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分知青的典型經歷。這些人日後分成兩撥，一撥留在本土，另一撥出國。像我這樣出國又回國定居的，就被統稱為海歸。我們這一代海歸相比民國時期的留學生以及五十年代留蘇學生，有三個根本差異。
第一，他們主要是政府公派，我們則主要是自費出去的，特別是藝術類留學生，公費生極稀有。
第二，二三十年代的海歸，出國前真的是學生；而我們這一代，像陳逸飛、徐冰、谷文達、蔡國強等人，都在國內拿了學位，有知名的作品。至少從國內的標準來看，已經是藝術家了。
第三，前面兩代留學生差不多都回國來做事，特別是清末民初第一代海歸，回國後為中國各領域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到我們這一代，大批留學生選擇定居國外。
這些差異，是中國近百年大歷史起伏變化的詳細註腳。中國現代史，大致是海歸派與本土派既合作又衝突的歷史。清末民初，海歸派不只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更在文化、政治領域除舊布新。他們共同創建了共和，國父孫中山就是大海歸。我看過一個數據，大概是北洋政府高官70%都是海歸派。就文化的廣義性而言，第一代海歸派開創了中國的思想啟蒙運動，啟動了國家的轉型，興建了現代大學和現代教育。
我們與第一代海歸的貢獻無法相比。我們只是服務國家，談不上創建。改革開放二十多年，政府先是終止了閉關鎖國，開放留學，後是起用陸續回來的海歸，當然主要是理工、科技、管理、貿易、金融、外交這類專業的海歸。這類海歸在今天基本上是工具作用與工具人格。在人文藝術領域，海歸派只是擺設。政府對藝術的理解，就是唱歌跳舞之類，而不是真正的思想、精神與價值觀。因此，即便是人文藝術類的海歸派，一旦進入體制也淪為工具，甚至自甘於工具。據我所知，個別體制外的海歸真正帶來了西方當代藝術的文化理念與創作活力，譬如北京的艾未未，還有幾位策展人。
百年海歸的命運，印證了百年中國的歷史變遷。中國的現代化歷程，是歷史潮流與政治勢力的反覆較量，多半是本土派勝利，海歸派挫敗、調整、合作。
現代化有三個層次：器物、制度、文化。所謂現代化，「文化」無疑是最本質、最深層的一環。當今國策基本學習西方，但器物、制度、文化這三個層面的彼此關係始終不平衡。
器物層面，經過鴉片戰爭以來一百五十年的努力，一代代海歸已經為國家達成了高度現代化：核武器、高科技、現代交通、現代資訊等等。毫無疑問，中國現在是最具潛力的發展中國家，崛起的速度與姿態空前未有，舉世罕見。但國家目前堵在制度層面，包括體制內人士的全社會都認識到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於經濟體制改革。而全面實現現代化，文化關即人的現代化是繞不過去的。今日的中國離民主思想、公民社會等還差得很遠，由於「器物」層面的超速現代化，制度、文化的滯後日益凸顯。
我認為這是非常畸形的狀況：中國有著最現代化的種種器物與設施，富國強兵的理想實現了，但是人民沒有靈魂，知識份子缺乏主見，社會失去了選擇與判斷的能力，只有消費意識和工具人格。社會實現了高層次的溫飽，但這不是現代化。
由於制度滯後，以及普遍的急功近利和機會主義，人文藝術領域的海歸派幾乎沒有影響，而據我所知，大部分非人文類專業的海歸認同這種高級工具角色，並對現狀非常滿意，屬於利益分享的群體。由於這類身份優越者的加入，當下畸形的文化現實更顯得合理合法，文化跋涉的前景相當渺茫。
每想及此，我身為海歸，感到羞恥。
在我看來，海外經歷最可貴的財富不是所謂前沿專業知識，而是獨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體現的一系列價值觀。海歸不應該僅僅帶回各種專業知識或技能，現代價值觀才能從深遠處對中國發生影響。這種價值觀，你不出國很難認識，很難成為自身的人格。新的價值觀哪怕一時不能在中國奏效，先得在自己身上奏效，變成安身立命的一部分。
但我看不出海歸派在整體上意識到這一點。反倒是本土的部分自由知識份子相當清醒。現在許多人都有短暫的出國經歷，切身感受我們與外間深刻的衝突和反差，他們反而對國外的先進思想更敏感，並儘可能在改革現狀中發出聲音。我以為，清醒的本土人士比海歸更值得尊重。
胡適七十年前就寫文章說留學是國恥，到今天，這種狀況有多大改變？國內現在的學費，以家庭收入計算是全世界最昂貴學費的三倍。但是我們不提供人格教育、歷史教育、理想教育，這種教育不如五四時期，甚至不如舊式教育，舊式以儒學為主，倫理道德第一。留學的悲劇還在於精英外流，回來的又和本土國情發生種種價值衝突，這種衝突十之有九以妥協或失敗告終。
樂觀地看，出國的人越多，海歸也越多，量變到質變，或許會緩慢影響並推動制度和文化層面的轉變吧。但這個過程十二分艱難，很難看清它的走向與結果。人會屈服於現實，但人還有感情。國外生涯會使你更愛國，並產生無比細膩的羞恥感國內國外仍有太多差異，但海歸者不應以自己的祖國為恥，而是在自身尋找羞恥感。「知恥近乎勇」可能是太高的要求，但容我說句重話：我在不少海歸那裡看見的是取利之勇，而不是羞恥之心。
── 原載《商務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