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的危機不完全繫於財富分化到何種程度和權力集中到何種程度，關鍵是這個社會既定或正在變動的利益格局和權力格局是否符合公正、公平原則，是否符合社會傳統的價值觀以及這個既定的格局和格局的變動有沒有造成社會各階級的分裂、對立和仇視。拉美的財富分化和所謂的民主政治之所以引發社會長期動盪，而美國的財富分化和民主鬧劇之所以孕育出一個美麗的美國夢，原因正是前者過程的不公正導致社會分裂，而後者過程的相對公平造就了奮發向上的社會凝聚力。中國社會各階級已經出現了分化、對立和仇視的明顯徵兆，平民階級與富人階級和官僚階級的矛盾變成了社會問題的焦點和潛在社會危機最主要的導火索。首先，平民階級從觀念上否認富人階級和官僚階級所宣稱的價值觀，社會喪失了經過歷史積澱並被廣泛接受的抽象衡量標準，金錢崇拜成了唯一可以公然存在的新宗教。平民階級的「觀念顛覆」使社會既成事實的合法性產生動搖，正在形成中的社會秩序失去「支援意識」。所謂「新」秩序的穩定性面臨嚴重挑戰。其次，社會各階級之間的相互認同全面坍塌，社會品質整體墮落。官僚視百姓為刁民，百姓視公僕為虎狼；富人視窮人如蟲豕，窮人視富賈如仇寇。社會各階級爭相放棄身份，放棄寬容，放棄認同，自甘墮落。上流社會沒有真正的貴族和君子，而平民階級充滿憤憤不平之氣。基於共同信念的社會凝聚力正在迅速弱化，社會單位向個體化滑落----沒有歸屬感的個人主義成為社會的主導信念。其三，平民階級與官僚階級和富人階級的衝突雖然沒有集中爆發，但每個個案都充滿了不可妥協的血性和普遍的警示意義。這些衝突發生在底層和多以極端的方式發生說明在廣泛的層面，階級之間的深刻矛盾正在侵害社會的有機組織並撕裂社會階層之間的血肉關係。社會各階級之間的不信任、對立和仇視成為最大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其四，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的瑣屑和冷漠使社會矛盾衝突喪失緩衝閥和中間地帶，加劇了社會各階級的分化和分裂。知識份子對底層的苦難和社會的不公集體失語，中產階級心安理得地消費勞工血汗，這兩個階級的徹底異化使平民階級看不到希望，同時讓富人階級和官僚階級更加肆無忌憚地將國家命運推向絕地。
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主要原因是社會中主導階級長期對底層群體各種正當訴求的冷漠、忽視，甚至壓抑。以農村為肇始的改革，起初使農民得到實惠，但1984年開始城市改革之後，農民重新回到了被剝奪者的地位。城市改革使國家的主人工人階級僅僅過了幾年富裕日子，之後他們又淪為城市貧民。改革開放成了商人階級和官僚階級獨享的盛宴。每一次向市場化邁出的改革，都造就一批與官商緊密勾結的富商；而基層政權的惡霸化徹底摧毀了下層老百姓的政治期望和經濟夢想，社會分裂的種子被深深種在廣袤的神州大地上。中國經濟20年多年高速增長，有人認為這是社會穩定、和諧的明證，言下之意，所謂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裂是子虛烏有的事情。而實際上，中國經濟的高速度增長正是以社會分裂為代價，是社會分裂的「成果」。社會分裂使平民階級失去勞工保護導致勞動力成本長期處於低水平刺激以製造業為主的中國經濟保持強有力的競爭力，這是促成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原因。另外，官商勾結從公共投資中獲取巨額利潤導致投資拉動性增長方式長期主導中國經濟，是中國經濟發展儘管嚴重不均衡，但卻持續增長的另一個原因。這種病態的增長方式是不可能持續的。有些經濟學家預言，中國經濟還可以增長二十年。從純經濟的角度講這是可能的，但從社會政治的角度看，這無疑痴人說夢。可能的結果有兩個：要麼放棄以犧牲勞動者福祉為代價的經濟增長方式，這樣，在勞工福利逐步改善的同時，經濟增長趨緩。這是正確的發展路徑。要麼繼續犧牲勞工福利保持經濟持續增長，但導致社會有機組織繼續被破壞，社會矛盾不斷加劇，最後引發整個社會架構坍塌，數十載經濟增長積累起來的成果毀於一旦。
社會各階級的分裂和對立是中國穩定和發展的心腹之患。消除矛盾，彌合分歧，醫治社會創傷，是當前中國面對的，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解決的嚴峻課題。新一屆政府正是意識到這種危機的緊迫性，試圖從改善民生和關注底層作為突破，以此樹立政治權威，同時重塑社會凝聚力。但問題是依靠現有的政治資源已經無法達到此目的，而依賴民間資源又是一條充滿風險的刀鋒之路。因為，民眾的力量如果沒有富有犧牲精神的思想者的引導，很可能引發暴動政治，這種力量可能徹底摧毀20年改革開放培育起來的唯一成果---- 市場體系。因此，我們看到，知識階層和中產階級屈於外在壓力和世俗誘惑放棄信仰、放棄人格獨立、放棄社會責任使社會喪失道義承擔者的同時，也喪失了社會改革的原動力。這種現狀使解決中國社會矛盾和危機的希望變得異常迷茫。這種無奈的現實強弱格局逼迫解決問題的途徑只有依靠聖明的力量----期望現政權在紓解民生的同時，培育民間的政治資源，為在將來成熟時刻徹底解決階級分裂和社會對立贏得時間，創造條件。這種事情是否發生無法從目前的現實狀態中得出肯定的結論。這是一個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的隨機事件。一個國家的前途繫於隨機，真可謂命懸一線，這種情況在中外政治變革的歷史和現實中很難找到第二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