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書共賞：《穿越生死》（六）

三個正義男孩舍眠幫忙

一九九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點鐘，我聽到消息說中國政府想以貿易為條件引渡李洪志老師。師父為此發表了「我的一點感想」一文表示：

「近來媒體報導了關於中國大陸想利用減少五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做為交換條件，妄圖引渡我回國一事的傳聞。針對此事，我想來談一談。我只是教人向善，同時無條件的幫助人解除疾病，使人達到更高的思想境界。我不收任何金錢與物質報酬。對社會對人民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普遍使人心向善、道德高尚。不知是不是因此而引渡我哪？讓我回國是想讓更多的人得法、修心呢？如那樣的話，請國家不必損失五億美元做交換。我自己回去好了。

不過我聽說通常引渡的人都是戰爭罪犯或人民的公敵。再有就是刑事罪犯。如果這樣的話，我不知道我是符合以上的哪一條。

其實，我一再教人做人要以真、善、忍為準則，我自然也要做一個表帥。在我個人與「法輪功」弟子遭到無端的非議與不公正的對待時，都充分的表現出了大善大忍的胸懷，給政府充分的時間來瞭解我們，無聲的忍受著。但這種容忍絕不是我和「法輪功」的學員懼怕什麼。要知道人一旦知道了真理和生命存在的真正意義，為其舍命而不足惜的。不要把我們慈悲的大忍之心當做怕，從而變本加厲的為所欲為。其實他們是覺悟的人，知道了人生真實意義的修煉人。」

讀完此文，我心如刀割，眼淚不住的流，中國將要發生什麼？我呆呆的看著窗外綿綿的細雨，心情非常沈重。我下決心把這篇文章印出來，告訴所有的人，讓大家都知道真像。

我拿著「我的一點感想」去找印刷廠，但時間很晚，他們都下班了，我只好一家一家的敲門，一直尋到第六家印刷廠才遇見三個男孩子，十六歲左右，來自農村，正在上職業高中。這家印刷廠是校辦工廠，他們在這裡實習。我告訴他們要印三萬份這篇文章，他們說下班了，不收這份工作。我說有急事請幫幫忙。三個男孩子一看表，已是下半夜一點了，三萬份要印到天亮才能印完。其中一位接過文章，我心想一定要讓他看，只有讓他明白了道理才可能幫我。那時政府已經下通知禁止印刷法輪功書籍和宣傳品。我請他們看一看，他們就讀了起來：

「其實我非常清楚有的人為何非要反對『法輪功』。就是像媒體報導中說的學「法輪功」的人太多了。一億多人是不少，難道還怕好人多嗎？不是好人越多越好、壞人越少越好嗎？我李洪志無條件的幫修煉的人們提高人的道德，健康人民的身體，使其社會安定，用健康的身體更好的服務於社會，那不是給當權者造福嗎？事實上真正做到了這一點。為何不但不知感謝我，反而要把上億的人推向政府的對立面，哪一個政府能這樣叫人不可理解呢？然而這上億的人哪個沒有家屬子女，親朋好友，這是一億人的問題嗎？那麼反對的可能是更多的人。到底『我熱愛的那片國土裡的領導者怎麼了？』如果用我李洪志的生命能去掉他們心裏對這些好人的懼怕，我馬上回去，任其處置，又何必 「冒天下之大不韙」、勞民傷財、用政治與金錢換取破壞人權的交易呢？」

讀到這裡，其中一個男孩說：「你們老師真好，教了一億多人煉，好人越多越好，我們快印吧！」另一個問我印給誰看，我說：「我們煉法輪功的看，家屬也能看。」他說：「國家好像要鬧事了，你們要不怕我們也不怕。法輪功並不像有些人所想像的那麼可怕。」第三個男孩說：「印完你快送出去吧。」我把他們三個學生在半夜三更中吵醒，但他們沒有一點抱怨，也不睏倦，馬不停蹄的開動機器，三個小時就全部印完。人都有純真善良的心靈，我至今忘不了那三個男孩。天快亮時三個男孩幫我裝到計程車上，我向他們表示非常的感謝，並且告訴他們給予大法支援是功德無量的大好事，以後會有福報的。

我把印好的資料火速送到輔導員家，這個輔導員名叫付桂蘭，她接過資料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三萬份，幾個同修整整裝訂了一天，手都磨出泡來，裝訂完時已是晚上六點。付桂蘭後來在萬家勞教所被迫害致死。

四年過去，天人永隔。當時付桂蘭是地區黨委書記，先後三次被抓捕。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後因去北京上訪請願被抓，先後兩次被送到萬家勞教所，遭到殘酷迫害。二○○一年四月因製作大法真像資料，被南崗公安局非法勞教二年，她在獄中絕食三十九天，抗議對法輪功學員的殘酷迫害，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迫害致死。此外還有孟憲芝等十幾名學員，多次被抓捕，在萬家勞教所帶著纍纍傷痕離開人世。

黑龍江省是虐殺法輪功學員最多的省分，被媒體披露的已有超過一百多名（編者註：據明慧網報導，截至二○○四年七月，黑龍江省迫害致死案例一百五十四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其中以殘害法輪功學員而臭名昭彰的哈爾濱萬家勞教所，三年中死於該所的法輪功學員至少達十四人。

第五章 七．二○風雲
非法鎮壓的前奏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前後，當我們的日常煉功和生活已經受到了騷擾。有一次竟然來到我家，進家門時說是要煉功。我們一般都在公園煉功，由輔導員教功。儘管我不是輔導員，但是大家每天在我家學法。這人來了不但不學法，反而走來走去，東看看西瞧瞧。那時，不斷傳來各地煉功點被干擾和學員被抓的消息，我察覺情況不妙，就默默的安排把師父的法像、大法書，還有存摺都轉移交給朋友保管，但為了避免朋友擔心害怕，還不能對他直說。自從「四．二五」向政府請願後，我們當地一些學員就上了公安機關的名單。當時，我們煉功就有公安在偷偷拍照，都知道他們在建檔案。每一天出去煉功，都不知道還能不能回來。

山雨欲來風滿樓。七月初的一天，我聽說將要廣播誣蔑法輪功的內容，這還了得！如果這些造謠誣蔑廣播出去，全中國乃至全世界都會被迷惑和傷害，怎麼辦？我和幾個同修二話不說，當天就一起坐飛機要到北京。豈知到了哈爾濱機場，國家安全局的人忽然出現眼前，他們穿著便衣、拿著照相機拍照，一個男的到我跟前要火點煙，明知道我們煉功人都不吸菸，其實是找機會搭話，並看看我們每一個人的相貌。我們幾個同修揣想他們是怎麼知道我們的行程？其速度之快讓人不可思議。後來才曉得他們早就盯著我們了。我們到機場之前向家裡打電話，聯繫同修往北京電臺打電話說明我們的情況，那時就已被盯梢了。

這次和我一同去北京的同修，有的把遺書都寫好了交給家屬，萬一被抓好有個交代。我當時雖然沒有想那麼多，但從內心敬佩她們的從容和週全。

到了北京我們就直奔中央電視臺，那裡的工作人員很緊張，當時他們已經知道將有大事發生。我們把前來的意圖告訴他們，希望能正確對待法輪功。電視臺的人一再解釋，說他們都知道，強調那樣不幸的事不會發生。

那時哈爾濱的法輪功學員一再寫信、打電話給中央電視臺，向相關單位上訪請願，希望政府能明瞭「四．二五」請願只是一個上訪事件，並告訴政府法輪功教人做好人，不迷信也不是什麼宗教，學員都是奉公守法的好人。為了使政府對法輪功能有真正的瞭解，我和學員一起上書給中共與中央，信中澄清法輪功對國家、對社會、對家庭和個人有百利而無一害，我們根本沒有嚴密的組織進行任何非法活動，但在中國大陸卻受到無端的歧視和誹謗等等誤解。

正如李老師所說的「大法弘傳，聞者尋之，得者喜之，修者日眾，不計其數」。法輪功在國內外傳出五年，既沒有在報紙上登廣告，也沒到電視上宣傳，只是心傳心、人傳人，義務教功，不圖名利。短短七年傳遍全世界，出版十多種文本，修煉者有上億之眾。山東青島大法弟子薛氏年近七十，河南大法弟子馬氏六十多歲，二人均為家庭婦女，得法前大字不識幾個，現在卻可以通讀《轉法輪》。北京大法弟子王氏七十六歲，解放前念過兩年書，幾十年沒摸過筆，如今已抄寫《轉法輪》四遍。這難道是一個簡單的文化現像嗎？一九九九年五月初，便有北京學員上了一份萬言書給中央，從多方面事實，說明法輪功有利於道德的回升與社會的穩定等等事實。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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