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和劉賓雁分道揚鑣

在五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裡，我大概算是和劉賓雁先生接觸較早的人之一。為了鋪墊後面我對劉賓雁報告文學的評論，也未能免俗地交待幾筆我和劉賓雁的一些交往。1979年5月，黑龍江召開一個「青年創作會議」，需要找幾個名家做貴賓，我建議找王蒙、劉賓雁、劉紹棠，因為他們三人當時剛被平反，名氣比較大。但會議不相信能請來，我就自告奮勇去北京請。

這三個人中，王蒙沒同意，但劉賓雁和劉紹棠都願意來。尤其劉紹棠，一副他筆下的憨厚農民般質樸，好像不知道自己居然名氣很大，還特地去做了身西裝，和我一起乘火車去哈爾濱。劉賓雁隨後也如約趕到。他在會上批評黑龍江大慶油田缺乏人性，論述人的文學等，一下子就引起轟動。

當時我在黑龍江大學主持一個文學社團「大路社」，於是也利用這個機會邀請二劉來演講。對劉紹棠，校方只是安排在中文系教室演講，而對劉賓雁，卻是安排在能坐一千八百人的學校大禮堂進行，而且學校黨委書記和校長都在台上陪坐。我第一次主持那麼多人的演講會，面對台下黑壓壓的人群，緊張得連幾句介紹和開場白都沒說流利，那次滑鐵廬才促我開始訓練自己的當眾講話能力。而劉賓雁的講話則瀟灑自如。他當時講了些什麼，已不太記得了，只留下了他講話很令人振奮的印象，每講幾句話，台下就鼓掌。那時的劉賓雁，被人們視為「正義的化身」，走到哪裡都有崇拜者簇擁。

●《人妖之間》和參與調查冤情

我不知道他那次演講之後，是不是去了附近的賓縣採訪，因為當年九月的《人民文學》上就發表了他那篇轟動全國的報告文學《人妖之間》。對我們這些青年學生來說，《人妖之間》能揭露共產黨內的腐敗，讓人感到中國有了希望。於是我們大路社把《人妖之間》印了幾千（或上萬，記不清了）單行本，拿到大街上去賣，但迅速被省委通過校黨委禁止發售。後來只好拿到北京去，經劉賓雁介紹，由電影《苗苗》的作者嚴亭亭和她丈夫拿到北京火車站前去賣，但也被當地警察沒收。最後只好把剩下的一些交給了劉賓雁，由他出去演講時帶著散發。

我在《深圳青年報》工作期間，曾受劉賓雁之托，幫助查找被關進精神病院的上訪者王福綿。他到劉賓雁家訴說冤情，剛出劉家門口，就被警方抓走，鑑定為「偏執狂」。通過關係，我查到了他被關在哈爾濱郊外的黑龍江省公安廳精神病管制院，並在劉賓雁和他的兩個《人民日報》助手抵達哈爾濱之前設法見到了王。後來又陪劉賓雁去了位於北安的省精神病院調查王被鑑定為「精神病」的過程。調查基本上都進行完了，但由於劉賓雁隨後就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被清除出黨，這篇調查報告也就一直沒有出來。我本人也由於《深圳青年報》的問題而被停職反省。本來在1986年黑龍江大學校慶時，我還和劉賓雁一起在全校大會上正式受聘兼職講學，學校還為我們倆安排房子，以便回去講學時住，當時很高興可以有更多機會向劉先生請教了。可惜反自由化把這一切都反成泡沫。1988年，我們前後腳都來到美國。

在美國期間，雖然見面機會多了，也更容易了，但我和劉賓雁的關係反而越來越疏遠。除了1990年在紐約曾一起作為東北同鄉去見了首次獲准離開臺灣抵達美國的張學良，後來在夏威夷「東西方中心」合寫一本鄧時代中國新聞的書（該書未能出版）有一段交往之外，彼此只是在一些民運會議等匆匆見面，客氣寒暄，但無法深談；因為在幾乎所有重大原則問題上，我們的觀點都越來越不同，很難談得來。我們的分歧應該說有一定的代表性，更是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它們主要在這樣幾個方面：

●劉賓雁認不清共產黨的狼性

第一個是對共產黨的看法。早在八九民運爆發之前，當時在紐約的劉曉波約我到紐約來，說準備開一個關於劉賓雁的討論會，旨在批評其代表作《第二種忠誠》所代表的觀點。我特地從洛杉磯趕過來，但劉曉波臨時決定回國參加八九民運，這個會沒有開成。我之所以願意參加這個會，因為早已對《第二種忠誠》有看法。劉賓雁的「忠誠論」，不管提出第幾種，最後還是要「忠誠」共產黨，而不是像原蘇聯和東歐的知識份子索爾仁尼琴、哈維爾、昆德拉那樣，從整體上否定共產黨，結束共產主義。

劉賓雁的觀點，代表不少那一代老共產黨人，他們堅持認為，四九年以前的共產黨是好的，是追求民主自由，是有理想的，因此他們才會參加這個黨；中共獲得政權後，這個黨腐敗專權，變壞了，因此他們才和共產黨分手；或者說他們仍堅持理想，而遭到墮落的共產黨的迫害。劉賓雁在自傳中說，「正是在我要同心同德為這個黨的事業主動地、多少有點創造性地獻出我的力量時，我卻開始成為它的最危險敵人。」

劉賓雁所代表的這種對共產黨的看法，是對共產主義這種理論的本質完全認識不清。這種理論是建立在用暴力推行其理想之上，無論理想多麼美妙，手段的邪惡，其結果一定是罪惡。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歷史早已證明了這一點。但以劉賓雁為代表的老一輩共產黨人總是用強調他們當年的理想之崇高，來推卸他們參與建造那個制度的責任。沒有人要追究那些老共產黨人的責任，讓他們上絞刑架，但他們為什麼就死活不承認自己年輕時選擇了一個錯誤的理論呢？如果他們都沒錯，從胡耀邦、趙紫陽，到劉賓雁們，個個都是受害者，都沒有責任，難道中共的所有罪惡，都是毛澤東一個人幹的？

●手段邪惡，結果一定是罪惡

劉賓雁不僅不承認共產主義的本質是邪惡的，甚至認為共產黨之所以能在中國統治半個多世紀，是由於黨內那些「好人」在支撐著這個黨，可惜黨內「壞人」太多，才導致中共的不幸。他說，「後一種人總是得勢，總是吃掉前一種人。但是沒有前一種人，中共能維持其統治到半個世紀是不可想像的。」（1）

這真是荒謬透頂的思維。共產黨統治之所以維持到現在，明擺著是靠謊言和暴力，這早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哪裡是靠什麼黨內的「好人」？劉賓雁的邏輯是，對共產黨有「第二種忠誠」的人多起來，黨內「好人」能發出聲音，付諸行動，這個黨就有希望了。他甚至提出「索性把中共一分為二，一個在朝，一個在野，大家來個競賽，也好叫老百姓有個選擇。……未嘗不是一個解決問題的出路。」（2）

在劉賓雁的思路中，總之就是要由共產黨來包攬中國的政治，而沒有考慮（在當時已經屬於常識性的問題）一個民主的國家，應該有無數政黨，由人民來選擇。而且共產主義本來就是一種理論、一個政黨、一種意識形態，怎麼可能分成兩個黨呢？他的異想天開多少有些令人目瞪口呆。

而且在共產黨內分「好人壞人」，期待好人戰勝壞人的思路不僅完全錯誤，也毫無意義。我們今天徹底否定共產主義理論，絕不等於說所有的共產黨員都是壞蛋，他們全都只想給人民帶來災難。在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心地更善良一點的，和心地更邪惡一點的。但共產黨的問題，根本不是好人多少的問題，而是整個黨的意識形態完全錯了，它用暴力手段，而且不擇手段，尋求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烏托邦。在這種本質性錯誤理論的指導下，好人和壞人的區別不僅沒有意義，而且「好人」的勝利，可能給人類帶來更大的災難，這是由於共產黨反自由的暴力本性所決定的。早已有包括哈耶克在內的許多名家指出，「人類最深重的災難，都是由好人以最正義的名義施行的。」惡並不可怕，因為它一目瞭然，容易辨識；而在錯誤理論指導下的「善」，才給人類帶來更大的災難。

但劉賓雁完全沒有認識到這個層次，他在1999年還忿忿不平道：「難道七十年、五十年的共產主義事業，那麼多人都為之獻身的事業，共產黨就是靠暴力和欺騙？」難道「過去的一切都錯了，一無是處」？ 「難道馬克思主義錯到那種程度？」（ 3）

劉賓雁在中國當時那種封閉情形下提出「第二種忠誠」還有情可原，但他在美國住了十七、八年，到他去世前一年多接受紐約「新唐人電視」採訪時，還明確宣稱：「《第二種忠誠》裡應該說的是對共產黨的忠誠。……我認為應該提倡這種精神。」（4）這家電視臺的專訪結語是，劉賓雁「仍然沒有放棄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仍然期待著有一天他的真誠能夠得到黨的理解。」

紐約《多維時報》在劉賓雁去世前幾個月對他的長篇專訪，題目就是「尋找共產黨」，這是劉賓雁用過的文章標題，他對採訪者說，他寫過的文章，最喜歡的是這篇，該篇的核心論點，是要尋找一個好的共產黨。他從來就不是一個共產政權的異議份子，而只是一個被共產黨遺棄的「忠誠的共產黨員」。

在吉拉斯寫出《新階級》近半個世紀的今天、在前蘇聯和東歐的知識份子早就開始給共產黨尋找永久的墓地，並埋葬了那個暴力集團之後，中國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劉賓雁還停留在宣揚對共產黨的《第二種忠誠》上，這恐怕不只是劉賓雁個人的悲劇，也是共產黨至今還在中國存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甘心社會主義失敗

正是因為劉賓雁這樣眷戀共產黨，因此才會對蘇聯推翻共產黨統治非常不滿。他說，「多黨制，私有制，市場經濟，和近來成為熱門的『憲政民主』，葉利欽那裡都有了……結果又怎樣呢？俄國不過是從共產黨官僚和特權份子的天堂變成了『流氓資產階級』（昨天的官僚、特權份子）和黑社會的天堂。」（5）而對俄國人民終於有了投票權和言論自由等根本性的變化，劉賓雁完全視而不見。

他還寫道，「不幸的是我們的年輕和比較年輕的知識份子，當中國的大門一開，一眼就看中了西方，一頭栽進西方制度，西方文化與西方的生活方式的懷抱。……西方雖好（無非是豐足和舒服一些而已），恐非中國去處。」（6）一個親身體驗過四十年共產專制的知識份子，來到西方之後，卻得出西方只是物質「豐足舒服」而已的結論，簡直令人不可思議。

他對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知識份子中，多數親西式憲政民主很不買賬，「無論國內國外，很多青年（又不僅是青年）知識份子一邊倒，對資本主義、自由主義一見傾心，不顧其它。……試問：前蘇聯和東歐各國，現在都解決了政權問題，政治制度也民主化了，又怎麼樣呢？」（7）

他還在臺灣《中央日報》「中國向何處去」的徵文中武斷地寫道，「以為單靠市場經濟和西方式民主便能拯救中國的論調，已被俄國和中、東歐國家的現實證明未必可靠。一刀切斷歷史，勉強嫁接外來的制度是行不通的。」（8）這種文字今天完全可以作為《人民日報》社論發表。

據原《人民日報》記者程凱最近的悼念文章，在劉賓雁八十歲時，他曾去劉家拜訪長談，感覺是，「他與絕大多數流亡海外的中國政治異議人士不同，他不認為，也不甘心，社會主義就該這樣在中國失敗了。」

●和西方左派不謀而合

正是由於劉賓雁依舊對社會主義一往情深，所以他對美國的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經濟相當牴觸。這自然導致我和劉賓雁的另一個嚴重分歧，那就是對西方左右派的看法。因為隨著對美國的深入瞭解，我越來越接受右派，即保守主義的理念。而劉賓雁在美國卻更往左派方向走。我們兩人在這個問題上幾乎是兩極，多年前有幾次電話交流，他都抱怨有些人（當然是說給我聽）太親美；他曾給我推薦過幾本書，都是我最反感的左派寫的。

在劉賓雁那一代流亡的老共產黨人裡，多數因英文等語言問題，對西方左右派的爭論一直不太瞭解。但劉賓雁不同，他不僅能看懂英文，而且對西方左右派之爭的原則問題是清楚的。我和劉賓雁都長期訂閱左翼的《紐約時報》，但我是越看越痛恨其觀點，越看越更傾向右派；而劉賓雁則從這張極左的報紙中一再找到他的理論支柱。

西方左派的主要想法，在對外政策上，對邪惡從來認識不清。他們當年推崇共產主義，反「反共」，反越戰；今天反對軍事鏟除薩達姆等獨裁者；他們最善於做的是姑息獨裁政權，杯葛自由力量在世界範圍推廣民主。在對內政策上，左派傾向大政府，要用高稅收的方式劫富濟貧。由於劉賓雁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眷戀，自然和西方左派的想法不謀而合，也是強烈反對資本主義，痛恨市場經濟。

這些年來我在《開放》上發表過多篇推崇里根、撒切爾領導的經濟革命的文章，好像引起了劉賓雁先生的很大不滿，他在《開放》撰文，用典型的西方左派理論批評我的右派經濟觀點，什麼美國1％的富人佔有了50％的財富等等，強調美國社會不公，財富不均；他甚至說美國「劫貧濟富」。（9）而事實是，這1％的富人，承擔著美國51％的稅收，從這個意義上說，是富人在養活靠福利生活的窮人，哪來的「劫貧濟富」呢？窮人有什麼可劫的呢？

一年多前在接受「新唐人電視」專訪時，劉賓雁說的更絕對，「因為中國盲目地學習西方，把美國的、西歐的那些最反動的、最右傾的經濟學理論拿到中國去搞，搞這種所謂的市場經濟，結果證明是失敗。美國失敗了，歐洲失敗了。他們沒有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中國也一樣倒霉。」 （10）

美國實行了二百多年保護私有產權的市場經濟，創造了今天這個繁榮富強的美國，劉賓雁有什麼證據說美國的市場經濟失敗了呢？亞當．斯密和哈耶克的自由經濟理論已被實踐證明是迄今為止最可行的，怎麼成了最反動的了呢？更顯而易見的是，中國經濟出現的問題，恰恰是由於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是權力者的盜竊經濟），更無配套的民主政治。這都是些常識性的問題，但劉賓雁不僅不接受，還堅持站在歷史已經證明是錯誤的一方。因而《華盛頓郵報》在報導劉賓雁去世的文章中也說，「不管怎麼說，劉賓雁仍然是一個社會主義理想的信徒」。

●寄望於卡斯特羅的崇拜者

幾年前我就注意到劉賓雁撰文稱讚反美、親共、一直推行社會主義的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因為幾乎在同一時期，我曾撰文痛斥那個近乎左瘋的政治強人 。最近劉夫人朱洪回憶，劉賓雁去世前的幾年，對拉丁美洲產生興趣，他收集了大量關於拉美的剪報，由於數量大，要請朋友幫忙整理。為什麼劉賓雁對拉美產生興趣？因為最近六年，左派勢力在拉丁美洲迅速抬頭，在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委內瑞拉、智利、烏拉圭等國，都是左派上臺執政，現在南美四分之三人口在左派政府統治之下。

這些左派政府的共同特徵是推行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均貧富，國營化，高稅收，排斥市場經濟；在對外政策上，普遍反美，親共產古巴。其中最囂張的就是查維斯；他限制新聞自由，把石油公司收歸國有；並聯合巴西左派總統魯拉（ Lula），厄瓜多左翼總統古提瑞茲（ Gutierrez ），還有智利共產黨阿連德的傳人拉戈斯（Lagos），結成左翼聯盟，共同抵制自由經濟和美國。查維斯還曾去北京朝拜胡錦濤，要聯共抗美。

而劉賓雁不僅肯定拉丁美洲的這種左傾變化，甚至忍不住讚美查維斯，就是因為這些左派領導人和他一樣，都是嚮往社會主義。但歌頌查維斯這種舉動，即使美國的左派們，也做不出來，因為這個瘋狂反美，曾和薩達姆擁抱，和卡斯特羅稱兄道弟的拉美小霸王，對於美國人來說，實在是個小丑。

●仍對共產主義情有獨鍾

2005年初，以反資本主義的戲劇《推銷員之死》而成名的劇作家、極左派阿瑟．米勒去世，劉賓雁撰文高度讚揚，他說，「米勒是在美國三十年代空前經濟大蕭條時代成長起來的。那時資本主義風雨飄搖，很多美國知識份子都覺得人類的希望在蘇聯身上。米勒也是如此。後來很多人轉了向，米勒卻沒有。」劉賓雁居然至死欣賞米勒始終沒有改變人類的希望在蘇聯的立場！該文不僅借一句觀眾的話，表達了他本人最欣賞《推銷員之死》之處：它「是埋在美國資本主義下的一顆定時炸彈」，還透露出對向蘇聯出賣情報被處死者的同情。（11）

劉賓雁近年給自由亞洲電臺做的評論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反對美國資本主義，熱烈歌頌美國極左份子（像民主黨現任主席迪恩）。他比《紐約時報》最左的觀點還左。坦率地說，我來到西方後，還沒有見過第二個所謂的「流亡異議人士」，對共產主義的眷戀，對西方民主制度的否定達到劉賓雁的程度。幾度欲提筆批評，不僅由於他直接不滿我的觀點，更由於他太典型。但顧忌昔日友情，加上近年他重病在身，我絕不想惹老先生生氣而縮短生命，所以什麼也沒寫。正如他在和我商榷一文中的困惑：「長青住在美國，我倆只有一小時路程之隔，大家看見的事情基本相同，到了腦袋裡竟變成兩個全然不同的世界。」我也完全不能理解，經歷了那麼殘酷的共產專制，他怎麼還能左到如此地步。今天，賓雁先生已經成為一顆自由的靈魂，享受一個真正完美的世界，所以我們在塵世討論什麼，他已經不會在意了。

●應該淘汰《報告文學》

除了在對共產黨和西方左右派問題上的分歧之外，我和劉賓雁對「報告文學」這種體裁也有不同看法。我到美國瞭解、學習和大量閱讀西方的新聞報導、調查報告之後，越來越痛感中國那種把新聞和文學混到一起的寫法完全不符合最基本的新聞規範。因為到底哪些部分是報告，哪些是文學，根本分不清。而在西方，新聞強調的是客觀和真實性，不可虛構，更不可文學化，報導中用形容詞都是犯忌。西方出版的書籍也明確分成「虛構」和「非虛構」兩大類，不能混淆。

而以劉賓雁的報告文學為代表的這類作品，基本是報導和文學不分，事實、引言不給出處的地方佔據絕大部分，然後和作者的主觀描述、感嘆、感慨、評論摻雜在一起。例如他的代表作《人妖之間》，寫黑龍江省賓縣燃料公司經理王守信貪污案。開篇作者就評論說，王守信「名聲不好，是個破鞋」，後來就描述王在那些男性主管面前，「褲子都脫下一半了，那種親昵勁兒，對於年歲相彷的男性也不是沒有一點魅力。」「這麼一個粗鄙、淺薄的家庭婦女不管是多大的官，她能一見如故，把一個五十歲的女人所剩無幾的魅力以最不令人厭惡的方式展示出來：哎呀，我說王書記（或高經理，聶秘書長，反正都一樣）呀，咱們賓縣老百姓可難啦。」

這些描述全沒有出處，都是劉賓雁自己的文學想像和虛擬。從劉賓雁的文中得知，他既沒有採訪任何「男性主管」，更沒採訪過王守信本人。只是用「粗鄙、淺薄」等貶意形容詞，來渲染暗示王守信可能用色相交易。

除了隨意使用形容詞，主觀論斷之外，還動不動就「她想」 「他納悶」之類的。記者只能報導某某怎麼說，卻不可以描述對方心裏怎麼想，因為記者怎麼能知道對方心裏想什麼呢？那一定是你的猜測，而猜測不是新聞，是心理描寫，屬於文學。上述那些類似說書的情形，在劉賓雁的報告文學中不是比比皆是，而是通篇都是。

正由於這種真假虛實不清，據前《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的回憶文章，對劉賓雁的報告文學，不斷有人指責「失實」，到《人民日報》、省裡和中央告狀。

●劉賓雁喜歡議論人而非探討問題

熟悉劉賓雁的人，如果實事求是，一定會承認他有這樣一個特點：喜歡評論人，評價人品。從不少和他交往過的人最近對他的回憶中也可以看出，他評價人的興趣超過對事情、理念的探討。我自己就有這樣的體會。例如我們一起在夏威夷寫書時，當時八九民運剛過去兩年，在理論上關於那場民運的爭論很多，但在和劉賓雁的交談中，我沒有任何記憶他從理論到操作上做過任何評論和探討，倒是他對運動的參與者們的品頭論足仍記憶猶新，而他對人的判斷在相當程度上是偏聽偏信的。我這個判斷是通過自己和他交往得出的體會，而且上述胡績偉的文章中也談到，讀者給《人民日報》的告狀信中也指出，劉賓雁偏聽偏信。正是這種偏聽偏信的特點，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的報告文學寫作的客觀性和真實性，而報告+文學的特點，又給了劉賓雁相當可發揮的餘地。

雖然報告文學是中國新聞的一種形式，也在啟迪人們思想中起過重要作用，在當年使用無可厚非，但劉賓雁在美國讀了十多年《紐約時報》之後，仍未見他對當年這種完全缺乏新聞專業性作品的思考和反省。報告文學這種形式，真真假假，虛虛實實，既損害報告，也不是文學，是一種必須從新聞中淘汰的形式。劉賓雁是報告文學的代表作家，他能認識到並表態的話，當然對推動中國記者的專業化會起到相當的作用。

●王守信不死，可能是大企業家

除了新聞寫作本身的形式問題之外，劉賓雁那些報告文學的思想性也值得重新評價。再以《人妖之間》為例。今天來看，王守信當年那些經營想法，很像是今天市場經濟的先聲；她不過是頭腦靈活，吃苦能幹，想方設法為她的公司和賓縣爭取經濟利益。今天，王守信很可能是個大企業家。她雖然有請客送禮、把盈利放進「小金庫」等問題，但既沒卷款外逃，沒有私吞公款，而是和公司營業部主任及會計三人掌管。用這些錢，再去拉關係，為賓縣民眾爭取更多的煤、化肥、水泥和木材等利益，並為公司職工蓋房子。即使王守信有腐敗行為，也絕不構成死罪。

劉賓雁本人在「答讀者問」中說，「王守信早巳敗露，多次報導，但她在賓縣還不臭。同她勇敢鬥爭的人也不香。」後來劉賓雁在美國接受「新唐人電視」採訪時還承認，「王守信雖然已經被捕了，但老百姓還說她好。可惜這點我沒能寫出來。」王守信是在《人妖之間》發表一百五十天之後被判死刑立即執行了，是否和那篇報告文學有關係，很難判斷。但劉賓雁直到去世，也沒有對他的文章是否對一個人被處決有一定責任做過任何反省。今天來看，以劉賓雁在美國這些年來一直強烈反對資本主義經濟來看，他當年之所以對王守信那麼大勁頭，與他對市場經濟的反感大概不無關係。

●用「特權」寫報告文學

無可否認，劉賓雁的報告文學在七十年代末能夠提出共產黨內的腐敗問題，在當年起到了重要的思想解放作用，是有歷史意義的。他那種為民請命的道義精神和刨根問底的調查勁頭是令人欽佩的。但為什麼到了美國之後，在長達十七年的時間裏，他再也沒寫出任何一篇報告文學呢？在很多原因之中，有一條大概是因為他失去了當年的特權地位。

由於曾和他一起採訪調查過，所以對這點感觸非常深刻。劉賓雁到哈爾濱調查王福綿案時，住的是招待外賓的「國旅」大廈，而且還帶兩個「採訪助手」。所謂採訪，根本用不著他去找人，而是提出名單，由當地的黨組織把這些人叫來，經常就是在他住的賓館進行。例如黑龍江省公安廳管制院副院長，就是從幾十公里外的醫院趕到市裡的劉賓雁住的「國旅」，與其說是接受採訪，不如說是接受上級組織問話。關於王福綿的案子，劉賓雁準備寫成「內參」，直接交給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這是一種特殊的權力。

再比如我陪他去北安採訪，當地的縣委宣傳部長到火車站迎接，然後住進縣委招待所，擺上酒席。在精神病院採訪之後，劉賓雁還給全院職工做了報告，醫院負責人陪坐台上，一派上級領導做指示般的陣勢。作為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的記者，他當然在相當程度上代表著「上級」，代表著「權力」，是有「上方寶劍」的。一個可以向中央領導寫「內參」的權力，就把那些地方官員嚇得戰戰兢兢，即使是省委書記，也得禮讓三分。有這等採訪條件，再能在黨的機關報發表，隨後其它黨報轉載，那的確是實權。

所以說，當時的劉賓雁可以說是具有雙重性，既是為民請命的正義象徵，同時還是代表上級黨組織的權力化身。有人稱他「劉包公」，還真有幾分準確，因為包公就是主持正義和朝廷權力的混合物。

而到了美國，當這種採訪和發表的雙重「特權」失去之後，就再也沒有報告文學出產了；而且十七年來，也沒見他寫出其它有影響力的東西，這就不是失去特權可以解釋的了。大概是由於他仍尋找共產黨、仍追求社會主義理想的思想侷限造成的。

●黑暗中一束道德的光亮

雖然我在思想上和新聞寫作形式上都和劉賓雁先生分道揚鑣了；但對他身上的許多非常難能可貴之處，仍是十分推崇。首先，他的確是一個真正有理想追求的人，至死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著、思考著、努力著。儘管他的一生是悲劇的一生，但我卻不認為他是一個平庸者。尤其是知道他臨終前幾個月還在做剪報、收集資料，關心拉丁美洲的下一步發展（希望驗證他所追求的理論），真是很感動。

其次，劉賓雁先生是一個充滿道義感、社會責任感的人。他那種憂國憂民的勁頭，有一種男子漢大丈夫要承擔責任的俠義；他那種關注底層民眾命運的悲天憫人之心，更讓人感覺一束道德的光亮，一種關愛他人的美好。

第三，在中國人多善於爾虞我詐，鉤心鬥角的現狀下，劉賓雁一直保持著一種難能可貴的誠實和正直。打個比方說，如果你跟劉賓雁簽一個合同（哪怕是口頭承諾），都絕不用擔心他會騙你。誠實和正直是我對老一代人的許多非議之後，最肯定、推崇並視為榜樣的。劉賓雁可以在思想理念上錯到底，但他是一個犯誠實錯誤的人。他的人生沒有狡猾算計、更沒有玩世不恭的犬儒主義。他在中國那些作為，不是精心權衡利益得失之後才做的，而是自己認為是正義的，就去做了。這在今天這個時代更是十分令人懷念的品德。

還有很小的事情，讓我很感動，一直記了十幾年。比如說，在夏威夷的時候，他們夫婦借用一下我們的車，送回來的時候一定給加滿了油；借用一下照相機，還回時就悄悄放進去一個新的膠卷。這類小事也反映出一種難能可貴的美德。

對劉賓雁先生，我最強烈的一種感覺就是遺憾。思考劉賓雁的一生，更痛感人的頭腦是一種多麼無力、多麼靠不住的東西，一旦錯誤，可以錯到驚天動地，而自己全然不知。於是時刻提醒自己，任何時刻的故步自封、自以為是都是絕不可取的，唯有從上帝那裡獲得的智慧才是唯一可靠的。

2005年聖誕前夕於紐約

註釋：

1，「尋找共產黨」，《劉賓雁作品選編》，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網頁。

2，6，「中共向何處去？」《開放》1991年9月號。

3，香港《中國時代》月刊，1999年2月號。

4，10，「走出千年泥濘－－新唐人電視訪劉賓雁」，《大紀元》2003年10月20日

5，劉賓雁在美國主編的《大路》，1995年10月15日。

7，「關於中國知識份子」，《開放》1993年6月號。

8， 「人民不再跑龍套，中共應推動政改」，《中央日報》「中國往何處去」徵文之九，1996年3月。

9，「西窗外，風景可好？－－和米莉、曹長青先生商榷」，《開放》2002年10月號。

11，「中國為什麼沒有這樣的作家？」2005年2月24日（劉賓雁作品選）

（載《開放》2006年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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