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5-11-29 22:10:00作者：
大學畢業前夕，費了半年多的實習時間，免費勞工做到勞動模範的程度，終於在一家網站落下了腳跟。網站是國家辦的，可看作上海市的市府官方網站，整天往下面發紅頭文件，說這個不要報導，那個不許採訪，前一陣子還發文說不許再攻擊中國足協。
這些事情都於我無關，我就是一小兵，上頭怎麼說，只管跟著做就是了，在國家單位裡，這樣保管出不了事情。
終於等到在白紙黑字的賣身契上簽了名，想著下個月的卡裡面第一筆的工資就可以匯上去了，不由得期待起來。這時人事部的金老師把我們幾個新進單位的應屆大學畢業生給叫去辦公室談話。
事情是這個樣子的，上海市出了一個規定，說是從我們這一屆開始，凡事進入新聞單位工作的應屆大學畢業生，必須參加為期一年的基層鍛練。金老師向我們解釋了這個規定的意義，但是我沒記住。
「下基層鍛練」這個詞聽起來很耳熟，但是實際上一時間我竟說不出來什麼是「基層」，又怎麼去「鍛練」，想了半天，終於覺得這個看上去很具體的一個詞，其實抽象的要命。金老師後來解釋道，這就是去某個街道工作一段時間。當然，下基層鍛練這段時間內，本單位的工資還是照發的，所以後來金老師又告訴我們，領導和市裡面爭取了一下，把我們下基層的時間縮短為兩個月。
按照我當時的理解，這兩個月不比學工學農，更不會像軍訓，鐵定是一個帶薪長假。你想，
雖然我們不是那些要上調的幹部，下基層來走個形式，還好吃好喝好招待的，但我們都是注定當記者編輯的人，你個街道裡的領導，一准也會和我們搞好關係。所以我在聽了這樣的安排後還是頗為竊喜的。
三天以後，下基層的隊伍出發了。人事部的小於把我們幾個用一輛麵包車送去了人民廣場邊上的外灘街道辦公室。我心裏更是安心，外灘街道，上海數的上的有錢街道，去那裡能吃什麼苦？看來單位的領導還是很會給我們安排的嘛。
外灘街道辦公室的設施果不其然的好，快趕上我們單位的辦公環境了。我們坐著沙發，喝著碧螺春，聽那個街道主任致歡迎詞。街道主任說的倒是不多，講完以後就說，那麼現在就讓各個居委會的主任來把你們都帶過去吧。
一時沒反應過來。居委會主任？居委會？我們是去居委會？
我還在犯愣的功夫，就被小於和街道主任合力分配到了中山東二路居委會。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走了過來，跟我握手，說，歡迎大學生來我們居委會鍛練，云云。
居委會，我國最小的行政單位。這次還真是下的徹底，沒法再基層了。我跟在那個男人，也就是居委會書記的背後，咬牙切齒地想。
書記倒是一臉的熱情，只是始終不能提起我什麼興致來。況且這個男人看上去其貌不揚，說話還細聲細氣的，恐怕是在全是阿姨的居委會裡給熏陶的。後來事實證明，的確如此，那個居委會裡除了書記以外，清一色的都是阿姨們。
書記說，居委會離這裡不遠，一會就走到了。結果我跟在他後面走了半個小時。我已經忘記上次為了趕路而步行半個小時是什麼時候的事情了，一般要是去一個地方走路超過十分鐘的，我都是打車過去的，要是心情好的話，可能會坐公交車。
我們拐上一條小路，兩側都是老式的平房，樣子都很破舊了，一幢挨著一幢，密密麻麻。而小路不遠處的盡頭，赫然便是車水馬龍的外灘，東方明珠昂藏地聳立在那裡，顯得格外巨大。忽然之間我覺得近在百米開外的繁華是那麼的不真實，喧囂而明亮，卻彷彿隔著一塊巨大的玻璃，聽不到，也看不真切。
然後我們走進一條弄堂，地上的水泥高低不平，經過一間只有男士小便池的公共廁所，旁邊連著讓居民傾倒污物的化糞池，地上黃水橫流，顯然這裡的居民連抽水馬桶都還沒有。弄堂裡沒有什麼聲音，空氣裡卻瀰漫著一股難聞的味道。兩邊的竹竿零落地挑起幾件衣服橫跨著弄堂，我們不得不在內褲和胸罩下走了過去。
長長弄堂的盡頭有一座石庫門的大宅子，一個不小的天井，左邊種著一株枝繁葉茂的大槐樹。若是以前一戶人家住這麼一座宅子想來應該也頗為舒適的，只是而今每一間房間都住了一戶人家。我大致看了看，估計有五六家人家。中間的正堂就是居委會的辦公室，旁邊豎著一塊白底黑字的牌子，斑駁地寫著，上海市外灘街道中山東二路居民委員會。
書記把我熱情地介紹給在場的主任和其他一干阿姨們。我感覺她們看我的目光和看動物園的猴子差不多。
居委會的房子是這裡最大的，有左右兩間，不知道是新隔的，還是房子本來就這麼造的。裡間小一點，堆放文件什麼的，還有兩櫥的書，新的舊的，中國的外國的，什麼都有。外間就是那件正堂，說的好聽一點，是有點古色古香，很懷舊的那種。中間是一張和斯諾克撞球桌一樣長度，但窄了三分之一的大木桌，所有人都在這上面辦公。門像是電視劇裡衙門的門，不過沒六扇，四扇而已。門邊上還有一張舊雙人沙發，不過已經沒有什麼彈性了。樓上還有一個人站不直的閣樓，一張寫字臺，四把椅子，昏暗得如同一間囚室。
居委會裡沒有空調，沒有電視，沒有電腦，連廁所都沒有。有的幾樣電器是，一部撥盤電話，一個吊扇，以及幾盞燈。
在沒有電腦就不會寫字，沒有網路就不知道幹嗎的時代，我清楚地聽見自己心裏的哀嚎：我被流放了。
儘管有諸多的不滿意，我也不能拍拍屁股走人。我對自己說，既來之，則安之，反正工資照拿，不就兩個月嘛，老子忍了。調整了心態之後，我就開始想辦法如何讓自己在這兩個月裡過的稍微安樂一點。
我是新聞系畢業的，學新聞的人最大的長處恐怕就是和人打交道了。不到三天時間，就把居委會裡上到書記主任，下到各位阿姨，都哄得妥妥帖帖，幾位熱心的阿姨又適時地發揮了她們的特長，一個勁追問我有沒有女朋友，看這架勢，只要「沒有」兩字一出口，明天就能帶三五個閨女過來相親。慌的我雖然還是光棍，但依然連聲說，有了有了，早就有了。
說實話，其實在居委會的工作是很輕閑的。居委會能有什麼事情做？書記主任他們也很照顧我，不大分配什麼活給我幹。況且大部分的事情也不是我這個只是過來鍛練的毛頭小子會做的，比如排解鄰里糾紛，他們家裡幾口人我都沒搞清楚呢，怎麼排解這動輒數年積累下來的恩怨？只是我是大學生，又是新聞系畢業的，所以這些抄錄文書，撰寫申請，小結總結這類動筆的活就有我來干了。
這些事工作量不大，我以前在學校裡就是小有名氣的槍手，寫的飛快無比。幹完之後就無所事事了，因此每天早上上班以前都要在弄堂口的報攤上買一堆報紙，每天下午就搬一張竹椅坐倒大槐樹下看報紙。中午的時候還能在沙發上瞇一會，要不就像書記一樣，跑到閣樓上拿三張椅子一拼，還能躺直了睡一陣子。
有時候我也喜歡看著同在一個院子裡的其他居民們為了他們自己的生活而忙碌。這裡煤氣倒是有了，每天下午四五點的時候，陸陸續續就會傳來一陣陣的飯菜香味，煎炒烹炸的聲音也會傳出來。只是這裡的住房條件很差，往往許多的味道都會同時飄出來，混雜成一股奇異的香味。
周圍的居民們每天都是那麼忙碌，式樣陳舊的衣服看上去倒是很乾淨，只是他們的臉上總是帶著一種風霜和辛勞。我坐在大槐樹下，彷彿看著一部講述上海三十年前生活的電視劇，似乎是有趣的，卻和我格格不入。我很難把這些就生活在這裡的人想像成和我一起住在這個都市裡、同一個時代的人們。
一天我在沙發上午睡剛醒，正伸個懶腰，翻翻報紙，準備去把體壇好好看看，從門外進來一個老太太。老太太稱得上「雞皮鶴髮」四個字，拄一根枴杖，身上的衣服黑乎乎的。她一邊顫巍巍地跨過門檻，一邊說要反映情況。
這天主任和書記都不在，幾個阿姨也出去做什麼宣傳活動了，就我一人留守在家。我一見有人來反映情況便來了精神。到這裡一個星期了，還沒幹過什麼符合居委幹部身份的事，難得今天有生意上門，雖然不是什麼弄堂西施來反映情況，也好過整日無聊。
我面帶微笑，很認真很和藹地請老太太說說她的情況。老太太也不在意書記主任都不在，拉住我就開說。
老太太說的很詳細，很具體，可是我始終沒明白。不是說她口齒不清，而是她的意思我就是沒法理解。老太太說她是個孤老，隔壁一家人家很壞，要私自開一扇門，這扇門阻擋了她出入。原本很簡單的事情，但是老太太一再強調，這扇門是不存在的，但是這扇門影響了她的生活。
我問：他們開了這門了？
老太：他們開了。
我問：這門往哪裡開的？
老太：這門是不存在的。
我汗：現在到底有沒有這門？
老太：有啊，我早說了，這門是有的，但它是不存在的。
我寒：這門要是不存在，怎麼會影響你出入？
老太：你怎麼就不明白呢？這門是不存在的，但是他們開了這個門，當然影響我了！
我暴寒，無語。敢情老太太不是有妄想症，就是一位高深莫測的哲學家，研究的是薩特存在主義哲學。一扇切實有的，影響了老太太出入的，但是並不存在的門。天哪。
正當我手足無措之際，書記回來了。書記見這老太太正拉住我說事，便拉下臉來道，你怎麼又來了？我跟你說過了，你的問題我們會解決的，你怎麼還老往這裡跑？好了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連說帶攆，把老太太給轟走了。我心裏有點不是味道。雖然老太太說的話讓人五迷三道，但這麼大年紀的一個老人來反應情況，你個居委幹部怎麼能不由分說就把人攆出去了？我臉色不大好看，問書記道，書記，這老太是怎麼回事？
書記沒有在意我的臉色，道，這老太神經有問題。我略微有點光火，道，什麼意思？
書記道，她是個老上訪，有事沒事就來反映情況，而且基本上是無理取鬧。這裡不給解決吧，
她就去街道，去區裡面告狀，弄的我們很被動。而她反映的情況，你也聽到了，這次是不存在的門，
已經說過三次了，我們也去看過，她家隔壁的那一戶，的確開了一個邊門，很窄小的一扇，而且跟她的
門不是一個方向的，根本就不會影響到她的進出，她也這麼不依不饒。
書記又道，再說一樁事，這老太曾經來反映過的一個情況是，有人在她窗前拉了一根電話線，嚴重影響她採光。
我無話可說。這老太太是個強人，小子服了。
這時主任也回來了，聽了我們的話，她說，這個老太其實還是蠻可憐的，兒子早年夭折，老伴也在幾年前過世，一個人孤零零的靠著一點微薄的養老金度日。
我沉默了。一個老人淒慘的晚年或許真的會影響到她的心理狀況。我難以想像如果是我的話，孤零零地活在這個世界上，送走了自己的孩子和愛人，我的精神會不會堅持不崩潰。
時間繼續過去，我在寫報告，午睡，看報紙中輕閑而無聊地度日。有一天書記給了我一百元，讓我去福州路的書城買幾本新書來充實隔壁小間裡的居委圖書館。
書記說，小瀋啊，你看書多，知道什麼書好看，隨便買幾本吧。這裡去書城不遠，走過去也沒多少時間的，你就跑一趟吧。
我想，還走啊，你說不遠估計也要走半個小時，我可不幹了。表面上點頭答應，一出弄堂就叫了輛出租奔書城去了。我挑了幾本自己喜歡看的書買了，不過還是難得的精打細算了一下，最大限度了利用了這一百元。大家都知道現在的書價，我用一百元買了七本書，也算是不容易了吧。
照例又是打了一車回到弄堂口，抱著書走了進去。進去的時候，看到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搬了把竹椅坐在弄堂裡。這個少年我經常見到，染著黃髮帶著耳釘，人倒是長的不差，我也沒什麼看不慣染髮帶耳釘的，我自己在大學裡也這麼幹過。只是這小子老不見他上學，成天在附近晃悠，這有點讓我看著不爽。
我和他也算認識，便點了點頭算是打個招呼。這少年忽然叫住我道，大哥，你每天買報紙的吧？我愣了一下，道，是啊。他說，能不能借我一份看看？我點頭道，好，等下給你拿出來。他道了謝，便不再說什麼。
我回到居委會，把書和剩下的兩塊幾毛零錢交給書記，便拿了一份申江出去給那小子。那少年拿過報紙又謝了我，就開始看起來。我剛要走，忽然注意到這少年胸口急速起伏，拿報紙的手都有點抖，再看臉上，發現他面色通紅。
原來我以為是天熱，上海的九月跟盛夏沒什麼區別，現在才覺得有點不對頭。我問道，你怎麼了？哪裡不舒服嗎？少年回答說，沒事，就是有點頭暈。
沒事？我更加不信，伸手一摸他的額頭，燙得可以煎荷包蛋了。我大吃一驚道，你發燒了，怎麼還在這太陽底下坐著？不行，要去醫院！少年很固執地道，我沒事，過一會就好了。
我勸不動少年，便跑回居委會，對書記他們說了。書記立刻站起來說，我去看看。主任說，我去找他媽媽來。兩人分別出去了。不多一會，書記主任和一個看上去有點邋遢的瘦弱中年婦女走了進來。
書記道，孩子病成這個樣子，你也不管，這樣下去要出人命的！馬上送醫院！那個中年婦女低低地說道，怎麼送？我們家裡真的沒錢看病。不怕你們笑話，我身上總共才二十幾塊錢啊。
我震驚了。我從沒想過真的會遇到這種窮的連給孩子看病的錢都沒有的人。中年婦女神色木然，眼圈卻是紅了。自己親生兒子發燒到這個樣子，做母親的卻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坐在那裡喘氣而沒有一點辦法。
我血一下子湧了上來，跳起來從兜裡拿出兩百元，交給她，道，這錢你先拿去給孩子看病，孩子身體要緊，要是有的多，就買點吃的給他補一補。
中年婦女愣了一下，紅著臉推卻道，這個怎麼可以，這個怎麼可以……
我急了，把錢往她手裡一塞，道，什麼不可以，我是居委會新來的，孩子的病要緊，你趕緊去！中年婦女接過錢，看著我道，謝謝，謝謝，過兩天我發了錢就會還你的。說著便跑了出去。
我走出去，看著那兩母子走出弄堂，才慢慢走回居委會。書記拍著我的肩膀道，小瀋啊，是只模子
（上海俗語，即：是條漢子）！只是我看恐怕你這錢蠻難要回來了。這樣吧，這錢算居委會出的，你下來鍛練，怎麼也不能讓你出錢啊。
我說什麼也不要，我說，書記，這錢我就沒想要回來過。就當我學雷鋒了。不過我還真沒想到會有這樣的人家，窮的連孩子看病的錢都沒有。
書記嘆了一口氣道，小瀋，你是大學生，又是白領，這樣的人你恐怕沒機會看到的。可是你要是像我一樣，在居委會做了十幾年，你就會知道，這樣的人太多了。我們這個居委會的管區裡，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都是窮人啊。就像這家，老公精神不正常，沒有工作能力，家裡還有一個公公，這女人沒工作沒醫保，擺擺小攤，一個月也就幾百塊錢，說實在的，也的確沒錢看病。現在的窮人啊，連病都生不起啊。
主任和那些阿姨們就著這個話題繼續發揮下去。說起來，這些阿姨們從某些方面來講，比中央情報局的特工們都要牛逼一點，各種小道消息都能搞到手，而且說起來的架勢，不由得你不信。比如就剛才這對母子的家裡，據說房子小，又沒衛生間，夏天那女人洗澡的時候，所有男人都要出去，但那個公公偏偏老不正經，三番兩次扒著窗戶偷看媳婦洗澡，甚至有一次被自己兒子發現追打，事後還照樣來。
我很鬱悶地發現自己不爭氣地對於這種捎帶著一些色彩的隱私居然頗為感興趣。一個准扒灰故事，還是發生在這個弄堂裡的。我無力地正視了自己小市民的劣根性。
只是我心裏還有點堵。說實話，我在這居委會幹了半個多月，我知道這裡一片的居民都不是什麼有錢人，是上海這個城市裡最底層的人們，就是被那些學者稱為> 「> 草根階層> 」> 的人。他們的房子又破又小，他們沒有體面的工作，他們為了下一頓飯而奔忙，他們為了孩子的學費而犯愁，但是，我從未真正地體會到這些人的生活到底困苦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說句難聽的話，今天這個孩子如果是得了其他什麼病，不要重的，就是闌尾炎好了，恐怕這條命就危險了。
我又想，這裡的人們就像這些阿姨一樣喜歡八卦，到處打探人家的隱私，可能也是因為生活的艱辛讓他們需要有一點的調劑。他們努力在這樣的環境裡營造出一種苦澀的樂趣，滿足一下自己的偷窺欲，同時也知道自己其實還有很多同命人，也許就是這樣的一種心理會讓他們平衡一點，讓他們能繼續面對第二天同樣艱苦的生活。
又過了幾天。主任派了我一個活，讓我寫申報材料，申報困難補助。一共有三個家庭。我拿著那些零散的材料看了一邊。一個家庭是回滬知青，上有老下有小，還有兩個兄弟，一家七口住在一間十六平米的房子裡。我都很難想像這些人是怎麼住下來的。這個知青娶了當地的一個女子，現在這女子來了上海，沒有戶口，沒有工作，靠著知青一人工作養活家裡。而前兩個月，這個知青查出得了癌症，兩個弟弟下崗，現在一家七口人靠著老母親的退休工資過活，十五歲的兒子還要上高中。
第二個，一個老爸帶著一個女兒，也是下崗工人，老婆離婚了。本來借了點錢做做水果生意，不料八月份上海連連暴雨，進的西瓜在水裡一泡全毀了。而那時女兒的大學錄取通知書來了，眼看著一萬多的學費就要交，父女倆欲哭無淚。
第三個，老公出車禍，癱瘓在家，老公的父母都健在，還有兩個孩子，一個上初中，一個上小學。
老婆是外來妹，在小飯店擦擦桌子，一個月三四百塊而已。
看完三個材料，我不由得長嘆一聲。托爾斯泰說過，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真是這樣。什麼叫禍不單行？什麼叫屋漏偏逢連夜雨？這就是了。越是窮人就偏偏越是倒霉。
我跑到閣樓上，認認真真地寫著申請補助的報告。我寫過無數的報告，唯獨這次感覺肩膀上的份量很沈重。興許這些人的生活會因為我的一紙報告而有所改變，哪怕只是一點點，我也覺得我應該盡全力去幫他們。
寫完報告，給主任過目。主任看到這三頁滿滿的報告，說，小瀋，怎麼寫這麼多啊？我說，主任，
這些人真的很可憐的，我想寫得好一點，能幫他們爭取補助的機會大一點。
主任苦笑道，這三家裡只有一家能得到補助，你寫得再好也沒用。
我吃驚道，不是全都給啊？那補助有多少？
主任道，一次性臨時補助三百元。
一次性。三百元。
我和幾個朋友吃一頓飯就恐怕不止三百元。而這三百元卻要三個都很不幸的家庭來爭，還只是一次性的補助，並非每月都有的。在我看來，這三個家庭每個發三千都恐怕難以緩解這困難的境地，這三百元不過是杯水車薪而已，就說那個考進大學的女孩，她的學費遠遠超過了這個數字。就這樣，還只會有一家人家能得到這一次性臨時補助。
那其他人家該怎麼辦呢？我望著參天的大槐樹悶悶地想。我想幫他們，可我怎麼幫？我一個初出茅廬的大學生，自己第一個月的工資還沒拿到，還在吃著家裡的，用著家裡的，我該怎麼幫？我又能怎麼幫？我的那點錢能讓他們改變現狀嗎？我不能，我沒有這個能力。我突然恨自己的無能，我也突然體會到了一種深深的無奈。
上次借出去給那少年看病的錢果然沒有回來。我忽然覺得還是不要回來的好，這樣我似乎才能安心一點。而那次以後我上班下班也再也沒有打過車，這樣也讓我覺得心裏好受一點。我推掉了好幾個朋友的約請，還對他們說，有這錢去唱什麼歌，捐給人家窮困家庭就能頂兩個月生活費呢。
結果是顯而易見地我被罵了神經病。
兩個月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我見到了以前二十幾年裡從未見過的貧困，聽到了從未聽過的不幸，我看見了上海這個繁華的大都市裡最底層人民的生活現狀。這些都是我以前所難以想像的，或者說缺乏切身體會的。而這兩個月裡我幾乎天天都能接觸到最真實的，完全沒有藝術加工過的現實，為了生存而努力而奔忙的現實。他們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生存，或者還加上教育。而就是這樣的目的，這樣對我來說已經完全不成為所要追求的東西，在他們看來，卻是最至關重要的，甚是還有些人並不能達到這個簡單的目的。而這一切，都發生在上海，在這個全國首屈一指的國際化大都市裡，發生在我的身邊。
他們帶給我的震撼是強烈的。在這裡我看到了底層人民的窮困，卻也看到了他們堅毅的努力和超乎想像的韌性。我覺得他們不容易，同時我也覺得他們的偉大。在我追求著音樂、醇酒、美人的時候，他們正在為了生存而奔忙。以前我一直引以為豪的所謂品味，所謂小資情調，在這些人們的面前顯得那麼的矯情和可鄙。我一直哀嘆自己掙錢不多，老爹地位不高，在這些家庭的面前又是顯得那麼身在福中不知福。
在居委會的最後一次任務是和書記兩人一起去一個工地。那個工地在造一幢高樓，就是現在的威斯汀太平洋大酒店。有很多居民反應這幢比鄰的高樓無情地阻隔了陽光，施工的聲音也很吵鬧，書記和我就去工地找負責人協商。
其實我對於此行的結果沒有抱一點希望。樓都已經造那麼高了，還能怎麼樣？果然，工地上一個包工頭很客氣地接待了我們，發了兩根中華，左推右推地說了一會，又滿臉陪笑地講了些好話，就作罷了。書記也知道這一點，這高樓影響了居民採光是不假，但總不能把造起來的樓再拆了吧？要拆也不是他一個居委會書記這種連「九品候補知縣」都差的多的小官能說了算的。
後來我結束了兩個月的基層鍛練，回去坐在有空調有電腦有落地大玻璃窗的辦公室裡繼續做編輯。只是我每當從四十一樓辦公室看出去，看到威斯汀太平洋樓頂上的那個皇冠一樣的構造，我便會想，這個皇冠就像上海的表面，光鮮而美麗，只是誰又會想起在這個大樓陰影下面生活的那一群最底層的人呢？
這些事情都於我無關，我就是一小兵，上頭怎麼說，只管跟著做就是了，在國家單位裡，這樣保管出不了事情。
終於等到在白紙黑字的賣身契上簽了名，想著下個月的卡裡面第一筆的工資就可以匯上去了，不由得期待起來。這時人事部的金老師把我們幾個新進單位的應屆大學畢業生給叫去辦公室談話。
事情是這個樣子的，上海市出了一個規定，說是從我們這一屆開始，凡事進入新聞單位工作的應屆大學畢業生，必須參加為期一年的基層鍛練。金老師向我們解釋了這個規定的意義，但是我沒記住。
「下基層鍛練」這個詞聽起來很耳熟，但是實際上一時間我竟說不出來什麼是「基層」，又怎麼去「鍛練」，想了半天，終於覺得這個看上去很具體的一個詞，其實抽象的要命。金老師後來解釋道，這就是去某個街道工作一段時間。當然，下基層鍛練這段時間內，本單位的工資還是照發的，所以後來金老師又告訴我們，領導和市裡面爭取了一下，把我們下基層的時間縮短為兩個月。
按照我當時的理解，這兩個月不比學工學農，更不會像軍訓，鐵定是一個帶薪長假。你想，
雖然我們不是那些要上調的幹部，下基層來走個形式，還好吃好喝好招待的，但我們都是注定當記者編輯的人，你個街道裡的領導，一准也會和我們搞好關係。所以我在聽了這樣的安排後還是頗為竊喜的。
三天以後，下基層的隊伍出發了。人事部的小於把我們幾個用一輛麵包車送去了人民廣場邊上的外灘街道辦公室。我心裏更是安心，外灘街道，上海數的上的有錢街道，去那裡能吃什麼苦？看來單位的領導還是很會給我們安排的嘛。
外灘街道辦公室的設施果不其然的好，快趕上我們單位的辦公環境了。我們坐著沙發，喝著碧螺春，聽那個街道主任致歡迎詞。街道主任說的倒是不多，講完以後就說，那麼現在就讓各個居委會的主任來把你們都帶過去吧。
一時沒反應過來。居委會主任？居委會？我們是去居委會？
我還在犯愣的功夫，就被小於和街道主任合力分配到了中山東二路居委會。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走了過來，跟我握手，說，歡迎大學生來我們居委會鍛練，云云。
居委會，我國最小的行政單位。這次還真是下的徹底，沒法再基層了。我跟在那個男人，也就是居委會書記的背後，咬牙切齒地想。
書記倒是一臉的熱情，只是始終不能提起我什麼興致來。況且這個男人看上去其貌不揚，說話還細聲細氣的，恐怕是在全是阿姨的居委會裡給熏陶的。後來事實證明，的確如此，那個居委會裡除了書記以外，清一色的都是阿姨們。
書記說，居委會離這裡不遠，一會就走到了。結果我跟在他後面走了半個小時。我已經忘記上次為了趕路而步行半個小時是什麼時候的事情了，一般要是去一個地方走路超過十分鐘的，我都是打車過去的，要是心情好的話，可能會坐公交車。
我們拐上一條小路，兩側都是老式的平房，樣子都很破舊了，一幢挨著一幢，密密麻麻。而小路不遠處的盡頭，赫然便是車水馬龍的外灘，東方明珠昂藏地聳立在那裡，顯得格外巨大。忽然之間我覺得近在百米開外的繁華是那麼的不真實，喧囂而明亮，卻彷彿隔著一塊巨大的玻璃，聽不到，也看不真切。
然後我們走進一條弄堂，地上的水泥高低不平，經過一間只有男士小便池的公共廁所，旁邊連著讓居民傾倒污物的化糞池，地上黃水橫流，顯然這裡的居民連抽水馬桶都還沒有。弄堂裡沒有什麼聲音，空氣裡卻瀰漫著一股難聞的味道。兩邊的竹竿零落地挑起幾件衣服橫跨著弄堂，我們不得不在內褲和胸罩下走了過去。
長長弄堂的盡頭有一座石庫門的大宅子，一個不小的天井，左邊種著一株枝繁葉茂的大槐樹。若是以前一戶人家住這麼一座宅子想來應該也頗為舒適的，只是而今每一間房間都住了一戶人家。我大致看了看，估計有五六家人家。中間的正堂就是居委會的辦公室，旁邊豎著一塊白底黑字的牌子，斑駁地寫著，上海市外灘街道中山東二路居民委員會。
書記把我熱情地介紹給在場的主任和其他一干阿姨們。我感覺她們看我的目光和看動物園的猴子差不多。
居委會的房子是這裡最大的，有左右兩間，不知道是新隔的，還是房子本來就這麼造的。裡間小一點，堆放文件什麼的，還有兩櫥的書，新的舊的，中國的外國的，什麼都有。外間就是那件正堂，說的好聽一點，是有點古色古香，很懷舊的那種。中間是一張和斯諾克撞球桌一樣長度，但窄了三分之一的大木桌，所有人都在這上面辦公。門像是電視劇裡衙門的門，不過沒六扇，四扇而已。門邊上還有一張舊雙人沙發，不過已經沒有什麼彈性了。樓上還有一個人站不直的閣樓，一張寫字臺，四把椅子，昏暗得如同一間囚室。
居委會裡沒有空調，沒有電視，沒有電腦，連廁所都沒有。有的幾樣電器是，一部撥盤電話，一個吊扇，以及幾盞燈。
在沒有電腦就不會寫字，沒有網路就不知道幹嗎的時代，我清楚地聽見自己心裏的哀嚎：我被流放了。
儘管有諸多的不滿意，我也不能拍拍屁股走人。我對自己說，既來之，則安之，反正工資照拿，不就兩個月嘛，老子忍了。調整了心態之後，我就開始想辦法如何讓自己在這兩個月裡過的稍微安樂一點。
我是新聞系畢業的，學新聞的人最大的長處恐怕就是和人打交道了。不到三天時間，就把居委會裡上到書記主任，下到各位阿姨，都哄得妥妥帖帖，幾位熱心的阿姨又適時地發揮了她們的特長，一個勁追問我有沒有女朋友，看這架勢，只要「沒有」兩字一出口，明天就能帶三五個閨女過來相親。慌的我雖然還是光棍，但依然連聲說，有了有了，早就有了。
說實話，其實在居委會的工作是很輕閑的。居委會能有什麼事情做？書記主任他們也很照顧我，不大分配什麼活給我幹。況且大部分的事情也不是我這個只是過來鍛練的毛頭小子會做的，比如排解鄰里糾紛，他們家裡幾口人我都沒搞清楚呢，怎麼排解這動輒數年積累下來的恩怨？只是我是大學生，又是新聞系畢業的，所以這些抄錄文書，撰寫申請，小結總結這類動筆的活就有我來干了。
這些事工作量不大，我以前在學校裡就是小有名氣的槍手，寫的飛快無比。幹完之後就無所事事了，因此每天早上上班以前都要在弄堂口的報攤上買一堆報紙，每天下午就搬一張竹椅坐倒大槐樹下看報紙。中午的時候還能在沙發上瞇一會，要不就像書記一樣，跑到閣樓上拿三張椅子一拼，還能躺直了睡一陣子。
有時候我也喜歡看著同在一個院子裡的其他居民們為了他們自己的生活而忙碌。這裡煤氣倒是有了，每天下午四五點的時候，陸陸續續就會傳來一陣陣的飯菜香味，煎炒烹炸的聲音也會傳出來。只是這裡的住房條件很差，往往許多的味道都會同時飄出來，混雜成一股奇異的香味。
周圍的居民們每天都是那麼忙碌，式樣陳舊的衣服看上去倒是很乾淨，只是他們的臉上總是帶著一種風霜和辛勞。我坐在大槐樹下，彷彿看著一部講述上海三十年前生活的電視劇，似乎是有趣的，卻和我格格不入。我很難把這些就生活在這裡的人想像成和我一起住在這個都市裡、同一個時代的人們。
一天我在沙發上午睡剛醒，正伸個懶腰，翻翻報紙，準備去把體壇好好看看，從門外進來一個老太太。老太太稱得上「雞皮鶴髮」四個字，拄一根枴杖，身上的衣服黑乎乎的。她一邊顫巍巍地跨過門檻，一邊說要反映情況。
這天主任和書記都不在，幾個阿姨也出去做什麼宣傳活動了，就我一人留守在家。我一見有人來反映情況便來了精神。到這裡一個星期了，還沒幹過什麼符合居委幹部身份的事，難得今天有生意上門，雖然不是什麼弄堂西施來反映情況，也好過整日無聊。
我面帶微笑，很認真很和藹地請老太太說說她的情況。老太太也不在意書記主任都不在，拉住我就開說。
老太太說的很詳細，很具體，可是我始終沒明白。不是說她口齒不清，而是她的意思我就是沒法理解。老太太說她是個孤老，隔壁一家人家很壞，要私自開一扇門，這扇門阻擋了她出入。原本很簡單的事情，但是老太太一再強調，這扇門是不存在的，但是這扇門影響了她的生活。
我問：他們開了這門了？
老太：他們開了。
我問：這門往哪裡開的？
老太：這門是不存在的。
我汗：現在到底有沒有這門？
老太：有啊，我早說了，這門是有的，但它是不存在的。
我寒：這門要是不存在，怎麼會影響你出入？
老太：你怎麼就不明白呢？這門是不存在的，但是他們開了這個門，當然影響我了！
我暴寒，無語。敢情老太太不是有妄想症，就是一位高深莫測的哲學家，研究的是薩特存在主義哲學。一扇切實有的，影響了老太太出入的，但是並不存在的門。天哪。
正當我手足無措之際，書記回來了。書記見這老太太正拉住我說事，便拉下臉來道，你怎麼又來了？我跟你說過了，你的問題我們會解決的，你怎麼還老往這裡跑？好了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連說帶攆，把老太太給轟走了。我心裏有點不是味道。雖然老太太說的話讓人五迷三道，但這麼大年紀的一個老人來反應情況，你個居委幹部怎麼能不由分說就把人攆出去了？我臉色不大好看，問書記道，書記，這老太是怎麼回事？
書記沒有在意我的臉色，道，這老太神經有問題。我略微有點光火，道，什麼意思？
書記道，她是個老上訪，有事沒事就來反映情況，而且基本上是無理取鬧。這裡不給解決吧，
她就去街道，去區裡面告狀，弄的我們很被動。而她反映的情況，你也聽到了，這次是不存在的門，
已經說過三次了，我們也去看過，她家隔壁的那一戶，的確開了一個邊門，很窄小的一扇，而且跟她的
門不是一個方向的，根本就不會影響到她的進出，她也這麼不依不饒。
書記又道，再說一樁事，這老太曾經來反映過的一個情況是，有人在她窗前拉了一根電話線，嚴重影響她採光。
我無話可說。這老太太是個強人，小子服了。
這時主任也回來了，聽了我們的話，她說，這個老太其實還是蠻可憐的，兒子早年夭折，老伴也在幾年前過世，一個人孤零零的靠著一點微薄的養老金度日。
我沉默了。一個老人淒慘的晚年或許真的會影響到她的心理狀況。我難以想像如果是我的話，孤零零地活在這個世界上，送走了自己的孩子和愛人，我的精神會不會堅持不崩潰。
時間繼續過去，我在寫報告，午睡，看報紙中輕閑而無聊地度日。有一天書記給了我一百元，讓我去福州路的書城買幾本新書來充實隔壁小間裡的居委圖書館。
書記說，小瀋啊，你看書多，知道什麼書好看，隨便買幾本吧。這裡去書城不遠，走過去也沒多少時間的，你就跑一趟吧。
我想，還走啊，你說不遠估計也要走半個小時，我可不幹了。表面上點頭答應，一出弄堂就叫了輛出租奔書城去了。我挑了幾本自己喜歡看的書買了，不過還是難得的精打細算了一下，最大限度了利用了這一百元。大家都知道現在的書價，我用一百元買了七本書，也算是不容易了吧。
照例又是打了一車回到弄堂口，抱著書走了進去。進去的時候，看到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搬了把竹椅坐在弄堂裡。這個少年我經常見到，染著黃髮帶著耳釘，人倒是長的不差，我也沒什麼看不慣染髮帶耳釘的，我自己在大學裡也這麼幹過。只是這小子老不見他上學，成天在附近晃悠，這有點讓我看著不爽。
我和他也算認識，便點了點頭算是打個招呼。這少年忽然叫住我道，大哥，你每天買報紙的吧？我愣了一下，道，是啊。他說，能不能借我一份看看？我點頭道，好，等下給你拿出來。他道了謝，便不再說什麼。
我回到居委會，把書和剩下的兩塊幾毛零錢交給書記，便拿了一份申江出去給那小子。那少年拿過報紙又謝了我，就開始看起來。我剛要走，忽然注意到這少年胸口急速起伏，拿報紙的手都有點抖，再看臉上，發現他面色通紅。
原來我以為是天熱，上海的九月跟盛夏沒什麼區別，現在才覺得有點不對頭。我問道，你怎麼了？哪裡不舒服嗎？少年回答說，沒事，就是有點頭暈。
沒事？我更加不信，伸手一摸他的額頭，燙得可以煎荷包蛋了。我大吃一驚道，你發燒了，怎麼還在這太陽底下坐著？不行，要去醫院！少年很固執地道，我沒事，過一會就好了。
我勸不動少年，便跑回居委會，對書記他們說了。書記立刻站起來說，我去看看。主任說，我去找他媽媽來。兩人分別出去了。不多一會，書記主任和一個看上去有點邋遢的瘦弱中年婦女走了進來。
書記道，孩子病成這個樣子，你也不管，這樣下去要出人命的！馬上送醫院！那個中年婦女低低地說道，怎麼送？我們家裡真的沒錢看病。不怕你們笑話，我身上總共才二十幾塊錢啊。
我震驚了。我從沒想過真的會遇到這種窮的連給孩子看病的錢都沒有的人。中年婦女神色木然，眼圈卻是紅了。自己親生兒子發燒到這個樣子，做母親的卻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坐在那裡喘氣而沒有一點辦法。
我血一下子湧了上來，跳起來從兜裡拿出兩百元，交給她，道，這錢你先拿去給孩子看病，孩子身體要緊，要是有的多，就買點吃的給他補一補。
中年婦女愣了一下，紅著臉推卻道，這個怎麼可以，這個怎麼可以……
我急了，把錢往她手裡一塞，道，什麼不可以，我是居委會新來的，孩子的病要緊，你趕緊去！中年婦女接過錢，看著我道，謝謝，謝謝，過兩天我發了錢就會還你的。說著便跑了出去。
我走出去，看著那兩母子走出弄堂，才慢慢走回居委會。書記拍著我的肩膀道，小瀋啊，是只模子
（上海俗語，即：是條漢子）！只是我看恐怕你這錢蠻難要回來了。這樣吧，這錢算居委會出的，你下來鍛練，怎麼也不能讓你出錢啊。
我說什麼也不要，我說，書記，這錢我就沒想要回來過。就當我學雷鋒了。不過我還真沒想到會有這樣的人家，窮的連孩子看病的錢都沒有。
書記嘆了一口氣道，小瀋，你是大學生，又是白領，這樣的人你恐怕沒機會看到的。可是你要是像我一樣，在居委會做了十幾年，你就會知道，這樣的人太多了。我們這個居委會的管區裡，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都是窮人啊。就像這家，老公精神不正常，沒有工作能力，家裡還有一個公公，這女人沒工作沒醫保，擺擺小攤，一個月也就幾百塊錢，說實在的，也的確沒錢看病。現在的窮人啊，連病都生不起啊。
主任和那些阿姨們就著這個話題繼續發揮下去。說起來，這些阿姨們從某些方面來講，比中央情報局的特工們都要牛逼一點，各種小道消息都能搞到手，而且說起來的架勢，不由得你不信。比如就剛才這對母子的家裡，據說房子小，又沒衛生間，夏天那女人洗澡的時候，所有男人都要出去，但那個公公偏偏老不正經，三番兩次扒著窗戶偷看媳婦洗澡，甚至有一次被自己兒子發現追打，事後還照樣來。
我很鬱悶地發現自己不爭氣地對於這種捎帶著一些色彩的隱私居然頗為感興趣。一個准扒灰故事，還是發生在這個弄堂裡的。我無力地正視了自己小市民的劣根性。
只是我心裏還有點堵。說實話，我在這居委會幹了半個多月，我知道這裡一片的居民都不是什麼有錢人，是上海這個城市裡最底層的人們，就是被那些學者稱為> 「> 草根階層> 」> 的人。他們的房子又破又小，他們沒有體面的工作，他們為了下一頓飯而奔忙，他們為了孩子的學費而犯愁，但是，我從未真正地體會到這些人的生活到底困苦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說句難聽的話，今天這個孩子如果是得了其他什麼病，不要重的，就是闌尾炎好了，恐怕這條命就危險了。
我又想，這裡的人們就像這些阿姨一樣喜歡八卦，到處打探人家的隱私，可能也是因為生活的艱辛讓他們需要有一點的調劑。他們努力在這樣的環境裡營造出一種苦澀的樂趣，滿足一下自己的偷窺欲，同時也知道自己其實還有很多同命人，也許就是這樣的一種心理會讓他們平衡一點，讓他們能繼續面對第二天同樣艱苦的生活。
又過了幾天。主任派了我一個活，讓我寫申報材料，申報困難補助。一共有三個家庭。我拿著那些零散的材料看了一邊。一個家庭是回滬知青，上有老下有小，還有兩個兄弟，一家七口住在一間十六平米的房子裡。我都很難想像這些人是怎麼住下來的。這個知青娶了當地的一個女子，現在這女子來了上海，沒有戶口，沒有工作，靠著知青一人工作養活家裡。而前兩個月，這個知青查出得了癌症，兩個弟弟下崗，現在一家七口人靠著老母親的退休工資過活，十五歲的兒子還要上高中。
第二個，一個老爸帶著一個女兒，也是下崗工人，老婆離婚了。本來借了點錢做做水果生意，不料八月份上海連連暴雨，進的西瓜在水裡一泡全毀了。而那時女兒的大學錄取通知書來了，眼看著一萬多的學費就要交，父女倆欲哭無淚。
第三個，老公出車禍，癱瘓在家，老公的父母都健在，還有兩個孩子，一個上初中，一個上小學。
老婆是外來妹，在小飯店擦擦桌子，一個月三四百塊而已。
看完三個材料，我不由得長嘆一聲。托爾斯泰說過，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真是這樣。什麼叫禍不單行？什麼叫屋漏偏逢連夜雨？這就是了。越是窮人就偏偏越是倒霉。
我跑到閣樓上，認認真真地寫著申請補助的報告。我寫過無數的報告，唯獨這次感覺肩膀上的份量很沈重。興許這些人的生活會因為我的一紙報告而有所改變，哪怕只是一點點，我也覺得我應該盡全力去幫他們。
寫完報告，給主任過目。主任看到這三頁滿滿的報告，說，小瀋，怎麼寫這麼多啊？我說，主任，
這些人真的很可憐的，我想寫得好一點，能幫他們爭取補助的機會大一點。
主任苦笑道，這三家裡只有一家能得到補助，你寫得再好也沒用。
我吃驚道，不是全都給啊？那補助有多少？
主任道，一次性臨時補助三百元。
一次性。三百元。
我和幾個朋友吃一頓飯就恐怕不止三百元。而這三百元卻要三個都很不幸的家庭來爭，還只是一次性的補助，並非每月都有的。在我看來，這三個家庭每個發三千都恐怕難以緩解這困難的境地，這三百元不過是杯水車薪而已，就說那個考進大學的女孩，她的學費遠遠超過了這個數字。就這樣，還只會有一家人家能得到這一次性臨時補助。
那其他人家該怎麼辦呢？我望著參天的大槐樹悶悶地想。我想幫他們，可我怎麼幫？我一個初出茅廬的大學生，自己第一個月的工資還沒拿到，還在吃著家裡的，用著家裡的，我該怎麼幫？我又能怎麼幫？我的那點錢能讓他們改變現狀嗎？我不能，我沒有這個能力。我突然恨自己的無能，我也突然體會到了一種深深的無奈。
上次借出去給那少年看病的錢果然沒有回來。我忽然覺得還是不要回來的好，這樣我似乎才能安心一點。而那次以後我上班下班也再也沒有打過車，這樣也讓我覺得心裏好受一點。我推掉了好幾個朋友的約請，還對他們說，有這錢去唱什麼歌，捐給人家窮困家庭就能頂兩個月生活費呢。
結果是顯而易見地我被罵了神經病。
兩個月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我見到了以前二十幾年裡從未見過的貧困，聽到了從未聽過的不幸，我看見了上海這個繁華的大都市裡最底層人民的生活現狀。這些都是我以前所難以想像的，或者說缺乏切身體會的。而這兩個月裡我幾乎天天都能接觸到最真實的，完全沒有藝術加工過的現實，為了生存而努力而奔忙的現實。他們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生存，或者還加上教育。而就是這樣的目的，這樣對我來說已經完全不成為所要追求的東西，在他們看來，卻是最至關重要的，甚是還有些人並不能達到這個簡單的目的。而這一切，都發生在上海，在這個全國首屈一指的國際化大都市裡，發生在我的身邊。
他們帶給我的震撼是強烈的。在這裡我看到了底層人民的窮困，卻也看到了他們堅毅的努力和超乎想像的韌性。我覺得他們不容易，同時我也覺得他們的偉大。在我追求著音樂、醇酒、美人的時候，他們正在為了生存而奔忙。以前我一直引以為豪的所謂品味，所謂小資情調，在這些人們的面前顯得那麼的矯情和可鄙。我一直哀嘆自己掙錢不多，老爹地位不高，在這些家庭的面前又是顯得那麼身在福中不知福。
在居委會的最後一次任務是和書記兩人一起去一個工地。那個工地在造一幢高樓，就是現在的威斯汀太平洋大酒店。有很多居民反應這幢比鄰的高樓無情地阻隔了陽光，施工的聲音也很吵鬧，書記和我就去工地找負責人協商。
其實我對於此行的結果沒有抱一點希望。樓都已經造那麼高了，還能怎麼樣？果然，工地上一個包工頭很客氣地接待了我們，發了兩根中華，左推右推地說了一會，又滿臉陪笑地講了些好話，就作罷了。書記也知道這一點，這高樓影響了居民採光是不假，但總不能把造起來的樓再拆了吧？要拆也不是他一個居委會書記這種連「九品候補知縣」都差的多的小官能說了算的。
後來我結束了兩個月的基層鍛練，回去坐在有空調有電腦有落地大玻璃窗的辦公室裡繼續做編輯。只是我每當從四十一樓辦公室看出去，看到威斯汀太平洋樓頂上的那個皇冠一樣的構造，我便會想，這個皇冠就像上海的表面，光鮮而美麗，只是誰又會想起在這個大樓陰影下面生活的那一群最底層的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