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余傑的書，眼前浮現出這樣一幅畫面：在十六年前的六四之夜，在川西平原的一個小鎮，一位十六歲的少年，徹夜守候在收音機旁，傾聽著天安門廣場的槍聲和哭喊聲，熱淚滾滾而下，稚氣未脫的臉上顯現出無比的悲憤與剛毅。他從心底發出一個偉大的誓言──為自由而戰！
余傑今年三十二歲，十六年前的一場六四事件，使十六歲的余傑「一夜之間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禮」。余傑說：「那天晚上，我在淚水中看清楚了究竟什麼是善、什麼是惡，究竟什麼是自由、什麼是奴役，究竟什麼是黑暗、什麼是光明。從此之後，沒有人能夠再次欺騙我、再次愚弄我，那座中共靠謊言來建構的宮殿像紙房子一樣坍塌了。有一種聲音在啟示我，有一眼泉水在召喚我。我的生命從此改變。」余傑寫道：「對我來說，天安門的坦克和鮮血是最為直接的啟蒙。我發誓要說真話、要拒絕謊言、要擺脫奴役、要捍衛自由、要過一種有尊嚴的生活。」十六年過去了，余傑以三百多萬字的文章，實踐了他十六歲時的偉大誓言。
余傑是六四之子。是六四使余傑成為今日的余傑。然而六四並非私人事件。六四是公共事件。由於發生在信息時代，六四還是全球性的公共事件。通過報紙，通過電視，通過收音機，全世界該有多少人感同身受地經歷了六四。該有多少人在同一時刻感受到同樣的震撼，同樣的悲痛，同樣的憤怒。有如此多的人在同一時刻為同一事件而同仇敵愾，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相當罕見的，縱非絕後，也是空前。
然而，在六四過去十六年後，那些當初有過相同經歷和相同感受且一度攜手併肩的人們卻呈現出巨大的分化。
一位電視臺記者在今年六四前夕，花了幾乎整整一夜的工夫，把自己保存的有關六四的錄像帶重新播放了一遍。事後他對我說起他在屏幕上看到了一個又一個熟面孔：某某手持抗議信帶頭衝進領事館，某某在學自聯成立大會上慷慨陳詞，誓言要和鄧李楊殺人政權血戰到底，某某在抗議集會上聲淚俱下，痛不欲生，等等等等。如今呢？某某成了美國某名校教授，多次發表論文高度肯定共產黨領導的偉大成就；某某成了著名的海歸，擔任金盾工程的技術指導；至於某某則下落不明，在這十六年的任何紀念六四的集會上都見不到她的蹤影……。這位記者朋友和我都十分感慨：真不知如今的他們怎樣面對當年的自己。
讀余傑的文章，你能強烈地感到青春的血性。血性當然並不只屬於青春，但青春尤其屬於血性。說來也是，青春難道還能沒有血性？青春如果沒有血性，那還叫什麼青春？但遺憾的是，在余傑這一代人中，血性竟然是稀有元素。一位在大學教書的朋友告訴我，六四之前，他在講壇上闡述自由理想，堂堂爆滿；六四之後，他在課堂講同樣的內容，卻聽者寥寥。他感慨說：「現在的年輕人太實際了。」「不，」我說：「是現在的年輕人太犬儒了。」年輕人變成犬儒實在是最可悲之事，他們還不曾追求，就已然放棄；他們還不曾長成，就已經衰老；他們還什麼都不知道呢，就已經什麼都不相信了。可是，和前幾代年輕人相比，余傑這一代年輕人難道不是有著更廣闊的視野，更豐富的知識和更多樣的個性？和余傑相比，他們欠缺的是什麼？依我看，他們欠缺的就是青春的血性。
廖亦武在《證詞》一書裡提到一位姓卓的警察，在他出獄後常去看望他，這位警察朋友勸廖亦武就一句話－－「別那麼熱血。」真是一語破的。這年月，你知道的事情誰不知道呢？在私底下有幾個人真的和你看法不一樣呢？區別在於：他們能對那些事背過臉去，保持沉默，而你卻不能。區別在於：你的血比他們熱。
在今日中國，一種很流行的理論是，把人的行為解釋為慾望與理性的組合。慾望讓人追求自己所欠缺的事物，理性或算計則告訴人獲得它們的最佳方法。簡言之，人類行為的基本原理就是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按照這種觀點，連自由民主的建立也無非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人們相互之間多次博奕的產物。然而，這種觀點無法解釋為什麼在暴政之下有人不是調整自己以適應暴政從而獲得最大化的利益；而是甘冒風險，寧可失去物質利益乃至人身的安全，選擇對暴政的頑強抗爭。必須看到，人除了有慾望和理性之外，還有一種東西。按照伯拉圖，這種東西叫做「氣魄」，也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血性」。在很大意義上，它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道德義憤。道德義憤驅使一個人在和自己直接利益無關的事情上，甘冒風險而採取某種行動。你明知這種行動未必會給自己帶來什麼利益，往往還很可能會給自己招致若干損害，但正是在這種行動中，你才會最強烈地感覺到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人。正如福山所說：一個只有慾望和理性的人，注定了只會生活在「體制」之內。但一個具有氣魄或曰血性的人，就會為了自己的尊嚴和同胞的尊嚴，投入反抗壓迫的偉大鬥爭。
最後，錄梁啟超詩一首，與余傑共勉：
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誓起民權移舊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
2005年10月27日於紐約
(轉載：《人與人權》雜誌 12月號 www.trnyurenqua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