段的發財夢之中。所以，知識界找出的種種自我辯護的理由，不過是推卸責任的藉口而已：掩蓋自身品質的腐爛和創造力的萎縮。精英們所提倡的「環保秀」、「民粹秀」、「振興本土文化秀」等人文精神，不僅絲毫無助於精神危機的緩解和恢覆文化原創力，反而在加深這一危機和文化創造上的無能。精英們對「人文精神」的所有言說，不過是與胡溫的「親民秀」相配合的「人文秀」，是靠製造人文精神假象來掩蓋無靈魂的生存。假煙假酒假藥假食品假處女與假文憑假學術假良知假批判正好匹配。

無論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還能延續多久，無論中國的權貴、精英等先富起來的階層享受著多麼奢侈而現代的生活，只要中國仍然是個一黨專制的國家，國人所能期望的最好生活仍然不是現代人的生活，而是傳統的父權時代的坐穩了奴隸地位的生活，主奴關係中的十幾億人口，仍然像奴隸聽從主人那樣逆來順受，沒有自己的獨立頭腦、尊嚴和人格。希圖「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一黨獨裁，用絲毫不肯讓他人分享的絕對權力，也用「離開我就將天下大亂」的虛構前景，綁架了全體人民和整個國家。過多的人質，使國人的絕大多數不得不依賴於政權的施恩，也使國際主流社會不得不溫柔地與中南海打交道。

物質進步沒有帶來精神提升
於是，容納著世界上最大人群的國家，且經歷過舉世無雙的災難，但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為「一盤散沙」的社會。官方的禁令和民間的逆來順受，造就了「只知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個體。一個個原子化的個人面對擁有嚴密的組織、全部國家機器和主要社會資源的政權，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計，無力到如蚍蜉撼樹。在全球化的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肯於或有能力付出一舉解救出十幾億人質的贖金，而只能嘗試交往與遏制並行的漸進和平演變。

中共獨裁對國人和中華民族的最大傷害不是物質的匱乏，而是對人的生命和人的精神的殘酷而全面的閹割，改革以來物質的進步並沒有帶來精神提升，靈魂貧困遠甚於肉體貧困。「正在崛起的中國」，一部分人在物質上的確「先富起來」，但並沒有與之同步的精神上「先富起來」。

這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權力、金錢和知識之間的同謀。這樣的知識精英群體只能是社會精神墮落的主動幫忙者或被動幫閑者，根本不可能成為社會良知的象徵和填補靈魂空白的啟蒙者。所以，大眾娛樂明星的名字對平民階層的巨大魅力，既證明了官方意識形態灌輸的失敗，也凸現了知識精英的啟蒙思想和知識品格的貧困。與其譴責社會精神的庸俗化和痞子化，不如拿出自省的勇氣和負責的理性來檢討自身的犬儒化！

二OO五年十月九日於北京家中

(爭鳴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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