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時候，我覺得周圍的人都認為，美國既然是以"自由"而出名的地方，那就是行為可以非常放任，沒有什麼約束。我差不多也是帶著這樣的概念踏進這個國家的。但是，才住了沒幾天，一個女孩子告訴我，她的一個好朋友被拘留了。前一天正好是週末，那個年輕人和他的朋友在自己家的河裡划船，釣魚。但是，他們越出了自己的地界，由水路進入了公園的範圍。結果被警察發現，宣告他們違反了當地的兩條法規，我只記得其中一條是沒有事先取得在公園釣魚的許可證。總之，兩條"罪名"在我當時看起來都根本算不了什麼。但是在美國，按當地法律完全符合拘留條件，（當然，拘留是有時限的），這樣的違法行為不是很嚴重，可以交保候審，但是，規定的保釋金不低，所以，那小夥子最終還是選擇坐在拘留所裡候審。初到美國，這件事確實使我感到很意外。
隨著在美國住的時間越長，越發現這裡法律法規遠比中國多得多。大大小小的公共場合行為細節，都有各種"法"在那裡照管著。尤其印象深刻的，是這裡執法很嚴。一旦違法，不管"違"的是作為一個新移民看上去多麼微不足道的"法"，都沒有什麼通融餘地。一旦給警察逮個正著，沒有什麼人向警察求情或是陪笑臉的，因為這都白搭。更沒有誰吃了豹子膽給警察遞錢上去的，因為攤上"賄絡警察"的罪名，事兒可就大了。一般都是公事公辦，該接傳票就接傳票，該接罰單的就接罰單。這也是大量移民天天湧進美國，卻還是能夠維持不"亂套"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為原來的法制基礎很強，可以有能力把一些"不定因素"迅速納入原來的法制軌道。除了聯邦法律之外，各個州，市，縣，鎮，都有它們各自的法律。從一個新移民的眼光來看，一切都是相當嚴格的。我是從一個以"酒文化"自豪的國家出來的，一開始感到反差特別大的，就是有關"酒"的法律。比如說，幾乎所有的州法律，都不允許賣酒給21歲以下的年輕人。在紐約市都是如此。由於執法很嚴，所以，即使是中年人去買酒，都會被要求出示駕駛執照，因為那上面有出生日期，可以確定年齡。如果讓警察看到一個21 歲以下的年輕人從你手上買到了一罐啤酒，你肯定得去法庭。我們的一個朋友在餐館打工時，就是因為一時疏忽，沒有查看駕駛執照，就賣了一瓶啤酒給一個看上去很"老相" 的年輕人，被傳到法庭，判罰了500美元的罰款。最近，我們居住的這個城市，已經立法規定18歲以下的年輕人不能買煙。
當然，這並不是說，在美國就沒有21 歲以下的年輕人喝酒。這個年齡的年輕人是最有逆反心理，也是最想做一點"違禁"的事情的，這種情況全世界都一樣。但是在美國，他們如果這樣做的話，不能毫無顧慮，萬一給警察抓住，也只好認罰。每年在佛羅里達州的海灘上，警察總能抓住一批這樣的年輕人。今年夏天，我們就在電視裡看到一些這樣的年輕人，交了不低的罰款之後，十分沮喪地步出法庭。
另外，商店在週一到週六，晚上十一點以後不准賣酒，星期天商店整天不准賣酒。這裡也是每週休息兩天。人的活動顯得相當有規律，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是放鬆玩的時候，到了星期天晚上交通流量急劇減少。也許，當初立這條法，也是讓大家在這一天收收心，好好休息，準備迎接下一週的工作吧。我住的這個州，直到去年剛剛修改這條法律，允許有賣酒許可證的飯店在星期天賣酒，其它零售店依然不行。
同時，法律規定，不允許在工作時間喝酒，因此，你不會看到美國人在工作的地方午餐時喝啤酒，因為午餐時間也在工作時間之內。很多州的法律也不允許在公共場所喝酒，因此，在公園裡野餐，你只能帶些不含酒精的飲料。甚至在大街上你拿著一個打開的酒瓶都是違法的，不管裡面是空的，滿的，還是裝了半瓶酒的。同樣，在汽車上，在駕駛員伸手可及的範圍內，有一個打開過的酒瓶，也是同樣違法的，哪怕這只是一隻空酒瓶。由於執法很嚴，一般人都很小心，我記得有一次，我們的一個美國朋友要搬到其他的州去，大家在一起聚會送他。有一個女孩子送了他一瓶好酒，他當場打開讓大家嚐嚐。分手已經近半夜了，他拿著那剩下的半瓶酒上了車，但是馬上就跳了下來，把那半瓶酒放進車後的行李箱，對我們笑笑說，"我可不想惹麻煩。"
在所有的發達國家，美國大概是一個對酒管制最嚴的國家。也許，這和美國的歷史也有關係。美國最初的一批移民，是受到英國宗教迫害逃出來的清教徒，他們比天主教徒更重視對於"十誡"和其他宗教誡律的實行，更重視"修身養性"。因此，在美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一個完全禁酒的時期。後來，隨著時代的發展，完全禁酒已經不可能做到，絕對禁酒的法律反而給釀私酒和走私酒的人造成暴富的機會。因此，才逐步有所放開。但是相比之下，依然是管制嚴格的。在現代社會中，由於公路和汽車的發展，人們移動的速度已經大大加快，美國法律對於酒的嚴格管理，確實有效地減少了由於酗酒而產生的車禍。
當然並不是僅僅與酒有關的，才有那麼多"法"。美國法律的觸角幾乎伸到每一個角落。去年我們去鳳凰城，住在一個老朋友那裡，他們也是來自中國。到了這裡，就遇到在中國從來也沒有過的新問題。問題來自他們讀小學的女兒，在中國時，她和所有的雙職工子女一樣，脖子上挂一把鑰匙，放學了自己回家做作業。在美國，法律規定12歲以下的兒童必須時時有人照看，以免發生由於孩子不懂事而導致的危險。離開學校以後，家長自己不能照顧的話，必須托給別人照顧。所以在美國有大量的各類托兒所，念中學的女孩子利用假期替別人照看孩子，也是她們"打工"的一項重要內容。我們的朋友當時經濟上尚不寬裕，更由於習慣了中國的做法，覺得付這筆托兒費"夠冤的"。於是，決定冒險"違法"。天天孩子放學，走到家門口就會非常小心地四處張望，然後一溜而入。接著，這孩子遵照父母的關照，不開門，不接電話，唯恐被人發現孩子是一個人在家。因為如果被人發現了，美國人完全有可能出於對孩子安全的考慮，好心去報警。這麼一來，孩子將會被帶到專門的福利機構，暫時被政府收養。不通過吃力的司法程序，你很難把孩子要回來。孩子12歲之前，他們會一直都為此感到擔心。發生過一對中國留學生夫婦的嬰兒被政府收走的情況。嬰兒的母親出差，父親臨晨被孩子吵醒，在換尿布沖洗孩子時，兩次失手使孩子從手中落入浴缸。此後，孩子一直啼哭。這位父親到下午三點，看到孩子依然哭鬧，怕他有傷就帶他去了醫院。醫院發現孩子有骨折等問題，瞭解整個過程之後，馬上就去報警了。孩子治療之後就由政府暫時收養，理由是他受到了虐待。孩子的父母除了失去孩子，還可能面臨"虐待罪"的起訴。他們不僅贏得周圍同胞的同情，連美國的中文報紙上都報導了華人對此感到的憤憤不平。說是他們好不容易有了一個兒子，怎麼可能"虐待"。中國人的"虐待"概念，帶有很強的主觀性和主動性。但是在美國，這只是一個法律概念，它是不考慮動機，只察看行為和後果的。它自有它的 "法律邏輯"：一個嬰兒被摔了兩次，卻長達近十小時不能得到檢查和醫治，美國法律認為，這種情況只能夠叫做"被虐待"。在這件事情上，還可以看到一般華裔的觀點和美國法律的差異。華裔同情的焦點幾乎全部在這一對"不幸的父母"身上，覺得他們孩子已經被帶走了，居然還要面臨一場官司，確實不幸之極。但是，美國的法律在這一類的問題上，關注的焦點幾乎全部在孩子一邊。它也有它的道理：孩子還不能保護自己，法律當然要站在孩子這一邊。
有許許多多我們在中國司空見慣的事情，在這裡都是 "違法"的。比如，孩子哭鬧，家長上去給一巴掌的話，是違法的；在公共場所發生爭執拉拉扯扯的話，也是違法的。如果發生這樣的情況，周圍看到的人很可能馬上就去報警。也許，正因為這樣，我們來了那麼些年，居然一次也沒有在公共場所看到過這樣的情況。那麼，對於美國這樣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當老闆的是不是就非常自由呢？
我舉一個例子：如果你找工作去面試，僱主問你的年齡，是違法的；問你是不是有什麼殘疾，是違法的；問你的婚姻狀況，是違法的；問你的出生地和移民情況，是違法的；問你有沒有孩子，是違法的；問你是否被逮捕過，是違法的……等等。也就是說，我們在中國進一個工作單位所填的正常表格，上面總是有年齡，籍貫，性別，民族，本人成份，家庭成份，何時入團，何時入黨，何年何時何地受過何種處分等等條款，如果，在美國一個僱主給你遞上這麼一張表格，你拿著就可以對他說"咱們法庭上見"了。這是怎麼回事呢？
這些首先是源於1964年的民權法。六十年代是一個全世界都在那裡騷動不安的年代。對於美國，六十年代幾乎是一個歷史分界線。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後的美國，非常非常不同。六十年代美國民權運動的結果不僅僅是立法取消了種族隔離，它還使得自由派思潮廣為流行。在六十年代之前，美國大致是僱主說了算的。但是，此後，保護每一個人的平等權利的觀念浮到了表層上，尤其是社會上的弱勢群體，比如少數民族，婦女，殘疾人等等，他們的權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民權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1964年的民權法中有關僱主的規定，涵蓋了所有25名以上僱員的企業，該法禁止因僱員的種族，宗教，膚色，性別，以及他的移民背景（母國），而在僱用和工作條件等方面予以歧視。因此，如果僱主問了這些問題的話，他拒絕雇你的真正原因就有可能是"移民歧視"，"種族歧視"，擔心婦女有孩子要影響工作……等等，而以這些原因剝奪一個人工作的權利，都是違法的。所以，乾脆法律規定，這些問題都不准問。1967年的"僱員年齡歧視法"，又規定了不得對年齡40歲以上的公民在僱用上歧視，從此，僱主就連年齡也不能打聽了。到了1972年，美國又制定了著名的"平權法案"，更規定了所有的政府機構和超過15名僱員的私人企業，都必須在招工，技術培訓，升遷等機會上，給弱勢群體一定的比例。否則，是違法的。順便提一下，平權法案還擴展到大學招生。例如，美國的大學招生，是沒有體檢這一關的，有殘疾的年輕人在平權法案的保護下，比一般的年輕人更容易入學。我特別提到這一點，是因為我考大學時，就有一個一起工作的年輕人，考得非常好，卻因為一隻手有一點殘疾而落選，我已經不記得他的名字，卻無法忘卻發錄取通知那天他的目光。這真是很不公平，華羅庚還腳有殘疾呢，憑什麼他就不能上學。執行這個法案也產生許多問題，這我想以後再向你介紹。1990年，美國又通過了能力缺陷法，不僅涵蓋了有身體和智力缺陷的人，還涵蓋了有傳染病的人。僱主不僅被要求不准歧視，必須提供給他們力所能及的工作，還被要求提供必要的條件和設備。例如助聽器，助讀器，等等。比如說，一名僱員被查出有愛滋病病毒，只要他的病尚不影響工作，僱主不得解雇他，還必須為他提供必要的防止傳染的條件。否則，是違法的。
1991年，美國再一次制定新的民權法案。把僱主和僱員在發生民權官司時，提供證據的負擔重新放到僱主一邊。這是怎麼回事呢？比如說，僱員告僱主性別歧視，那麼，法庭當然需要證據。證據是有兩方面的，一是僱員拿出受到歧視的證據，二是僱主拿出沒有歧視僱員的證據。如果，法律規定證據的負擔是在僱員一方，那麼，僱員如果拿不出受到歧視的充足證據，就判僱主無罪。但是，如果法律規定證據的負擔是在僱主一方，那麼，僱員不必提供充分證據，而是僱主必須拿出充分證據證明自己沒有歧視僱員，只要僱主拿不出這樣的證據，那麼，法庭就可以認定你是有歧視行為的。當然，證據的負擔在哪一方面，就對哪一方面要求更高，更不利一些。80年代，最高法院在判這一類案子的時候，比較傾向於保護僱主的利益，證據的負擔也要求在僱員一邊。91年的民權法，就是以立法的形式糾正這一傾向。最利害的一招，是該法在美國歷史上第一次規定，如果僱員由於其種族，性別，年齡，宗教等等原因受到歧視的話，可以向僱主提出精神傷害的懲罰性賠款。後來，就發生過一個保險公司的全體女職員聯合起來，告老闆在升遷問題上性別歧視的，勝訴之後賠償金額幾乎是天文數字。前幾天，又有一個體重300多磅的汽車零件公司管理人員，被解雇後告老闆體重歧視的，也在勝訴後得到高金額的賠償。由於執法很嚴，因此，在美國當上老闆之後似乎也並不"自由"。
在中國的時候，人們都對美國的"性開放"，"性自由"留有深刻印象。但是，對美國的另一面幾乎沒有什麼瞭解。所以，我想向你介紹美國的一些有關"性騷擾"的規定。禁止性騷擾也是民權法的內容之一。如果你進入一個美國公司工作，尤其是一些大公司，工作場所都有一些嚴格的行為規範。你看到這裡，也許會以為一種非常嚴重的"騷擾行動"，才會被稱為 "性騷擾"，實際上，從一個中國人的角度看，好像並不是如此。我曾經看過一個大公司的規章制度，厚厚一大本，其中就有按民權法所制定的禁止工作場所"性騷擾"的很多規定。比如說，不允許在工作場所張貼裸體照片。美國人是非常習慣在自己的工作環境裡放一些私人照片和裝飾的，一般的辦公室，其主人都會放各種放大的家庭照片，還有各種自己喜歡的裝飾畫和照片，五花八門，什麼都有。但是如果放一張裸體照，就屬於"性騷擾"的範圍。這條規定甚至嚴格到如果你在自己更衣箱內側貼裸體照，都在被禁止範圍。又比如，在工作場所說髒話也屬於"性騷擾"範圍，哪怕是順口溜出來的也不行。對於開玩笑也有明確的界限，規章制度認定，不同的性別對於一個玩笑是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的，對於一個"玩笑"是否屬於"性騷擾"，它的確定，以聽這個"玩笑"一方的感受為標準。也就是說，你在開一個玩笑的時候，不論你自己認為是多麼"無所謂"，只要聽這個玩笑的人認為聽了不舒服，認為你是在"性騷擾"，就可以確認你是"性騷擾"。對於管理人員要求就特別嚴格，如果和自己所管理的工作人員約會談戀愛的話，公司規定其中一方必須調往另一部門工作，並且明文警告，這樣的情況有可能影響管理人員的前程。同時，制度中還有對發生了"性騷擾"的情況之後，被"騷擾"者如何向上投訴的指示，指定向一定的部門和負責人提出告訴。接受告訴者有責任代為保密，並在規定的天數內必須給出調查和處理的答覆。但是，如果已經告上法庭的話，公司不再有代為保密的責任。
我的一個朋友在工廠的流水線上操作，她告訴過我發生在她這個車間的事情。有一天工作特別忙，女工們紛紛在抱怨腰酸背疼，一名男性管理員就站在一名女工身後，他就為那個女工捏了捏肩膀，通常，這只是一種友好的表示。事後，那名管理員被主管找去談話，他已被控"性騷擾"。他當然為自己聲辯，主管就拿出公司規定給他看，在規定上，建議所有的工作人員肢體"不接觸"。因為，"不情願的接觸"是性騷擾罪名中很重要的一條，為了避免這一點，乾脆"不接觸"是最簡單的。不僅異性之間有這樣的問題，同性之間都是如此，因為社會上還有同性戀者。實際上，美國人對於"接觸"，是遠比中國人敏感的。概念也不一樣。時間長了，我們也習慣了和美國朋友在見面和分手的時候擁抱，不論男女，一切感覺都很自然。但是，在不太熟悉的人之間，美國人的個人空間要求相當高。我第一天到美國，就發現他們從我身邊走過，常常還在兩尺距離之外的時候，已經在對我說"對不起"了。因為，他感覺已經侵犯了我的空間。在郵局排隊，人們之間的距離也會拉得很開。當然在地鐵裡，尤其是大城市的地鐵裡，無法做到距離拉開，但是只要在可能的情況下，距離會十分自然地馬上拉開。更不要說互相"接觸"了。這些法律法規對於美國人，是一個個不同地區的人們共同生活的公約，地方法律的改變，往往需要經過當地的公民投票。一些公眾關心的重大問題，更要由立法來決定。比如說，是否可以發行彩票。我們剛到這個州的時候，這裡的法律是不允許發行彩票的，之後，州長提出議案，以發行彩票集資改善教育，遭到另一部分人強烈的反對，經過大量的宣傳和反宣傳。老百姓兩邊意見都聽了一年多，最後，公民投票通過，從兩年前開始，這個州修改法律，這才開始發行彩票，你進入一個地區生活，也就必須遵從這個地方人民的公約，如果你不喜歡，你可以有搬家的自由。但是沒有在當地違法的"自由"。
在美國多如牛毛的法律之下，我們發現，當中國人常常以"好"，"不好"，"壞"這樣的字眼去作道德評判的事情，在這裡往往是通過立法盡量把它歸入法律的範疇，並且使之深入人心。所以，剛來的時候，和美國人聊天，立即發現我們和他們之間有一個很大差別，就是我們在評論一件事情"好"和"不好"的時候，他們經常只是簡單地說："這是合法的"以及"這是非法的 "。
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幾年前，我們和一個從芝加哥來的北京朋友聊天，他談到有些華人老闆在這裡頗為摳門，有時工人加班都不給加班費。這時，他那個到美國學校接受教育才兩三年，只有12歲的女兒在一旁聽了之後，馬上本能地用英語大叫：這是非法的！我們聽了反而愣住了。很快，我們也漸漸習慣了這樣的思路。記得那次從大峽谷回來，我興高采烈地和一大幫美國人一起談我的大峽谷之行。他們也興沖沖地和我開玩笑：這麼深的峽谷，不幹點什麼多可惜呀！你就沒往下扔個可樂罐嗎？我脫口而出：那是非法的！大家更高興了，因為他們發現我也終於開始習慣用這樣的字眼了。看到這裡，你也許忍不住要問了，鬧了半天美國居然是這麼"不自由"，那麼美國的"自由"到底體現在什麼地方呢？憑什麼說美國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