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馬卡寧以中篇小說《審訊桌》一舉擊敗了其他幾部大部頭的長篇而奪魁。這部份量並不重的作品，究竟有什麼魅力讓評委們一致投票給它呢？這部小說就像是一幕佈景極其簡單的話劇－－在舞臺的中央，除了一張鋪著呢子、中央擺放著長頸玻璃瓶的桌子以外，什麼也沒有。但是，單單靠著這張桌子，就足以讓所有「從那個時代過來」的蘇聯人心驚膽戰了－－這種擺設的桌子，通常是克格勃審訊所謂的「犯人」時候使用的桌子，誰被抓到這張桌子前面，誰就如同進入了地獄一般。這張桌子上雖然沒有任何令人毛骨悚然的刑具，但這張設置不乏溫情的桌子本身就是一件最可怕的刑具。這張桌子是一種象徵，象徵著那個將大部分奉公守法的公民都當作敵人來監視、防範和迫害的時代，象徵著那個信奉「契卡主義」和史達林主義的時代，象徵著那個人權和人格尊嚴受到肆無忌憚的侮辱的時代。馬卡寧從這張桌子開始寫起，也就牢牢抓住了那個逝去不久的時代的魂魄。換言之，那張桌子就是龐大的蘇聯帝國「穩定」的根源，不過這種「穩定」乃是犧牲了公民的基本人權、公民的創造力和想像力的穩定，也就是一種「停滯的穩定」－－它只是適宜於少數已經過上「共產主義」生活的高級官員而已。最後一任克格勃主席巴京卡在回憶錄《擺脫克格勃》中指出，克格勃是專制制度的基礎，「沒有這一基礎，這個制度簡直就不可能存在。它一直是一個國中之國，它曾試圖強迫人們相信他們並不相信的東西……它把恐怖行為提高到國策的地步。」馬卡寧的中篇小說《審訊桌》正是以高度濃縮的藝術表現手法，形象地揭示了舊制度的不合理性和非人性。
坐在被審訊者位置上的是一個無名的老年公民。他本來是一個如履薄冰地在極權制度下生活的老實人，這樣的人物曾經多次出現在果戈裡和契訶夫的作品之中－－在沙皇統治下，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或者是「諂媚的大多數」，是守財奴，是套中人，是謹謹慎慎的小公務員；但是，在史達林體制下，他們連沉默的權利都不能保有，而必須成為黨的忠心耿耿的「螺絲釘」。這位老人和他的大部分同齡人一樣，一生中接受過無數次審訊，他最熟悉的傢俱，不是自己每天晚上睡覺的床，而是那張克格勃審訊室裡的普普通通的桌子。一天晚上，老人接到了一個電話，命令他第二天清晨到那個讓所有人都心驚膽戰的部門去接受審訊。老人雖然沒有像比他更膽小的某些人那樣立即就跳樓自盡，但也嚇得夜不成眠。他回憶起了自己一生中曾經接受過的一百四十二次審訊，而明天的審訊將是第一百四十三次。
老人還回憶起了那些審問過他的人，那些人全都是些沒有名字的人，他們只有屬於那個龐大部門的「番號」。但是，老人依稀記得其中一些人的特徵，比如最凶狠的那個審訊員就是「有危險的年輕的狼」－－他可是《狼圖騰》中所宣揚的生存守則的忠實實踐者，「他隨時隨地都想咬人一口。他一點也不考慮為了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自己的油水而審時度勢。因為他的抓捕習慣已經根深蒂固，像本能似的，已經是他的本質。倘若你精疲力竭，倒了下來，你的隨便什麼就該被咬掉。」與「凶狠的狼」互相搭配著出現的，必然有一位仁慈的老人。他們是缺一不可的，一個扮演紅臉，一個扮演白臉，配合得天衣無縫，老人會這樣對待被審訊者：「當他們把你鞭打夠了，折磨夠了，他會把你抱起，像抱著個孩子，表示心疼。他會表示憐憫。別人折磨你，侮辱你，而他卻會抱起你，說：『你太遭罪了，孩子。這是必要的，孩子。我沒有別的法子……』」審訊者中還會有一個愛提問題的傢伙，他微笑著一個問題接一個問題地問，問的大都是似乎微不足道的問題，比如你喜歡看足球嗎，比如你的妻子的生日，比如你的孩子的家庭作業，然後再突然來將你的軍。審訊者中還會有一個典型的「黨員」，他是一副養尊處優、悠閑安寧的樣子，有病的心臟藏在脂肪的褶皺之中，他會和藹地對你說：「朋友，我可不是法官，我是黨派來幫助你的，我只是想知道你的思想歷程，對，你的思想歷程……」他的發言就像是在作政治報告。在審訊中出現過的，還會有一個永遠都不苟言笑的書記員，有時偶爾還會出現一兩位美麗或者不美麗的女性。總之，對於被審訊者來說，他們都像神一樣高不可攀，因爲你的命運掌握在他們的手上。
明天的審訊像一座大山一樣壓在老人的心頭。老人的精神崩潰了，他恍恍忽忽地走上街頭，走向那棟熟悉的大樓。他騙過守門人，走進那個熟悉得不能在熟悉的房間－－「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我只有一個想法，既不是作爲審問者，也不是作爲受審者坐在那裡，而只是平等地坐坐，沉默無語，繼續在半昏半暗中看著他們全體，並猜想誰是誰。」然後，老人打開燈，他在完全滿足於桌子和椅子的擺法的同時，輕聲地笑了起來。「我感受到一股非同尋常的衝動：心中充溢著各種感情，我的手掌已經放在桌子上，我彷彿在用手掌壓擠呢子和桌子的表面，引起舊桌子的反抗。在某種激動中，我甚至輕輕地用拳頭敲它……」以前，桌子是他的主人，現在他是桌子的主人了。這是他平生第一次有資格伸手去拿桌子上放著的長頸玻璃瓶，他可以來喝玻璃瓶中的水了。玻璃瓶放得很遠，他努力去夠它，就在他用力的那一瞬間，多年來飽受壓榨和恐懼的心臟終於迸裂了……
主人翁倒在了桌子上，桌子成了他在世界上最後一刻的朋友，成了他的一口棺材。這是一個簡單的故事，據說故事的原型來自於對公眾開放的克格勃檔案館中的一份短短的報告。任何一個作家的想像力都無法超過那個時代的荒謬與黑暗，馬卡寧所做的僅僅是像歷史學家那樣記錄真實的時代而已。包括小說的主人翁在內的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所有人，都已經被異化了，被桌子所異化了－－他們的生活離不開桌子，儘管桌子代表著恐懼，但恐懼本身已經成為他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巴京卡敏銳地指出，蘇聯社會存在的秘訣便是不斷地製造恐懼氣氛：「以人民的名義『保護』人民，與人民的『敵人』鬥爭，這種從人民那裡篡奪來的權力，是由不得人民作主的。不是由人民，而是由黨來確定，誰是敵人，敵人是永遠需要的。沒有敵人的話，這種體系就會變得毫無意義。因此，『契卡主義』，這就是根據一個臆造出來的方便公式，經常不斷地尋找敵人：『誰不跟我們一道，誰就是我們的敵人。』『契卡主義』，就是經常不斷、不受任何限制地偵察和以暴力鎮壓每一個人，只要他不能納入布爾什維克黨思想體系那個僵硬的模式。特工機關的思想體系不是與法律，而是與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完全融合，這就是『契卡主義』。」可以說，短短的《審訊桌》與宏大的《古拉格群島》一樣，都是對「契卡主義」的血淚控訴。與索爾仁尼琴直截了當地譴責和批判不同，馬卡寧以一種極其內斂的方式，不動聲色地講述了這個苦澀而冷峻的故事，從而凸現出那個時代最真實的冰山一角。
蘇聯的統治者們過於迷戀克格勃的力量，也就是「審訊桌」的價值，他們認爲可以利用「審訊桌」來實現長治久安，利用「審訊桌」來禁止老百姓思考和言說。著名的異議知識份子羅伊．麥德維傑夫在《人們所不知道的安德羅波夫》一書中披露，長期擔任克格勃頭子、後來登基成為蘇共總書記的安德羅波夫，曾經建議在地方和中央建立一個克格勃的獨立部門，其任務是「組織反間諜工作去與境外的思想顛覆活動作鬥爭」。以勃列日涅夫爲首的政治局贊成此建議，一九六七年底克格勃就建立起一個新的部門－－第五局。麥氏分析說，雖然「思想顛覆」這個概念讓人很難、或者根本無法下一個單一的定義，但是在蘇聯仍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存在「思想罪」。在蘇聯的法律文獻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刑法典的說明文字中，可以看到這樣的話：「思想顛覆是指那些作用於人們的思想感情的手段，其目的在於破壞、損害和削弱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影響，在於削弱或分裂革命運動、民主解放運動和社會主義制度，並且是通過合法的或非法的途徑利用誹謗性的、偽造的、或者有傾向性的材料去實現，以造成意識形態方面的損失。」這是什麼法律呢－－公然說「合法」的手段也可以定罪，只要你表達的觀念跟「上面」不一樣！對此，麥氏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可以看出，這些論斷與六十年代蘇聯社會的性質有密切關係。那個時期的蘇聯社會可以說是強制控制思想的專制社會，而不是民主社會。」正是這樣的法律，讓克格勃成爲蘇聯社會的「無冕之王」，讓「審訊桌」成爲蘇聯人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象徵物，讓無數像小說中的無辜老人一樣的公民背著「敵人」的罪名恥辱地死去。
然而，一個靠著「審訊桌」維持穩定的社會，一個將公民當作「敵人」的社會，肯定不是一個能長治久安的社會－－當蘇聯解體、蘇共解散的時候，巴京卡發現：「蘇共已經威信掃地，就連幾乎人人都是黨員的克格勃的工作人員也不肯出來保衛它了」。因爲審訊者的日子也不好過，他們自己隨時隨地就被安排坐上了被審訊者的位置上。對於馬卡寧和絕大多數俄羅斯人來說，今天的俄羅斯社會儘管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缺點，但畢竟再也沒有了那無所不在的「審訊桌」，以及深夜讓人心驚肉跳的敲門聲，這就是俄羅斯社會最大的進步吧－－這樣的進步怎麼讚美都不過分。
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九日
（《民主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