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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6月23日，「勞改」近三年的我們從山西高顯總政五七干校被押回北京。還算「犯人」，只不過「恩准」在家，可以到大門口買東西、拉蜂窩煤，就是不能進城。造反派老說我不老實，其實我老實透了，天天夾著尾巴在家待著，做做飯，看看書。
那時，江青時不時就竄到八一電影製片廠來轉一圈。一天晚上，中央軍委正在三座門開會，江青來了，進門也不坐，演戲一般大叫：老帥們救救我，八一廠要破壞 我的《紅燈記》，我求求你們支持我。當時葉帥主持會議，他冷靜地叫江青坐下慢慢說。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同志說，今天太晚了，是不是明天上午去？江青 非要「突然襲擊」。沒辦法，葉劍英、李德生又邀上參加會議的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等同志，江青在一大幫人的前呼後擁下，連夜「殺」到八一廠。不知道這位「旗手同志」哪一根神經興奮了，又「關心」起了我，突然問那個「反革命」導演放回來了？為什麼沒「專」他的「政」？江青的話就是「聖旨」，造反派連夜把我從被窩裡抓起來，夢還沒醒我又成了囚犯。而這時還沒有安排我的牢房，臨時把我關到被稱為「經濟宿舍」的平房裡，半個月後，轉移到廠區的桃園。
偌大的「監獄」只關了我和廠長陳播兩個人。但再一想，還有桃園裡的108棵有情有意的桃樹呢。不多不少，整整108位「梁山好漢」。在我的十年「監獄」生涯中，這是最後一段，尤其是經歷了揪鬥、關押、毒打、勞改等等非人的折磨，桃園真成了我的「桃花源」了，那是我「監獄」生涯中最開心最有情趣的一段。桃園很大，中間有許多空地，可以種菜，陳播上午勞動，我下午勞動。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我還記得這麼幾句：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真是如此啊。只不過不是「忽逢」，而是天天面對面，神仙怕也過不上如此美麗的日子吧？
桃園裡有特技車間的一間倉庫，中間一堵牆，我和陳播各「住」半間，造反派讓我們各自挖了廁所，不許我們說話，怕「串連」。我和陳播早在抗戰時期在戰鬥劇社時就是老戰友。在江青眼中，我們都是她點名的「重犯」，「罪大惡極」。我頂著一大堆「帽子」，什麼「黑線人物」，「漏網右派」，「三名三高人物」，「毒草專家」等等，都快把我壓趴下了。而這一切，都源於我從《南海長城》開始與江青的「深情厚意」。確實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對我很「好」。人家都說，你跟江青同志一塊工作真幸福，我也以為呢，實在不知從此卻整慘了我。極平常的事在「文革」中都上了綱線，成了我的「滔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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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厲害的運動也比不過「文化大革命」，全國是「三家村」，我們八一廠是「四家店」。「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上邊來了幾個「欽差大臣」，要把八一廠這潭「死水」抽乾淘盡，把我們這些「王八」打撈出來，重建一個新的八一廠。八一廠頓時被「燒」開了鍋，一晚上全廠大字報就糊滿了。領導班子幾乎都成了走資派，一大批藝術骨幹成了當然的「黑線人物」，著名電影演員王曉棠、張良等也沒「逃掉」。開始我算「落伍」者，後來才知道，原來我是樣板電影《南海長城》的導演，與江青通著「熱線」。但不打倒我，與我關係密切的編導也不好打倒。於是造反派大造輿論，說我散佈江青在上海怎麼怎麼。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這可捅到了江青的痛處，她最怕別人知道她30年代的那些事情。江青馬上火了，她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文藝口的造反派大會上發表萬言講話，咬牙切齒地說了一句，嚴寄洲這個王八蛋。
八一廠第二天就批鬥我，我實在是不服氣，鼓起勇氣大喊一聲，我能不能講話？主持會議的造反派說，大家不許吭氣，聽他講。我問，「王八蛋」是什麼性質？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本來熱哄哄的會場嘩地「冷」下來，造反派頭頭只好說，嚴寄洲今天態度很壞，押下去。接著向江青匯報，說小報上說江青30年代的烏七八糟的東西，都是嚴寄洲說的，江青信以為真。
我終於理解江青為什麼老那麼彆扭，30 年代是她的一塊「心病」，說穿了江青心虛，上海電影界摸她的老底，所以江青選中八一廠的《南海長城》作為樣板田。拿她自己的話說，她攻來攻去攻不動，上影不可信，北影、長影也都有30年代的人物，看來只有依靠解放軍了。江青選中我當《南海長城》的導演，過了一段，發現我是上海人，而且30年代正在上海，她的「心病」又犯了。突然的一天，江青叫我到去，過去江青談話，都有總參謀長羅瑞卿，總政副主任劉志堅以及總政文化部部長陳亞丁和八一廠廠長陳播，連討論「又臭又長」的分鏡頭劇本他們也都要從頭到尾地「陪綁」。可這次很奇怪，就我一個人。江青笑笑：每次大家來，光聽我說，今天想單獨和你談談。她叫工作人員給我一杯茶，好像很隨便，「哎呀，寄洲同志啊，我先問問你，自從我頭一次見到你，我就總有個感覺，30年代你不是也在上海嗎？我好像見過你。」我十分肯定地說：「不，我不認識你。」江青問：「你在上海哪個文藝團體呀？」我說我不是搞文藝的，我在上海世界書局當練習生。江青還不放心，又問：「你在上海是哪一年入黨的？」我說我是1938年到延安後入的黨。江青這才一塊石頭落地，談了對《南海長城》的拍攝意見，請我吃了一頓飯，放我走了。
其實30年代我就從小報上知道江青，她在《狼山喋血記》裡演女主角。那時在上海，江青頂多算四五流的演員，說她是三流演員還抬舉她了。記得籌拍《鄭成功》時，郭老的夫人於立群還說，這個戲有我的角色沒有？於立群很漂亮，30年 代曾是明月歌舞團的演員，拍過電影《王老五》。當時她演女一號，江青演女二號。上海女演員太多，她也不漂亮，我對她印象不深。我一到延安，就聽說了她的故 事。當時反對的聲音很多，可我從來沒說過她的壞話。但江青並沒有放過我，一兩個月後，江青在人民大會堂又一次接見文藝口的造反派，說八一廠那個「反革命」導演嚴寄洲態度很惡劣，她在病中，指示我一次，我反對一次，這個「反革命」分子整整折騰我剝削我三個月。這還不夠，江青又補充了一句：「他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他當導演是膠片把他培養起來的。舊社會他在上海是個畫廣告的。」這一下壞了，紅口白牙給我定了性，乾柴澆汽油，造反派馬上把我揪出來「火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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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來風滿樓，1964年，八一廠的故事片走到低谷，人員增加很多，卻只拍了四部故事片。到1965年，廠裡的主創人員已經人人自危。在江青調看的八一廠的68部 故事片中，分四類：一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二是宣傳路線錯誤，為反革命分子翻案；三是醜化軍隊老幹部，寫了愛情；四是歌頌中間人物。八一廠拍的軍事電 影幾乎都被江青點名批判，尤其是我的《五更寒》宣揚叛徒哲學，與《早春二月》《北國江南》並列為特大毒草。包括廠長陳播，我們都是賣力氣幹活的。「文化大革命」前我執導了12部電影，除《腳印》《這決不是小事情》因情節簡單「逃之夭夭」外，都被江青戴上了「大帽子」。《海鷹》是吉普車上吃蘋果，有點吉普女郎的勁頭，「小資」情調。《野火春風斗古城》美化了關團長。楊曉冬在關鍵時刻軟弱，金環像潑婦，銀環是中間人物，屢犯錯誤。《英雄虎膽》美化女特務阿蘭，還大量散佈資產階級的糜爛和色情生活，是資產階級生活大展覽。《赤峰號》渲染戰爭的恐怖和苦難，否定了戰爭的正義性，宣揚了「和平主義」。《哥倆好》《帶兵的人》宣揚中間人物……這一大堆「罪名」鋪天蓋地砸過來，我徹底蒙了。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在江青操縱下，八一廠的生產全部停頓下來，攝影棚成了批鬥大會的會場。錄音棚有隔音設備，「鬼哭狼嚎」外面聽不見，成了毒打審訊的刑場。因為三天兩頭挨打，我乾脆剃了個光頭，想抓頭髮，沒有。那時群眾亂打，打死就打死了，被國民黨反動派關進監獄，死了是烈士。而被造反派打死，算什麼？所以我要保護自己，不能白白被他們打死，先認罪，將來再翻嘛。
造反派多次召集上千人大會批鬥，給我們這些「黑幫」掛上「反革命」的牌子，一部片子斗一次。造反派先研究這個電影反動在哪裡，在大會上念發言稿，然後把反革命導演某某某押上來。「上綱上線」交代拍這個電影的反革命企圖，最後看電影，每次批鬥會都這樣。誰拍的電影少，誰就少「亮相」，而我「毒草」最多，所以「上臺」就多。腰拚命彎著，兩隻骼膊被揪著朝天。年紀大了，「噴氣式」時間一長就吃不消了，腰一夜都緩不過來勁。想解釋，你算是秀才遇見兵，怎麼說你都沒有理，一部片子檢討多次仍然過不了關。不光你受不了，陪斗的導演也受不了。 同樣挨斗的記錄片導演張加毅悄悄給我出主意：老嚴，弄不好要被弄殘廢了，硬頂不行，你上綱上得比他們還高，他們就批不下去了。我一聽不錯，可是你不知道哪天批你哪部片子，這我就留了心眼。
「黑幫」排隊從後面轉過來。我往放映機那裡掃了一眼，一摞片子是《英雄虎膽》。哦，今天批我。乘他們不注意，我一人跑到臺邊上蹲著。把「反革命」導演嚴寄洲押……咦？ 找不到人了。我趕快站起來，我在這兒。全場都樂了。造反派惱羞成怒，今天非挖出你的黑良心來，你為什麼拍這部片子？為什麼拍？我早想好了：蔣介石在福建有 九股特務登陸，我歡迎蔣介石，拍片子給他造輿論，就是要配合他反攻大陸，意思是你們快來吧。哪有這麼厲害？底下群眾都知道是什麼意思，捂著嘴想笑又不敢 笑。造反派頭頭一時沒轉過彎來，卡了殼，「蛐蛐蛐」一商量，今天嚴寄洲的態度很壞，滾回去。空喊了幾句口號，就把我趕下了臺。嘿，這法子真靈，本來造反派想萬炮齊轟，沒「轟」成，連「噴氣式」也忘了讓我坐。這個鬥爭策略很有意思，成了政治笑話。以後不斷有人跟我開玩笑：你立了那麼大的功，蔣介石怎麼沒給你發勛章？
我都準備好了，就等著批判《哥倆好》呢，可是奇怪，始終不批。以後才知道，造反派說，這片子怎麼批？喜劇，大家看了哈哈大笑，氣氛全不對了嘛。不過，因 為與我毫不相關的電影《舞臺姐妹》，我卻挨了一次批鬥。導演謝晉拍完《紅色娘子軍》，風頭正健，又準備拍《舞臺姐妹》，把本子拿給我看。是越劇，太有意思 了。謝晉當著好多人問我怎麼樣？我說這本子太好了，全國所有的劇本讓我挑，我絕對挑這個。《舞臺姐妹》成了大「毒草」，我也沾了光。謝晉還奇怪，《舞臺姐妹》不是我的嗎？為什麼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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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被關在「經濟宿舍」的平房時，每日三餐有兩個戰士押著我們到食堂打飯。路上碰到人我就亂打招呼，發現別人很害怕，後來才知道造反派說我藏著匕首要殺人，看押我的新戰士也非常緊張，不知道這個「反革命」到底要幹什麼。我故意「搗亂」。有一天在路上碰到洗印車間的一個黃頭髮藍眼睛的女同志，她母親是蘇聯人。我故意小聲跟她說話，押我的戰士忙追問，我說是蘇修。馬上匯報上去，弄得造反派緊張了好一陣子。抄我家抄走一些錢，我的一隻派克筆和手錶也被順手牽了「羊」。我對造反派說，你們革命派裡有賊。造反派說，幹嘛亂說？你們裡面至少有一個賊。我們可以查。可上哪兒查去？丟了只能是丟了。
到外面勞動，我撿了個炮彈殼當「煙灰缸」。允許買一兩毛錢的香菸，我抽煙時就把煙灰在「煙灰缸」裡搓成灰面，造反派以為「毒藥」，還拿去化驗。
關在裡面，實在無聊，我以為我永遠不會再當導演了，所以根本不想什麼藝術，決定先編一個月的菜譜。編了三天，第四天就忘了。我又想，我過去愛好設計，兒子嚴可該娶媳婦了，我給他設計一套老北京簡便的民房，可以「磨」掉好幾天。撿一點破紙，用鉛筆畫了好多圖。突然被造反派發現，左看右看，看不懂，如臨大敵，連夜審問我。要我交代到底是什麼意思？一定有名堂。我說這是房子的設計圖，這是門，這是窗戶。問了整整一夜，才懍聳隆?我還製作過工藝品，撿來碎白瓷磚，用半截窄鋼鋸，鋸平，貼上從報紙上剪下的毛主席像。貼了一大堆，分給難友。有一天我在走廊上發現彩色粉筆，真成了寶貝。乘看守不注意，趕快「偷」幾根，在水泥牆上畫宣傳畫，這是我的拿手好戲。我怕造反派找茬，就寫上一句《語錄》，並給《語錄》加個花邊。果然看守問，粉筆哪來的？我說房子裡本來就有。看守不再說什麼，走了。
牢房裡只有一張白天不准使用的硬板床，後來有一塊空心磚，可以坐在空心磚上讀《毛選》。趕上「壞班」，只有老老實實坐在空心磚上，累得實在不行。趕上「好班」，允許上床躺躺，也允許靠牆，翹一翹二郎腿，當一回神仙。有一次全廠吃餃子，造反派開恩，讓「黑幫」也 吃。好長時間不吃餃子了，我買了好多。一頓吃不了，留一半晚上再吃。給了一頭蒜，捨不得吃掉，我把空墨水瓶裡放上水，讓它長綠綠的蒜苗。旁邊關著的老導演 馮毅夫也養了蒜苗，看守又疑了心，是什麼暗號？我說沒什麼意思，就是想吃，放菜裡，多香啊。看樣子造反派比我們還緊張，草木皆兵。
我不斷搗亂，也實在是緣於太苦惱、太無聊，搗亂也是一種樂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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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頭一次被關進「監獄」是在「黑樓」。那是1967年9月20日，家裡來了幾個人，說要核對材料，把我騙進了「黑樓」。因為關過「黑幫」，所以叫「黑樓」。其實這是八一廠西北角的一座淺灰色小樓，還沒有完全蓋好，準備作為專拍保密片用的第四製片室，倒先叫我們「享受」上了。20多個「黑幫」一人一間，晚飯後立即熄燈。和真正的監獄一樣，門把手全部卸掉，窗子用鐵絲擰死。門上的玻璃窗外面擋塊報紙，隨時可以監視裡面，而裡面看不到外面。 造反派計畫一個星期打幾個，每天打一個人。幾個打手吃飽喝足，商量今晚揍誰。每天「黑幫」們都提心吊膽，因為不知道今天輪到誰。不管有事沒事都打，拉到一間屋裡，接著就傳出「鬼哭狼嚎」。那真是想像不到的殘酷，鞭子抽，木棒打，大頭針扎，禁閉，毒煙熏，聚光燈烤，有的眼睛被打壞，有的被打成骨折，有的內臟受傷……有 一天中午，要我們一個挨著一個到走廊打飯，很奇怪，原來是要打我們。陳播，什麼成分？地主，啪啪給兩個耳光。馮毅夫，什麼成分？工人敗類，還是兩個耳光。 嚴寄洲，什麼成分？小職員，流氓無產階級。張加毅，什麼成分？貧下中農忘本。反正不管你什麼出身，不多不少，每人一律兩個耳光。我的群眾關係還比較好，造 反派大部分是工人，我沒得罪他們，他們也恨不起來我，打我還算比較少。只有一次，我狠挨了一頓揍。
「犯人」嘛，還能吃什麼好的，「憶苦思甜」，每個「犯人」發 兩三個糠窩窩、發霉的饅頭或黃窩窩頭，菜全是摘出來的爛菜葉、爛菜幫子、茄子把、芹菜根子，放點鹽，油也沒有。偶爾給點韭菜花，就像得了寶貝，省著吃好幾 天。好處是大便通暢，幾秒鐘就解決問題。有一次說是改善生活，可以多要一份菜，實際上是爛蔥葉子。給你一大碗，這怎麼吃？副廠長胡介民實在難以下嚥，啪啪 一敲門，倒廁所。看守進來了，「剛才倒的什麼？」「爛菜。」「什麼爛菜？撈起來吃。」不吃，就是一頓打。我比較小心，把爛蔥葉子擠干了水，悄悄包在破手絹裡，乘看守不注意，神鬼不知扔進廁所裡。
窗外時常有小麻雀光顧，在「監獄」裡對自由的生命真是羨慕極了。每頓飯是兩個糠窩頭，沒法吃，我們常餵麻雀。因為有吃的，麻雀越來越多。冬天的上午9點以後麻雀就都飛走了，還剩著黃拉拉的一片，叫眼尖的「大巴掌」看守發現了。誰幹的？「反革命」分子張加毅，你又犯什麼罪。張加毅辯解，窗戶連縫也沒有，我能扔出去嗎？張加毅是老「運動員」，相當有鬥爭經驗。「大巴掌」一看，窗子確實開不了。其實使勁擰，可以弄開一條細縫，把弄成渣的糠窩頭彈到對面的房頂。晚上10時多，「大巴掌」踢開門，後面跟著十幾個人，我也沒搞清是誰。「『反革命』分子嚴寄洲，罪大惡極。」「我沒罪。」「你看這是什麼？」「大巴掌」擰著我的耳朵，「你細看。」「不知道是什麼？」「這是窩窩頭。」「誰扔的？」「我沒扔。」「明天不給你吃飯。」「大巴掌」左右開弓，連打了我幾個耳光，其他打手一湧而上，輪著打了我60多 個耳光，有一個打手在旁邊數著。我被打急了，說我就是有罪，也不能這麼動刑？你犯罪，又打了我兩個耳光。你們去嘗那窩頭能吃嗎？又是兩個耳光，開始打還感 覺到痛，打到後面什麼感覺也沒有了。最後打手們扔下兩張白紙和一瓶墨汁，讓我寫檢討。也沒桌子，把鋪蓋捲起來，在床鋪上寫。『反革命』黑良心，我拚命上綱，要不過不了關。這一次把我打慘了，嘴腫起老高，不能說話，不能吃飯。得活著，我把窩頭泡在水裡吃，要不餓也餓死了。我寫道：「我要糟蹋國家糧食，我有意破壞社會主義建設，讓人民餓死，讓國家垮臺。」造反派一看嘩然，再不好批判什麼。以後好多人說我鬥爭策略厲害。
有一次提審，讓我交代罪行，造反派的聲音比較柔和：「今天文鬥，給你一把椅子。」我還以為變好了，美滋滋剛坐下，讓我把手舉起來，人家把椅子抽走，讓你坐「空氣板凳」。我已年過50，又有低血糖，一分鐘以後，汗就全濕透了，這時我嗓子裡好像有東西塞著，馬上就要暈了，幸好一口痰吐出來。女造反派叫我把痰舔掉。我堅持不干。「文化大革命」後見到這位女造反派，她很不好意思。坐「空氣板凳」，騎馬蹲襠，骼膊向左右兩側平舉著，一落下就猛打，底下是大頭針迎接，兩邊還有人拿著棍子敲小腿肚子。一打我就摔倒，連摔三次。不到一個鐘頭，我就倒在地上，再也起不來了。
在「黑樓」裡，我們這些「犯人」們三天兩頭挨揍，打人的人瘋了，被打的人也瘋了。八一廠不少自殺的，導演、副導演、編劇都有死的，導演過《戰上海》的故事片室導演王冰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殺了。我不死，我不願死，我相信事情總有一天會翻過來。但天天挨鬥，有時情況就會起變化，三遍謊言就變成「真理」。這件事我是不是這麼說的？想不起來，沒準就是我說的。那一段時間，可能是神經出了毛病，我老覺得自己怎麼成了國民黨了？不可理解，老是看見國民黨帽子，怎麼看怎麼就是。牆上貼著領袖的照片，我看林彪的模樣很像卓別林，越看越像。晚上房門外面也有「耳朵」，我很怕夢裡不留神說出來，叫「耳朵」聽到，就全完了。每天我想遺忘，拚命想遺忘，就是忘不掉，急得我直想撞牆。最可笑的是老挨鬥，鬥到後期我覺得自己真的就是「反革命」，「敬愛」的江青同志說話，你怎麼老是反對？你怎麼能不同意？恐怕就是「反革命」。真是！不是拿槍的敵人，也是拿筆的敵人，你受的全是封建教育，恐怕是有大問題。以後我聽說別人也有這種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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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沒想到，我的問題越來越嚴重，被捲進「八一六」殺人奪權黑會裡去了。說廠長陳播和導演馮毅夫、嚴寄洲、王冰、張加毅在1967年8月16日晚上開會陰謀殺人奪權。 這是一個天大的謊言，怎麼製造出來的呢？ 廠裡一個張姓木工，父親是還鄉團的，被人民政府鎮壓，兩個哥哥也被槍斃。他害怕因父親的歷史問題被揪出來，想立功，說他爬上一棵小楊樹看見的。造反派如獲至寶，加緊逼供信，想盡快挖出反革命集團。
據李德生回憶，1973年9月，經總政工作組調查清楚，「文化大革命」初期， 把 一大批領導幹部打成反革命的陰謀殺人奪權黑會是沒有的。工作組找到惟一證人所提供的那棵樹，發現樹不粗，樹幹很滑，晚上很難爬上去。即使爬上去，從那個角 度也看不到那間房子內的情景，陰謀殺人奪權的黑會是不能成立的。再就是定一些人的反革命罪名，除江青講話外，拿不出任何別的證明材料。總政工作組找到江青1967年 的講話記錄，發現其中除了政治帽子，沒有談一件事實，只是按照江青的邏輯推出來的，顯然不能作定案的根據。總政工作組同許多人個別交談，又看了一些涉及許 多編導演人員罪名的影片，更加證實那些專案材料是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總政主任李德生幾次聽匯報，心中有了數，頂頂再看。造反派看總政沒動靜，就把「八一六」黑會匿名上報周總理。周總理也不相信，這麼大的事，怎麼匿名？打了回來。造反派不甘心，又上報江青，江青批了。
於是造反派就動了手，突擊打陳播，第二個打馮毅夫，再打我們幾個。因為人太多，如果胡編，可能有更多的人挨打，必須統一口徑。可是「犯人」之間不能說話，沒法「串供」。要「串供」，必須建立可靠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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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加毅「住」中間，我在一邊，馮毅夫在另一邊。牆不太隔音，我們常常敲牆，張加毅「噔噔」，我也「噔噔」，連上了。但光能表示安慰，沒內容。有時敲一上午牆，也不明白什麼意思。又「串連」，通過廁所傳遞小紙條，張加毅把音樂的七個音編成拼音字母，用大頭針在紙上扎出來，用煙灰一抹，就能顯出字。他扔到廁所，我們撿來看，因為發音不對，好多字拼不出來，還不行。
張 加毅整天琢磨怎麼把上饒集中營、渣滓洞、白公館裡革命者對付敵人的那一套經驗全用上，勇氣和智慧就這樣全跑出來了。因為樓上的廁所沒修好，上廁所要押到外 面，反正也沒事，誰上廁所大家都要看。張加毅敲門上廁所，看見我扒著窗戶，乘造反派不注意，他從兜裡掏出一個小紙包舉了一下，扔進草叢。我們互相做了個表 情，馬上我也敲門，要上廁所。我裝作彎腰繫鞋帶，飛快地從草裡撿起那個小紙包放進兜裡。回來一看，一張破煙紙，包一塊指甲大的鐵片，紙上什麼也沒寫。這是 什麼意思？搞不懂，腦袋都猜疼了，也沒猜出來這是什麼鬼花樣。張加毅肯定明白我不懂，他從上往下敲牆，這回敲牆與往常不一樣，從上往下，很有節奏。敲了三 四遍後，我注意到牆上的電插座。牆裡電線沒通，但牆兩邊的木頭盒應該是通的。張加毅又敲，還是從上往下走。我忽然明白小鐵片的用處了，他是讓我把小鐵片當 螺絲刀，把木頭盒上的螺絲擰開。這可非同小可，看守看見會狠狠揍我。我打了盆水，裝作洗衣服，用背擋著門上的窗戶眼兒，飛快地用小鐵片把電插座的四個螺絲 釘擰開，因為有隔板，看不見牆那邊，但裝著一束電線的銅管中有一個很小的「眼」。突然這個很小的「眼」裡捅出來一根管子，嚇了我一大跳。再細一看，管子裡捅出一個小紙卷，我趕快塞進兜裡。紙捲上寫著：這個通道非常重要，不是重要的事不能用。太好了，我們終於取得了聯繫，張加毅也與馮毅夫建立了通道。除了陳播被單獨關押，我們這幾個都串通一氣了。
據張加毅回憶，當時他覺得光敲牆不行，要有內容。他盯上了牆上的電插座，故意問造反派：「插座有電嗎？」「有電。」「那邊是不是也有？」「一樣。」他 想，這個樓還沒完全蓋好，不可能有電。可是電插座有四個螺絲釘，赤手空拳卸不了，怎麼辦？應該想辦法弄一個小改錐。張加毅經常被提審，他注意到樓道轉彎處 放著個木頭箱子，鐵皮露出一塊。他就過來過去掰一下，掰了好多次，終於擰下一塊鐵片。再怎麼弄成小改錐呢？只有靠自己的「鐵嘴鋼牙」了，他翻來覆去咬，咬成三塊「改錐」。擰開電插座上的螺絲釘，犧牲一根筷子，削尖，把一束電線鑽個眼。通信聯絡時，事先敲牆。動作很快，取了紙條後馬上封好。
有一次，張加毅被毒打回來，給了我一張小紙條，「看來狗日的非把我整死不可，老嚴，萬一我被整死，望你照顧好我的老婆孩子。」我看了，眼淚落了下來，誰知道我的這條命能不能保住？經過一段時間「串連」，我們都認識到，這樣被白白打死不值得。還是交代「罪行」吧，留得「青山」在。 馮毅夫是老同志，他認為，天下不是一個人的，已經這樣，就交代吧。根據誘供，張加毅負責編了一套材料。給了我很多的紙條，其中一張寫著：現在經我與老馮研 究，開始幾次不交代，然後就交代。打得受不了，要一點一點承認，不能一下全認，必須挨三次打。你老傢伙身體不如我，趕快交代。
我努力背熟自己的「罪名」，為背這段，真把我累得夠嗆。過去編劇本，都是生活，材料流水一樣往外湧。可現在腦子「鏽」掉了，轉不動，本來就是沒有的事，瞎編，還要編得沒漏洞，真難。好不容易編「圓」了，又背不下來。不是真事，背了就忘。費了好大的勁，最後總算結結巴巴背下來，這才把小紙條燒掉了。雖說漏洞百出，很難上綱，但造反派在這個影子的基礎上開始「更上一層樓」，編得很有性格，誰說什麼話，都很像他本人。如造反派編某攝影師抽煙袋，一邊說，一個小煙袋還掛在菸斗上轉，編得像極了。誰誰誰負責拉電閘，誰誰誰領著去民航附近的電子管廠，叫人來支援。造反派把口供湊到一起，發現我在中間是個重要人物。連夜提審我，「八一六」你是幹什麼的？我說我根本不知道什麼「八一六」， 你們說有就有，我不知道我幹什麼。造反派說，我們知道你的分工，你是負責刷大標語的。我哭笑不得，確實我的大字寫得好，過去在戰爭年代常常由我負責刷標 語。我說你們說是就是。又逼問，黑會怎麼開的？怎麼回家的？我用不著發揮我的想像力，回家嘛，順著宿舍牆根拐過去，鑽黑胡同。造反派很滿意，今天你態度可 以，與我們掌握的一致。其實我完全是胡編一氣。
按照「王法」，「犯人」之間不能見面，上廁所要敲門，等回去後才能第二人去。有一天，我去廁所，意外碰上了蔣先德。這樣我們四個人聯繫上了，統一了口供。只是陳播等人聯繫不上，他們只好多吃苦頭，還埋怨我們骨頭「軟」。
自己給自己安了個殺人的罪名真的很難受，膽戰心驚，也不知道接下來還會發生什麼事情。交代以後，安靜了好多天，大字報公布出來。由此也帶來一個嚴重的副作用，本來群眾都很同情我們，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這一跤代，壞了，好多中間派倒向造反派，原來這幫老傢伙還真有「殺人奪權」這檔子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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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看在「監獄」裡，我們天天忙極了，小紙條就這樣暢通無阻地傳遞著。要不是被造反派發現，成了我們的罪證，這些小紙條也不一定保存下來。什麼紙都有，有的是煙盒的印花，有的是報紙邊，管它什麼樣的紙，捲成卷，都用來傳遞「情報」。為了多寫一些字，鋼筆尖反著用，這樣筆劃細。小紙條一個兩指寬，密密麻麻好幾百個字，字特別小，跟剛出生的小螞蟻似的。內容有罵街，有串供，還有鼓勵，什麼都有，這也是鬥爭中的一種自我安慰和互相安慰吧。
那時一天要通兩三次信，按照這個統一的口徑，大家交代的基本一致。太一致也不對頭，造反派也不傻，怎麼交代都一模一樣？口徑這麼一致？是不是他們通過氣？看守這麼嚴，他們怎麼通氣？造反派就提著工具突然闖到牢房搜查，也到廁所查，因為只有廁所是「公共場所」。所有的地方都搜查過了，「犯人」們怎麼聯繫的，還是搞不懂。造反派到張加毅的牢房裡，到處看。有一個人盯了電插座一眼，什麼也沒說，走了。張加毅特別敏感，馬上通知我們，注意擰好螺絲，用布把手指印擦掉，抹上灰。果然下午造反派來拆電插座，好在沒發現。不是我們暴露了，而是造反派神經過敏。
電插座聯絡秘密是秘密，只是太費事，還老怕暴露。張加毅說，馮毅夫「官僚」了一輩子，太胖，他的電插座在床底下，每次取完條都累得夠嗆，堅決不幹了。反正一天到晚沒別的事，大家又瞎琢磨，還有沒有更好的更方便的傳遞紙條的辦法？過一陣，樓裡廁所修好，可以用了。廁所自然成了交換「情報」的 地方，我發現蔣先德在廁所放臉盆的鐵架下夾了個紙條。我給蔣先德寫條：不能用這個辦法。一兩次行，時間長可能掉下來，叫造反派發現就糟了。後來乾脆把紙條 扔進廁所的紙簍裡，外面抹上大便，要不容易被發現。可是大便又臭又不衛生，別看我們是犯人，人的尊嚴還是有的。張加毅很「鬼」，他把煙絲和水混合成黃水，用漿糊拌上，黏糊糊抹在紙上，與大便一樣，又衛生，又安全。想起來，我們「犯人」的生活也很有意思。
可是別以為只有我們聰明，造反派中的聰明人有的是。也虧他們想得出來，翻出擦屁股紙，一張一張看，而此時我們又「發明」了更好的辦法。廁所蹲坑前面有個帽子樣的罩子，把紙條貼在裡面，鬼都不知道。因為要讓我們寫交代材料，每間牢房裡都有紙。寫好紙條，折成小塊，夾個大米粒，上廁所時貼在「蹲坑帽」的內面。收到條後就敲牆，噠噠噠，收到，或者「滋拉」拽一下鐵壺，這就大大方便了。因為好幾個人，條子經常拿錯，還得再貼回去，這就增加了被發現的概率。張加毅繼續「發明」，每個人都排好位置，上下左右和中間，馮毅夫在中間，下邊是我。給誰的條就貼在誰的位置上，這樣就不會互相拿錯了。排位置沒排蔣先德，他好奇，有一天把「廁所帽」上的紙條全抓走了。追半天，他又貼回來，因為他不知道位置，貼得亂七八糟，把給張三的貼到李四的位置上，給李四的貼到王五的位置上，全亂了套。
傳遞的紙條最終還是被造反派發現了。
9
蔣先德寫條子說他要「飛」，就是他要「越獄」。 蔣先德是張加毅的攝影師，他曾把自己綁在飛機門外，也曾綁到艦艇的旗桿上拍攝，外號蔣大膽。張加毅把蔣先德要越獄的事當好消息告訴馮毅夫，馮毅夫認為不可 以，走到哪裡都一樣，現在天下都這樣。張加毅同意蔣先德越獄，以便出去好宣傳，並給了他幾十張紙條，讓他帶出去，裝進塑料袋，再放到罐裡，埋地底下。給我 的紙條我看後全燒掉了，灰弄碎，放煙灰缸裡，而張加毅認為這是證據，也是個不可多得的紀念物，把紙條全留著，捨不得燒。蔣先德把皮衣領子弄個口，把紙條藏 進去。他選定從八一廠的西門附近「越獄」，牆外是磚砌的垃圾箱。蔣先德跳牆後沿著小河跑，跑了半天，過不了河，只得返回來，從小橋走。上了橋，當時天正下著小雨，他還比較粗中有細，怕留下腳印，倒著走了200多步。造反派出來搜查，發現腳印是進來的，就沒再往外搜，讓他成功逃掉了。
蔣 先德到一起打獵的獵友那裡躲了一個多月，以為風聲已過，找人到王府井貼大字報。沒想到造反派通過公安部門發出全國通緝令，我們從窗口看見蔣先德被抓回來 了。用粗鐵絲擰住他的脖子，拴在汽車前座底下，蔣先德只能蹶著屁股跪著。等三四個小時回來，滿臉青紫，人已經變了樣。把他關在錄音棚裡，打了整整三天，幾 次昏死過去。一步一步，幾乎是拖回來的。好長時間我們不知道蔣先德關在什麼地方，後來張加毅上廁所，下樓梯時看了一眼放掃把雜物的一米多高的小樓梯間，門 是貼的報紙在輕輕地動，他掀開一看，蔣先德癱在地上。沒法「串連」，他已經被打得尿血，氣息奄奄了。
張加毅原以為蔣先德跑掉了，很高興，在牢房裡唱語錄歌，「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看守說：「你高興什麼？」「沒高興什麼？」「你們有什麼串連？這是誰的字？」壞啦，蔣先德往衣領裡藏紙條時，毛毛躁躁丟了一張在草地上，被造反派撿到了。馬上追查，張加毅承認是他寫的。「你放在哪？」「我扔廁所。」「給誰看？」「誰都可以看。」造 反派知道不可能只有這一張紙條，把張加毅的褥子被子全撕開，沒有。確實，張加毅還有很多紙條，藏到哪裡了呢？牢房裡只有一張床，又經常要轉換地方，只有掃 帚簸箕能跟著走。他就把紙條全塞在掃帚裡。沒想到造反派找不到紙條，特別生氣，要打張加毅。屋裡再沒有別的東西，造反派當然不想用手打，就順手抄起掃帚， 狠狠一掄，好傢伙，「天女散花」，所有的紙條全飛了出來。
用於串連的小紙條，就是這樣被打出來的。造反派把小紙條上的字一一放大，抄在紙上，作為反革命「串連」條還展覽過。「文化大革命」後這些作為「反革命」罪證的小紙條退給了張加毅，他裝在一個牛皮紙袋裡，當成寶貝。
10
我記得我們是在1966年挺熱的時候被揪出來的，每天不是挨鬥，就是寫交代。到了9月30日，不能讓「黑幫」在北京過國慶節， 我們就被武裝押送到甘肅天水的步兵學校。這是被關到「黑樓」以前的事情，一路上有人持槍「警衛」，子彈頂上膛，有逃跑者馬上開槍。我們坐的火車是硬座，我解放後就沒坐過硬座，這回可「享受」上了。
天水步兵學校是部隊院校，「文化大革命」開始還安靜，沒鬧起來。後來造反派到天水串連，把我們拉出來示眾。我們這幫人中有不少人物，著名畫家黃冑，著名作家王願堅，還有總政文化部部長陳其通，宣傳部部長姜思毅，以及好幾個少將，他們算大的「牛鬼蛇神」，跪在第一排。我還以為自己沒事呢，沒想到有人喊，還有嚴寄洲，於是我也被迫跪下。每人挂一塊大牌子，自己寫上自己的「罪行」。 造反派命令黃冑畫驢，也沒筆，讓他用破掃帚沾著黑灰在水泥地上畫。畫毛驢是黃冑的拿手好戲，但他畫得像狗。我看了一眼直想樂，又不敢。雖然我汗淋淋的，後 面被吊著骼膊，我還是從嗓子眼裡擠出一句細細的話：你畫的那是驢嗎？那是狗。黃冑望了我一眼，嘴一咧，想笑，那笑的樣子比哭還難看。「文化大革命」後我對黃冑說，你畫了一輩子驢，就那個最值錢了，可惜當時沒拍下照片。
為什麼把黃冑作為重點？因為就在批鬥的前兩天，黃冑上了《人民日報》的「黑名單」，升了級，所以造反派光斗黃冑了。以後到干校，黃冑分在炊事班，每天用驢車拉泔水。我挑東西經常碰到他，就開玩笑說，「你今後畫的驢更像驢了。」黃冑低聲說，「畫什麼驢？畫驢屁股，天天光看見驢屁股了。」接著補了一句，「我這輩子再不畫驢了。」當然「文化大革命」後他還是照樣畫驢。
押到天水後，準備把我們集中起來送到新疆大沙漠終身勞改。那時流行「四類分子」，我們算「四類幹部」、「反革命」，敵我矛盾。人到這一步，只能聽天由命，也豁出去了。後來不知道為什麼，沒把我們送到新疆，大概是八一廠還想把我們當「活靶子」吧？1967年1月，又把我們這群「黑幫」從天水步兵學校押回北京，還是硬座。回北京後，被關進「黑樓」，到1969年4月15日放出來，關了一年零七個月。放出來第二天又接著辦學習班，交代問題。學習班的成員都是「黑幫」。因為北京戰備疏散，10月24日學習班結束。第二天，10月25日，把我們押送到山西高顯的總政五七干校「勞改」。
11
我這一生坎坷，似乎沒有一次政治運動能逃掉。大而化之，我總結一條，槍打出頭鳥。戰爭年代我在戰鬥劇社，就是埋頭幹工作，出作品多，老立功受獎。到八一廠，有的人三五年搞不出一部片子，我幾乎是一年一部。概念化不干，就是要出新，這一出新有時就容易踩響「地雷」。 加上「出風頭」多，過去就老有人弄我的名堂，從延安整風起我就是老「運動員」，每次都跑不掉，常常有事沒事都能找出我的「事」來。現在年紀大了，我都想不起來我是怎麼跌跌撞撞過來的了。但我又是「不倒翁」，我有技術，我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壞人，不是特務。真理只有一個，我相信黨。
1942年，延安整風開始。康生管「搶救」，我被「搶救」進去了。那時的邏輯是凡是上海來的人都是特務，我是上海來的，又在上海做過地下工作，所以我肯定是特務。有一個老紅軍找我談話，要我交代問題。我表示我的思想很不純潔，要好好參加整風。「你的問題不是這個，是政治問題。」我差點暈過去。我滿懷革命熱情來到延安，居然成了混進來的特務？那時對我還講政策，倒不打罵，天天讓我在班裡的窯洞炕上，講自己的歷史。我自己一段一段講，越講漏洞越多。弄到後來我自己都懷疑，我真成了特務了嗎？ 我們班裡有宣傳科的一個副科長，他也是大後方來的，開始很同情我。鬥我五六天後，他對我說，過去我認為你沒問題，現在聽你講，你還真有問題。後來我真吃不住了。鋤姦部長帶兩個人到窯洞，夾個大包，嚴肅極了，說：「我給你講，你現在交代，還可以保留黨籍、軍籍，不交代，材料一公布，槍斃。」我說：「不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嗎？」「對你不一樣。」我心一橫，「要槍斃就槍斃，拿出材料來看。」人家說，「材料我們掌握了，你不坦白，就槍斃。」我也火了，「槍斃就槍斃，槍斃前你得把棺材錢給我。」「幹什麼？死到臨頭還要棺材錢？」我說我要買好吃的，保養保養，然後你們隨便把我扔到黃河裡算了。後來批判我延安整風還向黨要棺材錢。
鋤姦部長看我「刀槍不入」， 說我們先要搶救你，你這一個班全是貧雇農，聽不懂你說的那些，給你換個班，全是大後方來的。這回鬥得凶了，開始我斗人家，現在成了人家鬥我。老嚴，大米好 吃小米好吃？我說當然大米好吃。那延安吃小米，你為什麼不在上海，到延安來？我回答不出來。我就是回答出來，他們還有更多的理由反駁你。不僅從政治上污辱 你，還從精神上摧垮你。詐騙哄灌逼，以及變相刑罰，加上扭撅搖推，全都是誘你上圈套。外面下大雪，別人都睡了，通宵在雪地裡找我談話。人家輪換著，而我一 直站在雪地裡，困得我來回亂晃。或者更絕，把我蒙住幾床被子坐上幾個人壓。還有用鉗子揭瘡蓋，一片恐怖，不斷有人自殺，跳黃河。你跳黃河自殺，死了也是特 務。
我在這種逼供信下，再「頑固」也不得不交代，我被迫承認參加了《中國道德學社》，其實什麼是「道德學社」我根本搞不懂。我的交代不能牽連上別人，想半天，我是日本特務吧？沒別的特務。誰派來的？我是我父親派來的，叫我瞭解延安的情況，這才結束了沒完沒了的「煎熬」。事後不久，我覺得這是錯誤的，又找鋤姦科長聲明以前是編造的。
只要交代了，就放在另一個隊，叫搶救隊。隊裡的人都是「搶救」出來的特務、漢奸、叛徒、國民黨托派等。這裡一個星期可以吃到兩頓羊肉，優待俘虜嘛，比沒坦白交代舒服多了。我說父親派來的很絕，不牽扯任何人。有人被逼得瞎交代，扯出好多人，這好多人再扯出好多人，都冤成了「政治犯」。 在搶救隊裡，大家彼此彼此，都是特務，不能離開村子，班與班不能講話，怕串供。另一個班有個劇作家，叫石丁，以後當過戲劇學院的黨委書記，寫過很多劇本。 他被逼得沒辦法，要交代橫的關係，可是找不到人。有一次在衛生所看病，他悄悄對我說，你當我的上級吧。他怕交代我是上級，我不承認，先通通氣。現在看是鬧 劇，那時可認真了，人命關天的事情，我堅決不承認，你不能把我當成你上級。因為我太堅決，他就沒敢講。我要答應了，不就是自己把自己打成特務了嗎？那時說 話，兩個人敢說，三個人就不敢。日記是不寫，寫日記讓人抓住不得了。不寫日記，有點牢騷人家也照樣可以鬥爭你。那個時候特務滿天飛。軍區集中了一千多名干 部的「坦白運動」，鋤姦部長宣布，現在特務社會化，從上海到北京，隨便抓幾個人就有特務。連童子軍也成了特務組織，八路軍三個師就有一個師是特務。後來毛主席發現整風擴大化，很快糾正。搶救失足者，康生署名；甄別工作由毛主席署名。幾個月後組織上找我談話，給我作了結論，沒事了。
戰鬥劇社重新集合演出。剛放出來的我很高興，寫了一個配合搶救運動的戲《失足恨》。戲中有個上海青年，被特務派到延安。上海派到延安的特務頭子叫李先生，晉綏鋤姦部長也姓李，演出後，鋤姦部長問，為什麼特務和我一個姓？我嚇得好幾天沒睡好覺，你這人真是，剛摘掉「特務帽子」就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怎麼能讓特務姓鋤姦部長的姓？特務不能姓李，姓水吧，水先生。「文化大革命」後我看到「百家姓」，還真有水姓，幸虧沒個姓水的當大官，要不我真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1948年部隊「三查三整」運動中，查出我不是無產階級，家庭成分是破落地主，於是我被劃為混進革命隊伍裡的階級異己分子。但為什麼要開除黨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查到我家五代以上曾給皇上教過書；查到我在練習寫作時寫了一些「小資」情調的風花雪月；還查到我歷史上犯過幾次錯誤。1949年「糾偏」，重新給我結論，恢復了黨籍。
「文化大革命」快結束時，我的問題已經有了結論。八一廠搞專案的一個同志，過去與我在一塊兒，他對我說，根據長期考驗，你沒有政治問題，這個條子還給你。我一看，媽呀，一張白條，上面寫著「在整風時，嚴寄洲曾交代是特務，後做結論糾正，但他這段歷史沒有證明。」這是足以置我於死地的一句話，也不知道是哪位先生寫的，一直塞在我的檔案裡，幾十年「忠實」地跟著我。當時延安整風已經給我做了「不是特務」的結論，檔案裡卻一個字也沒有。我這才明白，原來我的好多事情都與這個白條有關。難怪次次運動逃不掉，老有個陰影像老鷹一樣在你頭上轉，老鷹不抓到你這隻小雞，不算完。
12
按照我的性格，本來是逃不掉右派的。那時，我們算老的，年輕人看不慣我們這些穿著呢子服的「三八式」，正趕上「提意見」，我們就成了被攻擊的對象。沒想到，風向陡轉，「提意見」者紛紛落馬，成了反黨的右派。而我們卻「僥倖」逃過一劫。
但是，還是逃得了「初一」，逃不掉「十五」。
在旅順口拍完《赤峰號》的外景，我返回廠裡，正趕上1959年傳達廬山會議批判彭黃反黨的文件。廠裡向黨內幹部傳達後，馬上討論，在黨的小組會上每個人都要表態。雖然我過去挨整頻頻，仍沒有接受「教訓」。 我想我是一個共產黨員，在黨的會議上應該有什麼說什麼，向黨坦白交心嘛，對黨還有什麼可保留的呢？我說，我還沒有一點思想準備，要是不聽這個傳達，先看彭 老總的意見書，有許多地方我是會同意的。過去我對彭老總印象很好，感到他平易近人，沒有架子，他在西北能打仗，生活艱苦樸素，他的軍褲上打著兩塊補丁，他 騎的馬還掛著一隻破臉盆。於是，厄運又來了，單位分配了3%至5％的「右傾」名額，很快列印成文糊在牆上，我和記錄片導演張加毅、《地雷戰》的編劇之一柳琪輝「榮幸」被選中。我被開除黨籍、軍籍，撤銷導演職務。導演本來不是行政職務，是業務分工，無所謂撤銷不撤銷，那也撤銷。下放到青海唐古拉山平叛部隊當兵。我懵了，給我多重的處分我都能承受，剝奪我拍片的權利，這是最讓我受不了的。當然我沒想到我因禍得福，回來後由於連隊生活的「爆發」，我拍出了《哥倆好》《帶兵的人》這樣深受戰士歡迎的影片。
1962年，從青海當兵回來後，把我們弄到廣安門裡學習。甄別後，給我們平了反，我被開除黨籍和軍藉以及導演職務都得到了恢復。只要把導演工作還給我，我就高興得不知道東南西北了。事隔幾年，「文化大革命」中我的這一段「光榮歷史」重新被定為反黨罪行，並被標上駭人聽聞的「擁護彭黃反黨綱領」的大帽子，老賬新賬算到了一起。
13
關在桃園的「監獄」裡，每天的勞動是最有樂趣的事情。
春天來了，108棵桃樹似乎忘記了被監禁的命運，仍然是滿園春色關不住，爭先恐後地含苞怒放，好似一大團一大團粉紅色的雲朵飄在桃園裡。這時我就忙開了，我愛吃桃，這108顆桃樹就由我負責。首先要給每一棵桃樹刮蟲苞，不刮，蟲子會鑽到桃花裡，桃子就成了蟲桃子。開花期的桃樹要大量灌水，這挑水是個重體力活，我已經快60歲了，以前又沒有幹過農活，那麼多桃樹，一擔一擔地挑水實在吃不消。我就開始琢磨，讓水自己流到樹坑裡去。我先挖樹坑，再用小渠把所有的樹坑連起來，一開水龍頭，全澆上了。想法不錯，干成以後也就享了福，可實際挖坑挖渠，耗費了我個把月的時間。好在時間在「監獄」裡是最不值錢的東西，我也不希望那麼快完工，每天老有幹不完的活，時間就好像過得飛快。
桃園裡有很大一片空地，一上午我忙得很。除了伺候桃樹，我還種了心裏美蘿蔔、西紅柿和好多老玉米、向日葵、葫蘆什麼的，反正我愛吃什麼就種什麼。嫩葫蘆 一掐就出水，西紅柿又大又圓，人見人愛，菜也老有人要。慢慢地，我也很有經驗了。要吃心裏美蘿蔔，今天灌水，明天拔了准脆，還不辣，比外面買的好吃多了。 向日葵炒成五香瓜子，我不說，但心裏是有桿秤的，造反派給生的癟的，還要說他們吃我的五香瓜子，劃不清界限。捎信要我種的老玉米，跟我關係好的，同情我們 的，就給他好的，嫩的。和造反派一個鼻孔出氣的，就給老玉米，讓他咬不動。
這108棵桃樹是我的一大群小朋友，每天見到他們，我都很高興， 他們也盡力滿足我，允許我隨便吃。這麼多的鮮桃我和陳播敞開肚皮吃也吃不完，經常有人偷偷來要。我掌握著「原則」，好吃的桃給好人，不好吃的桃給「壞人」。每棵樹上的桃子我都咬過一口，大概是品種和水土的關係吧，有八棵桃樹結的桃好吃，有兩棵最好吃。從外表上看，桃都一樣，
這個秘密別人不知道。最好吃的兩棵桃樹由我和陳播包圓，誰也不給。我老在想，為什麼只有這兩棵樹結的桃好吃呢？大概是老天爺在關照我們，看我們在受苦受難，從王母娘娘的蟠桃園裡移過來兩棵仙桃樹吧？
每天有兩三個人輪流看著我們，有兩個是鐵桿造反派。對立面不能當看守，怕打起架來，同情我們這邊的怕「串連」，都不能來，只能是鐵桿造反派。因為看守有限，時間長了，造反派也不願意陪著我們一起蹲「監獄」，不得不讓同情我們的中間派也來看守。以後就一天兩個人，一個「嫡系」，一個中間派。桃園雖然不是真正的監獄，但一樣戒備森嚴，我的刮鬍子刀、菜刀都被他們收走，鎖著，做飯要用時才給。牆上原來有幾顆釘子也全拔走了，毛巾都沒地方挂。院子裡有舊木箱，我就從木箱上拔幾顆釘子，釘在牆上。我對造反派說，你們這麼「關心」我，我要死就是你們弄死的，我自己不會死。我老在想，事情總有一天會弄清楚的。
比起過去關我的「黑樓」來，桃園裡的日子好過多了。桃園的倉庫裡木匠工具應有盡有，油漆也有，我可以動用。為了讓自己住得更舒服些，我決定自製一個沙發。我從倉庫裡翻出一把破椅子，把腿鋸短，蒙上被套，搬到桃樹下，就成了我的「沙發」。沒有活干的時候，我就坐在「沙發」上看書。不過這與神仙過的日子還有一段距離。說是看書，卻沒有別的書，只有四本《毛選》和一本「語錄」。四本《毛選》我前前後後看了12遍。最後一遍，專門收集《毛選》裡的「主義」，找出了好幾百個「主義」， 密密麻麻列在紙上。後來總算可以看《人民日報》了，但還不能看《參考消息》，我很想知道世界上發生的事情，碰上好看守，就偷偷要來看。有一次我在外面勞 動，垃圾堆上有一張爛《參考消息》，我乘看守不注意，寶貝一樣藏到口袋裡。這是一個月前的報紙，我翻來覆去看了好多遍，還捨不得扔掉。到後期松多了。我就「理直氣壯」寫 報告：毛主席對魯迅評價這麼高，希望把我家的一套《魯迅全集》拿來，我要學習魯迅。這個理由太正當了，造反派沒辦法駁我，只能照辦。這下我的日子好過多 了，過去工作忙，只零碎看過魯迅的幾篇文章，沒時間好好通讀。這一下有了這麼多大部頭的書，我高興極了，一天看一段，真捨不得看快，日子長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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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在桃園裡的兩個「犯人」整天見面，可是不讓說話，憋得實在難受。一天，我想了個點子，不讓說話，下棋總可以吧。我用鐵鍬把鋸了很多圓木片，做成像棋。陳播不敢下，只好算了。陳播個子高，因為心情的關係，吃不好睡不好，瘦得只有90多斤。後來看守不那麼嚴了，我悄悄對陳播說，吃好點，高興點，要不頂不住，總有一天我們要出去的。正是這種信念鼓舞著我，我是真心實意地「培養」自己的快樂。陳播看我那麼快樂，心情也慢慢晴朗起來，以後陳播說是我救了他。
倉庫裡廢木料很多，自己再去拉點蜂窩煤，就有燒的了。到時間自己做飯，我變著法地琢磨吃，自己給自己改善伙食。因為生在江南，我特別饞，老想吃好吃的東 西。過去拍片到各地，都要把當地最有名的食品吃一遍。因為不讓我們出去，碰到不橫挑鼻子豎挑眼的看守，就托他們買點好吃的。有一天，我饞涮羊肉了。五六年 沒吃，饞得不行，怎麼也要吃一次。我托看守進城買羊肉片，六里橋買不到，多給他六分錢，作為來回存自行車的車費，那時存車費一次三分錢。我買了兩斤羊肉 片，給陳播一斤。「牛鬼蛇神」嘛，當然不能公開吃，只能偷偷吃，吃得心情舒暢極了。到下午，陳播遠遠伸出大拇指，表示真好吃。一個星期後，陳播問，還吃不吃？他要請我的客了。我說今天不吃涮羊肉了，換一樣，吃炸糕。炸糕也多少年沒吃了，牛街口上的回民小吃店炸糕最好吃，就托看守買回五六個。
我們快放出來之前，我又想了點子。那時電視還是個稀罕物，我知道陳播家有兩臺黑白電視機，一大一小。陳播到蘇聯去帶回來一臺，以後又買了一臺九寸的。我 讓陳播打個報告，說聽不到黨中央的聲音，對學習黨的政策不利，希望把電視拿來。造反派同意了，有電視看，對他們來說，何樂不為？那時幾乎沒有人家裡有電 視，電視節目到晚上7時才開始，新聞聯播後有時會放一個電影。雖然是樣板戲《沙家浜》《紅燈記》什麼的，那也像從地獄到了天堂一樣，看得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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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進桃園半年後，我發現不知什麼地方老是有細細的貓叫。跟著聲音追蹤到倉庫，確定就是這裡。倉庫裡有野貓？太好了！我把吃剩的飯菜從破窗戶裡放進去。與貓也 不見面，咪咪叫幾聲，就走。等一刻鐘再來收盤子，全吃光了。十幾天後再去，貓就不怕了，主動出來與我見了面。再以後，貓讓我摸它了，後來也讓我抱了。這是 只可愛的白貓，只是髒得毛都成了灰黑色的了。我給它洗了澡，擦乾淨，愛惜地把它安頓在破箱子裡，弄點破布給它當鋪蓋。有了貓，每次我多買兩毛錢的肉，專要 不好的肉，這樣可以多給一些，我的白貓就有了一份口糧。有一天，陳播說，這貓怎麼這麼胖？我一看，喲，貓懷孕了。過了幾天，白貓不見了，我滿院子找，急得 就像自己丟了小孩。終於在當道具用的舊馬車墊子裡，找到了我親愛的白貓。這裡軟和，有草，有棚子，老白貓把這裡當成了「婦產科」，平安生下了四只小白貓。這下我可高興不起來了，養一隻大白貓還勉強養得起，一下養五隻貓，真養不起。我每個月的錢很少，只勉強夠自己的伙食費，大小貓餓得哇哇亂叫。不過，它們誰也沒有走，寧願餓著，也陪我一起蹲「監獄」。
天越來越熱，地裡的活不多了，輪到我勞動的時間，我就坐在自造的沙發上看書，五隻貓親親熱熱地趴在我腳下，四周是生機盎然的綠綠桃樹，真比陶淵明當年採 菊東籬下更悠然。小貓越長越大，吃的也越來越多，雖然我捨不得這一群大小貓們，但實在養不起了，不得不忍痛送走三隻小貓，只留下一大一小陪伴我。
每天輪流看守我們，造反派也煩了。該槍斃就槍斃，不能老耗著。過年了，還關著他們幹什麼？回家吧。總算開恩放我們回家了。但領章帽徽還是不給，後來發了我，我也不戴，本來把我的領章帽徽摘了就不對。我不穿軍裝，上街抽煙，糾察糾不了。在「監獄」的最後一天，來個女的造反派宣布，革委會通知你回家。我說我不回去，關這麼長時間，我為什麼被抓到這來？沒說清楚。叫你回就回，還不回？就這個結論，你不回去也得回去。我其實很想回家，只不過嘴硬罷了。
我跟陳播告別。陳播說，你放心，你走了我就有希望了。最後依依不舍和大小貓們告別，看見貓，我的心直疼，它們還要在這裡繼續「監禁」。我望著蜂窩煤爐子和煤、行李、自造的沙發，包括我的一套《魯迅全集》，什麼都捨不得扔。副業隊有板車，借來，全用板車拉回去。不知道的人還問，他怎麼亂跑出來了？哦，放了。當然也有橫眉冷對的，但好人更多。雖然我被關進「監獄」，不少群眾仍對我不錯。從生產區拉到我掃地出門後住的「牛棚」，有不短的一段路。我拉著大板車，很沉，路上好多人幫忙，也不吭聲，不表示親熱，默默幫我推車。到門口，卸下煤爐和東西，也不說話，就走了，所有的感情都盡在不言中。
1974年12月31日，我總算回到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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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被趕到了醬油坊改的「牛棚」裡，地上還留著鍋爐印子。全部東西放不下，書架放在桌子上。我在門口撿碎磚頭，壘個小廚房，還做點好吃的。兒子這時也從雲南回來了，一家四口總算團圓。看到我被放回來，全家都很高興。
那天晚上我一夜沒睡，和老伴王榮華講了一夜話。有兩件事我很感動，一件事是父親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去世了，「文化大革命」中 母親住在上海妹妹家。我被關起來後母親去世，老伴沒告訴我。妹妹和妹夫老罵我不來信，老伴也不好解釋，每個月照寄幾十元錢到上海。我放出來半個月，看我情 緒平穩一些，一天晚上，老伴才說，我得跟你講，你關起來後，你媽去世了，就等你回來，她死不瞑目。我當時眼淚就流下來了。在我被關押的時候，組織上找我老 伴王榮華談話，要她劃清界限，離婚。也怪，我們這些「黑幫」的家屬，沒有一個提出離婚。這麼多年了，是不是的反革命，誰心裏不清楚？我挨斗回家，老伴對我照樣很好，孩子們對我也很好，衣服破了給我補，給我倒好洗臉水，做好飯，總有不斷的溫暖。如果連老婆孩子都成了對立面，還有什麼活頭？
還有一件讓我感動的事是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為我們「黑幫」說了話。李德生到八一廠，說嚴寄洲是嚴寄洲的問題，與他家屬無關，家屬和子女不能動，所有「黑幫」的家屬都不要動。李德生當時是黨的副主席，又是總政主任，八一廠的頂頭上司，八一廠的造反派不敢不聽。其實我根本不認識李德生，非親非故，他完全出於公心，把我家和許多「黑幫」的家保了下來。因為李德生的態度明確，後來我們就沒怎麼挨打。
那時我還不知道，承蒙江青「關照」，我的案卷「榮幸」到 了中央專案組第二辦公室。恢復導演工作後，我到撫順拍《再生之地》，上午先到瀋陽，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讓瀋陽軍區文工團團長告訴我，先不要走，下午他開 會，晚上他要見我。劇組大隊人馬先走了，留下我等著。我對李司令員說，我總算見到你了，我代表全家老小對你表示感謝。李德生告訴我，中央二辦送來你的案 卷，按江青的指令，要把你們幾個，陳播、你、張加毅、馮毅夫等全判重刑，你是20年徒刑。可是又沒有任何材料，我們覺得沒罪，怎麼執行？我就拖，拖來拖去，直拖到我離開總政，仍無一個明確結論。
黨的「十大」後，總政主任李德生抓八一廠的工作，惹惱了「旗手」江青。江青批示道：革委會是「文化大革命」的 新生事物，為什麼撤銷八一廠革委會？我不同意，我們四個人堅決不同意。中辦秘書處把江青的批示轉回總政。經總政黨委研究，八一廠整頓情況和領導班子配備意 見，都是經總政黨委討論的，沒有什麼不妥之處。再次以總政黨委的名義再次向中央軍委寫了報告，經周總理、葉劍英副主席贊同，政治局多數同志同意，江青沒再 無理取鬧。 但她懷恨在心。1974年3月5日，江青、張春橋等接見幾個文藝單位代表的會議，江青發表了「放火燒荒」的講話，說八一廠的領導班子我們不承認，政治局沒批准。這時，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李德生調到瀋陽軍區任職，一些人寫報告要把他揪回北京批鬥，遭到葉帥抵制。加上毛主席幾次在政治局會議上批評江青，江青成了泥菩薩，這才顧不上揪鬥李德生了。如果李德生「倒臺」，受他保護的我們就不知道又要遭到怎樣的殘酷迫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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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專政」後 工資停發，就靠老伴幾十元錢，窮到買點挂面泡醬油吃。過年廠裡會餐，我把所有的菜倒在一起，端一鍋回來。再買顆白菜，燉一大鍋，一家人吃。中秋節，我的經 濟力量只能買六塊月餅，那時老伴王榮華已經到干校去了，我和兒子嚴可、女兒嚴小秋一人兩塊。孩子們很饞，還沒到中秋節，就吃完了，眼巴巴望著我的月餅，我 又分給他們一塊。現在想想，這種感情，是有錢人家體會不到的。家裡一團糟，我成了「黑幫」，老伴成了黑老婆。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