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敬佩歸敬佩，遇到疑惑並不能因敬佩而煙消雲散。比如，讀新出的這期(總40期)《南方人物週刊》上刊載的訪談實錄《對話何祚庥》，看到他發表的那些高見就不免心裏犯嘀咕。
何祚庥說：「我現在做的事情，從某些方面來講的確是不可替代的，因為既懂馬克思主義又懂當代科學的人實在不多。」對此，我自知沒有能力提出異議。雖然這個世界上不管少了誰，別人的日子都會過下去且會越來越好，但人沒有這種自信，活著還有什麼勁呢？我感同身受同情性地理解所有人的自信或者自負。
何祚庥說：「我做物理研究，高度關注物理和馬克思主義相結合。……晚年，何祚庥又高度注意把物理學理念用到馬克思哲學上。」他是否由此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或者物理學理論，只有像他這樣兩項都精通的人才才能評價，我輩連嫉妒的資格也沒有。
那麼，現在我可以請教何先生的是兩個低層次的常識性的邏輯問題。這兩個問題都產生於下面這段對話。
「攝影師：中國煤礦每天死多少人您知道嗎？
何祚庥：報紙上說100多人……
……沒法避免！中國煤礦死人也沒法避免！因為中國的老百姓太窮了。
攝影師：您認為是窮而不是腐敗嗎？
何祚庥：主要是窮，而不是腐敗。為什麼工人能接受較低的工資、較危險的條件？老百姓不是傻子，他們不是不知道啊。那為什麼還接受？因為不接受活不下去。
攝影師：那他們就該接受這樣的命運嗎？
何祚庥：(怨就怨)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了？
攝影師：但不應該死無辜者，有些是可以避免的……
何祚庥：誰是無辜的？誰是可以避免的？它有一個概率分布。何祚庥也不希望死人，但有時候發展過程中的犧牲是不可免的。你希望沒一點犧牲，是很不切實際的想法。
攝影師：那您的意思就是煤礦工人應該死了？
何祚庥：煤礦工人應該是做了貢獻的。他們的貢獻我們應該正確評價。
攝影師：他們做了什麼貢獻？提高了GDP？
何祚庥：一點不錯。解決了中國的能源短缺問題。」
我不想與何祚庥討論什麼叫「以人為本」，我也不想討論我們該不該做中國人，我只想問：
一、那些礦工因為「太窮」，不得不冒著生命危險下井幹活，「因為不接受就活不下去」，即「太窮」是「賣命」的必要條件；然而「賣命」的人，又只能「接受較低的工資，較危險的條件」，也就是說「賣命」的只能受窮，走不出「太窮」的宿命結果。且不論這一切果真是否因為他們不幸生在中國而與腐敗無關，「太窮」 與「賣命」這種因果關係就像萬有引力是不能打破的鐵律嗎？何先生這樣論證，在邏輯上算不算「循環論證」？《中國改革報》11月28日披露，據保守統計，我國公車目前已達350萬輛，公車年開支達3000億元，超過年度教育經費和醫療經費的總和，且公車單車運輸成本竟接近出租車的8倍。煤礦的安全投入要多一點，給煤礦工人的工資高一些，真的是沒錢做不到的事嗎？
二、希望死的人少一點，避免發生一起又一起的重大礦工傷亡事故，與「希望沒有一點犧牲」、完全避免死人是一回事嗎？混淆二者，在邏輯上叫不叫偷換概念，轉移命題？這種反駁的手法我們早已司空見慣。比如：你要求某一項合法權利，他就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斷然拒絕道：「世界上沒有絕對自由！」你痛恨某地某行業貪官污吏「前腐後繼」，他給你一句絕對真理：「古今中外哪個國家沒有發生腐敗？」 何院士是科學家，難道連這類拙劣的詭辯法都不能識破，而會受傳染，採用同樣的「邏輯」論證手段嗎？
我相信何祚庥不屬於那些「不幸生在中國的」中國人，而他是不是「最講人文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科學家，我也懶得去證實或證偽，請他先回答我這兩個低級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