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十月三十日馬悅然「反駁關於瑞典學院的謬言」一文，系反駁本刊十月二十五日傅正明「劣幣驅逐良幣？－－瑞典學院內訌公開」 一文。事後，傅正明鑒於該項爭議涉及到幾個重要問題，再度撰寫「我評論瑞典學院的根據──響應馬悅然先生」，提出四大理由。唯該文較長，我們謹徵得作者同意，在中時電子報披露全文，詳見中時電子報藝文討論區「人間副刊部落格」。
劣幣驅逐良幣？── 瑞典學院內訌公開
【傅正明(瑞典傳真)】
瑞典學院的歷史上不乏「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的確，瑞典學院雖然有作家、文學理論家或文學專家，卻從來沒有出現過大理論家或大思想家。
人們通常認為，諾貝爾文學獎是由瑞典學院的十八名院士評選出來的。實際上，數年前，伊朗政府懸賞追殺英藉印度作家盧西迪時，全球許多作家紛紛抗議，瑞典學院不予介入，結果就有三名院士出於不滿而退出學院，後來補選了一名院士。2005年諾獎公布之前兩天，安隆特院士又聲明退出，十八把交椅空了三個座位。院士原本是終身制，人選院士時每個人都要簽署條例和宣誓。今天的評論者認為，這一古老的條例應當加以修改了。
依照學院規定，諾貝爾獎的最後表決，只要十二名院士出席，過半數的贊成票就能生效。學院的某些語言學家和歷史學家，對文學並不感興趣，有時不大參與評選。安隆特教授在「盧西迪事件」之後，同情三位退出者，從此疏遠了諾獎評選工作。他針對頒獎給葉利尼克對瑞典學院發難，是他今年通讀了葉利尼克的著作之後作出的批評。在「頒獎葉利尼克是對諾獎的一次傷害」一文中，安隆特最後這樣表述：「2004年的諾貝爾獎不僅對一切進步力量造成難以癒合的傷害，而且擾亂了人們對於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的文學的普遍見解。這一陰影同樣籠罩著所有的近幾年的評選結果和未來的方向。因此，我不能繼續留在瑞典學院。從現在起，我把自己當作一個局外人。」
根據筆者觀察，在瑞典學院內部就評選諾獎而言至少有兩派勢力，一派強調諾貝爾遺囑的「理想傾向」或「道德價值參照系」，一派強調「實驗性藝術」。這兩派，也可以稱為傳統保守派和新銳實力派，從政治上來看，接近於左右兩翼。掌權的常務秘書赫拉斯‧恩格道爾，一個有貴族派頭的人物，實際上是個犬儒主義者。在藝術上，他被稱為一個「後結構主義者」，以先鋒、前衛的姿態，講究文本分析，有點維「新」是尚。恩格道爾曾表示，諾獎近年來頒發給薩拉馬戈、達裡歐‧福等幾位左翼作家，表明學院內部左翼有強大勢力，他對左翼也沒有偏見。傲慢的恩格道爾，慣於把人們對他的一切批評視為對他的地位的嫉妒。他的實力，得力於他的恩師、諾獎評委主席愛斯普馬克──雖然年老卻屬於「新銳」的「實驗性藝術」的倡導者。
在此之前的更激烈的批評中，安隆特把瑞典學院貶斥為「我們國家的恥辱」，並強烈譴責恩格道爾。而恩格道爾則響應說，「安隆特譴責我毀滅了這個國家的道德神經。……對他來說，我就是魔鬼，他是個很美的作家。可他卻是一個非常自私的小人。他是尼採所說的怨恨者的完美例子。」
安隆特賞識的三位作家，一個是已獲獎的薩拉馬戈，另兩位是尚未獲獎的美國作家諾曼．梅勒和女作家奧茲(Joyce C. Oates)。在這次評選中，歐茨也是許多圈外的批評家看好的熱門人選。
不少瑞典讀者哀嘆，安隆特退出學院之後，只有維斯特伯院士在那裡獨力扛起傳統道德和左翼大旗了。在我看來，維斯特伯是一位對第三世界的苦難充滿了同情的瑞典作家。我佩服的另一位院士詩人勞斯．福塞爾，是一位有自知之明的人，他深知在瑞典學院的歷史上不乏「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的確，瑞典學院雖然有作家、文學理論家或文學專家，卻從來沒有出現過大理論家或大思想家。
2005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英國戲劇家品特之後，瑞典媒體除了表示驚訝之外，尚未有否定性的批評意見。品特的劇作《看門人》曾在瑞典上演，但翻譯的劇本卻未出版。諾貝爾獎公布後，瑞典的圖書館發現，雖然大圖書館有品特的英文原著，卻找不到一本瑞典文譯本可以陳列，這是幾十年來罕見的情況。這次評選，無疑是瑞典學院的新銳實力派的一次大勝利。但是，對於獲獎者品特斐然的藝術成就，我們卻不得不佩服。有趣的是，像德國作家葛拉斯一樣，品特早在七十年代就是諾貝爾獎熱門人選，葛拉斯直到1999年才獲獎，品特直到今天才獲獎，他早就被諾貝爾獎的預測者忘記了。同樣與葛拉斯相似的是，品特在藝術和政治之間，是一位有鮮明的政治傾向和道德良知的作家，甚至被譽為「人權衛士」。因此，正如筆者在《百年桂冠── 諾貝爾文學獎世紀評說》一書中所分析的那樣，「實驗性藝術」可能美，也可能醜，關鍵始終在於作家對人性的認知和人文關懷。藝術性和思想性的完美結合，才符合諾貝爾遺囑的精神。因此，瑞典學院的兩派，仍然可以截長補短，找到合作的共同點。
原載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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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駁關於瑞典學院的謬言
馬悅然 (20051030)
傅正明先生十月二十五日在「人間」發表關於瑞典學院的報導中的錯誤觀點真多。作者主要依靠瑞典媒體上關於瑞典學院的謠言與嚼舌頭的閒話來歪曲事實。做為瑞典學院的院士，我願意以個人的名義糾正報導中的謬言。
讓我先談談所謂印度作家盧西迪事件吧。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日，瑞典作家協會給政府發了一封信，要求政府向懸賞追殺盧西迪的伊朗政府提出抗議。同時作家協會也要求瑞典學院與協會採取一致行動。瑞典學院二月二十三日討論此事的時候，先任常務秘書的院士Lars Gyllensten強調表示，瑞典學院是一個完全獨立的機構，在其兩百多年的歷史中，從來沒有向政府提出任何要求。因此他激烈反對學院接受作家協會的要求。投票時，多數的院士表示同樣的意見。值得指出的是，每一個院士以自己的名義通過不同的媒體向伊朗政府提出很激烈的抗議。Gyllensten為了另一個原因非常敵視當時任常務秘書的院士，因此願意退出學院。在媒體宣布要退出時，Gyllensten 回答採訪他的記者表示他退出的原因是學院拒絕要求政府提出抗議！學院的院士們不准跟外人討論學院內部的事。我那時認為Gyllensten的虛偽行動太不成話，所以給他寫一封信表達我的憤怒。Gyllensten繼續維持他的立場，我決定違反學院的禁令公開發表我給他寫的信。
學院的一位女院士沒有參加學院討論盧西迪事件的兩次會。因為她是Gyllensten的一個親密的友人，她也決定退出學院。
安隆特（Ahnlund）院士九年前退出學院的原因，跟盧西迪事件一點關係都沒有。事實是這樣的：學院的院士的義務包括寫瑞典有名的作家或者學者的傳記。這些傳記由一家跟學院有密切關係的出版社發表。安隆特院士為某某原因恨那家出版社的總編輯，因此願意把他寫的一部傳記由另一個出版社發表。因為學院跟其出版社簽了合同，此事不好辦。經過幾個星期的討論以後，學院決定讓安隆特院士將他的傳記發表在另一家出版社。安隆特院士非常怨恨學院沒有立刻聽從他的要求，因此宣布他要退出學院。在最近九年中，他只參加過一次會。傅正明先生「劣幣驅逐良幣」之論是全無根據的。
傅先生認為某些院士「對文學並不感興趣，有時不大參與評選」。我個人自一九八五年選入瑞典學院。那二十年中沒有一位院士拒絕參加評選。評選之前，院士們須大量的閱讀候選人的作品。
安隆特院士不會欣賞去年獲獎的葉利尼克女士的作品。評價文學作品是非常主觀的。諾貝爾獎最後的票決是以多數生效的。每一次票決不能避免有的院士會反對多數院士們的選擇。
傅正明非常大膽的暗示，學院內部「至少有兩派勢力」。他從哪兒得到這個情報呢？據他說「一派強調諾貝爾遺囑的」所謂「理想傾向」。傅正明沒有注意到的是瑞典學院早在一九四○年代把理想主義的觀念置之度外。
傅先生認為，學院常務秘書是一個「維新是尚」的「犬儒主義者」。傅正明沒有注意到常務秘書最重要研究領域之一是十八世紀的瑞典文學。
傅先生的報導讓我感覺到他缺乏一個記者所該具有最起碼的責任感，本人深表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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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評論瑞典學院的根據
── 回應馬悅然先生
傅正明
十月三十日，《中國時報》「人間」 副刊發表了馬悅然先生的《反駁關於瑞典學院的謬言》一文。該文反駁筆者於十月二十五日發表於同一報刊的評論瑞典學院的文章，嚴厲批評筆者「主要依靠瑞典媒體上關於瑞典學院的謠言與嚼舌頭的閒話來歪曲事實」，並指責筆者「缺乏一個記者所該具有最起碼的責任感」。針對筆者提出的關於瑞典學院有兩派的觀點，馬悅然先生告訴讀者：瑞典學院早就「把理想主義的觀念置之度外」。
鑒於這一爭議涉及到幾個重要問題，筆者不得不撰寫此文予以回應。
第一，關於盧西迪事件的評論，筆者並非如馬悅然先生所說，僅僅根據瑞典媒體的 「謠言」和「閒話」，而是根據瑞典的多家權威著作，例如，瑞典文《獨立百科全書》（ den fria encyklopedin ）和作為教科書的瑞典文學史著作。
首先應當糾正的是馬悅然先生的誤記。一九八九年激烈反對學院接受作家協會的要求的，不是馬悅然先生所說的吉倫斯登（ Lars Gyllensten ）, 而是當時的常務秘書阿連（Sture Allen ）。《獨立百科全書》的阿連條目有這樣的介紹：「 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九年任常務秘書，阿連是一九八九年盧西迪事件中有爭議的人物之一，這一事件導致艾克曼 （ Kerstin Ekman ）、吉倫斯登和埃斯彭斯崔 （ Verner Aspenstrom ）離開學院。」 「盧西迪事件」 （ Salman Rushdie-affaren）這一條目同樣寫到：「與此相關的結果是一九八九年埃斯彭斯崔、艾克曼和吉倫斯登為了表達抗議終止了在學院的工作。」
在有關上述三位前院士的文史資料中，均可以發現類似的說法。例如，哈格（ Goran Hagg ）教授撰寫的 《 瑞典文學史》(Den svenska litteraturhistorien,1996 )是這樣陳述的：「一九八九年，當印度裔作家盧西迪受到伊朗政府中穆斯林狂熱分子的處死威脅時，瑞典學院由於害怕報復拒絕對此採取立場，吉倫斯登和艾克曼敢於邁出這一步：要求退出（學院）以抗議那一令人悲哀的決定。」（ 頁 578 ）隆羅斯 （ Lars Lonnroth ）等人撰寫的三卷本《瑞典文學》（ Den svenska literaturen,1999 ）第三卷，也有類似的陳述。
在沒有更具公信力的著作出現之前，筆者仍然相信這樣的陳述。被馬悅然先生斥為 「虛偽 」的吉倫斯登，在他的著作《回憶，僅僅回憶》( Minnen, bara minnen, 2000) 中對盧西迪事件的前因後果有詳盡敘述，其中一個基本事實是：在 「瑞典學院不予介入」「 有政治意涵的問題」的宣告發布之後，吉倫斯登和女院士艾克曼立即宣布了反對這一決定的保留意見。
儘管如此，筆者仍然樂於讀到馬悅然先生的不同版本，以利於研究這一問題可能的複雜性。馬悅然先生把艾克瑪曼出學院的原因，僅僅歸結為她是吉倫斯登的 「一個親密的友人」，未免過於簡單化了。
第二，馬悅然先生說，「 安隆特（Ahnlund）院士九年前退出學院的原因，跟盧西迪事件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一說法是不準確的。安隆特並沒有在九年前退出學院，當時他只是揚言要退出，此後疏遠了學院的工作。同時，筆者也沒有談到安隆特今年退出學院與盧西迪有關。
一九九七年，安隆特為什麼揚言退出學院？馬悅然先生的說法是因為安隆特與瑞典學院之間出版問題的糾紛。但是，根據隆羅斯教授在《瑞典文學》中的解釋，是因為安隆特等人激烈反對恩格道爾（ Horace Engdahl ）入選瑞典學院院士。隆羅斯把這一衝突稱為盧西迪事件之後瑞典學院內部又一場 「風暴」。「儘管如此，恩格道爾仍然入選，並且在一九九九年繼任阿連的常務秘書職位」（卷3頁624 ）。
馬悅然先生斷言，他自己一九八五年選入瑞典學院以來，「 那二十年中沒有一位院士拒絕參加評選」。這樣的說法同樣是錯誤的，因為安隆特院士在正式退出學院之前，仍然是一位院士，至少安隆特院士多年來拒絕參加評選，馬悅然先生自己前後矛盾的話就是最好的證明：安隆特「 宣布他要退出學院。在最近九年中，他只參加過一次會。」此外，斯文森 （ Bo Svensen，一九八六年起任學院常務秘書的私人秘書 ）在瑞典文著作英譯本《瑞典學院和諾貝爾文學獎 》（ The Swedish Academy and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00 ）中，就曾提及院士有時由於種種原因而沒有出席評選會議的情況，斯文森的措詞是有分寸的：「 出席人數是高的」 （ attendance is high）。換言之，有時不是百分之百的出席率。
第三，關於筆者對現任常務秘書恩格道爾的評論，也是有根有據的個人觀點。
筆者前文談到恩格道爾「唯新是尚」，是指他在評選諾貝爾文學獎的問題上對 「實驗性藝術」新花樣的崇尚，這與他研究不研究十八世紀的瑞典文學，或研究不研究古希臘羅馬文學無關。在我看來，作為一個玩世不恭的犬儒主義者，恩格道爾近乎是在玩諾貝爾文學獎。例如，他的某些缺乏道德感的言論，曾遭到安隆特的嚴詞譴責：恩格道爾 「 摧毀了我們國家的道德神經」。這句話的出處是 Michael Specter 撰寫的《諾貝爾綜合症──斯德哥爾摩來信》（The Nobel Syndrome： Letter from Stockholm），載《 紐約人》( The New Yorker, 1998年10月5日 )。
因此，筆者認為，與瑞典學院內部以及圈外的一些作家和文學批評家相比，恩格道爾是比較差勁的。恩格道爾出任常務秘書，與各個領域常見的「劣幣驅逐良幣 」現象非常類似。至於瑞典學院歷史上的「劣幣驅逐良幣 」現象，院士和詩人福塞爾 ( Lars Forssell )早已作了精彩描述。他於二○○○年瑞典學院創立兩百二十五週年之際，寫了一首紀念性的《古風頌歌 》（ Ode I gammal stil ）。這首長詩回顧了學院的歷史功績，同時總結了它的經驗教訓。詩人列舉了學院歷史上「 漏選」為院士的七位瑞典作家和人文學者，其中最著名的是斯特林堡。福塞爾愧疚地寫道：
「 也許你們可以不朽地長眠
比我們這些被選中的平庸者更為安寧 ----
你們依然活著！
學院的誹謗者們愈來愈多地談論
那些不曾在此佔有一把交椅的人
而不大談論正穩坐交椅的院士。
當誹謗者驕傲地拱起屁股朝著這個小圈子
他們往往是正確的......」
第四，與上述三點相比，對諾貝爾遺囑要求的 「 理想傾向」的態度，是更為重大的問題，更值得瑞典學院和廣大讀者注意。
馬悅然先生認為，「瑞典學院早在一九四○年代把理想主義的觀念置之度外 」。他以此反駁筆者關於瑞典學院內部「至少有兩派勢力」的分析，並質疑筆者從哪兒得到這個 「情報」。因此，筆者有責任告訴讀者：筆者的根據是瑞典學院多位院士關於諾貝爾文學獎的著作。舉其大要，有前任常務秘書阿連和現任諾獎評委主席埃斯普馬克（Kjell Espmark ）合著的瑞典文和英文小冊子《諾貝爾文學獎導論》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2001)，埃斯普馬克的專著《文學獎：肩負諾貝爾使命的一百年 》 ( Litteraturpriset: Hundra ar med Nobels uppdrag,2001)── 這一書名本身就已經很能說明問題了。為了讀者查證的方便，這裡僅僅舉出諾貝爾基金會的諾貝爾網路博物館 （Nobel e-Museum）上刊發的兩篇英文文章，一是埃斯普馬克的《諾貝爾文學獎》（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二是阿連的《 能勝過莎士比亞嗎？── 諾貝爾文學獎面面觀 》（ Topping Shakespeare? Aspects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埃斯普馬克在該文論及「理想傾向」時指出：「 實際上，文學獎的歷史是解釋這一不明晰的遺囑的連續不斷的嘗試。」 在重申一九八九年以來瑞典學院的「世界文學」的評選方針時，埃斯普馬克繼續表示：「一項早就開始的新政策，到八十年代取得驚人的推進。 新政策再次嘗試理解和達成諾貝爾的遺願。」 此外，他還轉述了阿連對「 理想傾向」的文本的解釋。阿連在上述著作和文章中，力求從哲學、思想史和語言學等多個角度闡釋 「理想傾向 」。他指出：「今天，在過往努力的啟發下，學院內部有一種 『 回到遺囑 』的傾向 ( a drift back to the will)」。由此可見，在今天的瑞典學院內部，堅持遺囑和忽略遺囑均有人在。或者說，以阿連為代表的 「 回到遺囑」 派和以馬悅然先生為代表的「把理想主義的觀念置之度外 」派是涇渭分明的。每個院士觀點都不盡相同，瑞典學院絕對不是統一的一派。
百多年來，瑞典學院不少院士在不斷闡釋諾貝爾遺囑時，已經基本上正確地把「 理想傾向 」解讀為人文主義精神和世界文學的眼光。諾貝爾精神不是一種孤立現象，他繼承、發揚了歐洲優秀的人文主義傳統。在某些院士那裡，包括在筆者向來尊重的馬悅然先生身上，基本的人文精神是滲透在他們血液中的，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不可能完全把 「 理想傾向」「置之度外 」。
當年，諾貝爾遺囑一公布，瑞典早期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布朗廷 ( Hjalmar Branting ) 就曾發表《 諾貝爾遺囑 ── 大善意，大失誤 》一文，認為諾貝爾委託瑞典學院來鱗選文學獎是一項不幸的選擇，因為他預料，瑞典學院會對 「 理想傾向」給予保守的解釋。後來果然如此。如果今天的瑞典學院全體一致地 「 把理想主義的觀念置之度外」，那就是諾貝爾更大的不幸了。假如瑞典學院並非如此，那麼，馬悅然先生的言論就給讀者提供了一個錯誤的信息，對瑞典學院的聲譽和諾貝爾文學獎的價值都是有損害的。
2005年 11月17日 原載 《中時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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