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趙佶善書畫，精鑒別。當皇帝 時，廣收古物和書畫，網羅畫家，擴充翰林圖畫院，令人編輯《宣和書譜》，《宣和畫譜》，《宣和博古圖》。趙佶真書學薛曜，自創「瘦金體」，也寫狂草。繪畫重視寫生，以精工逼真著稱。工花鳥，相傳用生漆點鳥睛，生動傳神。徽宗也能詩詞，有《宣和宮詞》3卷。作為書畫大家，其書畫藝術之高明，在藝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對後世有不小的影響。與乃父一樣，宋高宗趙構對法書也情有獨鍾，孜孜以求，自稱「余自晉、魏以來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眾體備於筆下，意簡尤存於取捨。」其造詣之高，直追乃父。著有《翰墨志》。
欣賞好的藝術作品，是高尚的人生享受。然而，我看徽宗、高宗父子作品，卻「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大家知道，宋徽宗做皇帝，在「朕即國家」的社會裏，不以國家大事為務，卻以書畫為生，尊通道教，任用蔡京、童貫等「六賊」，把持國政，禁錮黨人，排斥異己，貪污橫暴，濫增捐稅，搜刮民財，大搞「花石綱」，陷人民於水火之災，置國家於危卵之地。金兵壓境之時，也不作籌謀，還悠閑地當了太上皇，最後，與欽宗一道當了金人的俘虜，最終死於被囚之地五里城（今黑龍江依蘭）。被囚時，徽宗才嘗夠了「愁苦」，其詞曰：愁苦，問院落淒涼，幾番春暮？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
宋徽宗在飽嘗階下囚的痛苦時，一定能想起能詩、善樂、精通書畫、尤善於作詞的南唐後主李煜100年前投降其祖上宋太祖趙匡胤時的亡國之痛：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李煜降宋後，整天過的是「只以眼淚洗面」的屈辱生活，宋徽宗當有同病相憐之慨。「南朝天子多無福，不作詞臣作帝王！」徽宗的命運何其相似乃爾！當初李煜投降時，趙匡胤在得意之餘，卻又感慨地說，李煜倘能用作詞的功夫治理國家，今日又怎能淪為朕的階下囚！可惜，趙匡胤的這番肺腑之言，並沒有被其子孫所記取，以致不肖子孫也成了別人的階下囚，這恐怕是趙匡胤萬萬沒有想到的。歷史的法則是多麼嚴酷啊！
有其父必有其子。在徽欽二宗被虜、半壁江山淪陷之後，趙構即位當了南宋皇帝。面對父兄被俘、山河破碎之際，趙構由南京（商丘）而揚州而杭州，步步南退，對金一再忍讓求和，並用奸相秦檜收抗戰諸將兵權，殺害岳飛，割地納貢，向金稱臣。這一切都改變不了趙構對書法技藝的痴迷，成天書寫《道德經》、《禁酒碑》、《御書石經》等。後來，乾脆皇帝也不做了，讓位於太子，當上太上皇，寫起《洛神賦》。因此，有人譏諷他「孔明兩表無人讀，德壽宮中寫洛神」。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中慷慨激昂收復中原的抱負、雄心，沒有人理睬了，宋高宗只知道養在德壽宮中瀟灑地揮寫著曹子建的《洛神賦》！更直接的批評還在後面。宋高宗南渡時，也因襲往昔故事，下詔勸農。於是，有人畫了《耕織圖》24幅以進。對此，作為金人後裔的乾隆皇帝也不以為然：「帝王之政，莫要於愛民；而愛民之道，莫要於重農桑。此千古不易之常經也。然在高宗南渡時，則更有要於此者：復河北迎二帝是也！爾時若君臣不臥薪嘗膽，以恢復為急，即下重農之詔，成桑蠶之圖，亦何有裨於實政哉！」在乾隆看來，作為皇帝要以國之安危為急務。在趙構面前，最緊急的莫過於收復北方失地，迎回被虜二帝了。至於其他，即使是勸農之事，也無補於實政。何況，像繪畫書法之事，「亦不過翰墨娛情而已」。乾隆作為大清國皇帝，其臧否歷史人事，並沒有族群的狹隘情緒，而是站在客觀的立場上「慨武穆之忠」，「又恨宋高宗之信奸相，忘復仇，而壞其長城也。」同是皇帝，其政治眼界之高下，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徽宗狂草千字文，盡情描繪「杏苑春聲」、「熏風鳥語」；高宗揮灑筆墨，傾情揮寫「洛神」、「養生」，真乃出神入化。這兩位皇帝利用國家皇權的一切資源，來擴展自己的藝術稟賦，其作品達到了極高的藝術境界。然而，這種藝術的高超，其代價卻高超得無以倫比，那就是山河破碎，帝身被囚，生靈塗炭，英雄被戮，國家分裂了15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