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晟律師自己駕車，在兩位朋友的陪同下，十個小時後到達陝北。高智晟律師和他的大哥高智義在陝西榆林佳縣葫蘆鎮小石板橋村自家窯洞裡接受我採訪。
婚禮民俗 *
1月26日高智晟律師參加了一位親戚的婚禮後，接受了我的採訪。
問：「現在還有警察跟蹤您嗎？」
答：「他們跟到河北的定興，再就沒有看到他們。」
問：「那您現在行動自由了？」
答：「盯我的人啊，秘密警察換成了我大哥他們，我被大哥他們一天盯著。今天我去參加了一個婚禮。」
問：「能詳細講講您家鄉的婚禮有哪些程序，是什麼樣的場面嗎？」
答：「農家的婚禮，成群的三輪車、農家『蹦蹦車』，確實有它的鄉土氣息。我們起得很早，我今天當了一次轎夫，開車去接的新娘。」
問：「您的汽車這回當了花轎啦！是誰結婚啊？」
答：「是我堂弟的小舅子結婚。我想帶北京同來的朋友看看當地這些民俗，我們早早就起來去了。」
問：「正好您也給我們講講，我們也聽聽這些民俗。」
答：「印象最深的是，不知始於哪個年代，給你行賀禮回饋的禮物都是蒸的饅頭。」
問：「現在在您的家鄉，平時老百姓吃飯，是不是很容易就能吃上饅頭？」
答：「還不是普遍這樣，還要摻些其它的面。但是現在吃飯，溫飽沒有問題。
我們一大早去了以後，程序就是新郎家一大早就大規模地蒸年糕、炸油糕、蒸出一鍋一鍋饅頭。然後開始裝點車，今天我的車算是最好的一輛。大概九點半左右我們從新郎家出發，趕到新娘家去接新娘。新娘有一個打扮的過程。然後，民間藝人，吹鼓手奏樂。 」
問：「用什麼樂器？」
答：「主要是嗩吶、鑼鼓、銅號等。」
問：「你們有沒有看到新人的新房裡是什麼樣子？
答：「看到了。」
問：「新房裡都有些什麼陳設？」
答：「 新房裡擺放有緞子被面的大紅大紫的被子，新娘家陪嫁的沙發、大箱子、大皮箱。有一臺不是很新的電視機。新郎家裡邊『大件』的就是一個石頭砌的放糧食的倉，倉砌在窯洞裡，這是農家祖祖輩輩忘不了的陳設。另外就是兩個立櫃，基本陳設就是這些。」
問：「現在的窯洞裡連炕什麼的都在一大間裡，還是隔成幾個部分？」
答：「就一大間。最裡面是土炕，左側部分是灶臺、風箱、放水缸的地方，右側就是放立櫃的地方，靠著門的左側就是放糧食的石頭倉，上面放個電視機或是放皮箱。」
問：「現在您家鄉電燈、自來水、電視、電話。。。這些普及的程度怎麼樣？」
答：「普及談不上，電現在能普及，1996年以後基本上就全部通電了，雖然有些老人還捨不得用電燈，還要點煤油燈。大部分村莊還是挑水吃。我自己家裡現在用上了自來水，是自己從水井裡抽上來的。大部分中國便宜的、淘汰的電視都流向了農村，電視還是比較普遍的。」
問：「還有黑白電視嗎？」
答：「很多。今天早晨我們還在看黑白電視。」
問：「一孔窯洞的大小有多大的差別？一般有多大？」
答：「基本上尺寸都一樣，一般三十二平米左右。」
問：「青年人結婚肯定會有一孔窯洞？沒有問題？」
答：「對。
今天我們拍了一些鏡頭，回來看了以後心情非常沈重。」
問：「婚禮都是很喜慶的，為什麼沈重啊！」
答：「就是這些吹鼓手，民間藝人，他們非常苦。今天零下十六度（攝氏），藝人群體中有一個父親，帶著他的兒子和女兒。他的女兒長得很漂亮，大概有十五、六歲，但是這些孩子都沒有上學，就跟著父親敲鑼打鼓，以此作為維繫生存的手段。
今天我們去接親的時候，新郎家裡的窯洞非常冷，新娘家裡的窯洞也非常冷。我們在那兒等待的時候就感覺非常難受。北京來的朋友說『這怎麼生活！』我說『對咱們來說，這僅僅是一次幾個小時的經歷，但是對我的這些鄉親們來講，這是他們祖祖輩輩的生活狀態，每天的生活狀態。」
問：「陝北有很多非常好聽的民歌，您和家鄉的人比較喜歡哪一首？」
答：「我們老家人比較喜歡聽《蘭花花》或《三十里鋪》，唱的就是這裡人的苦。」
「 袖筒裡談婚論價（嫁）」*
高智晟律師這次回到家鄉，他和同行的朋友對當地男女青年訂婚的時候收授「彩禮」的一些作法，很感慨。
高智晟律師說：「今天我們村還有一個人訂婚，我們稱其為『袖筒裡談婚論價（嫁）』，就是在人的衣服袖筒裡邊，敲定婚姻的價格。先由父母來牽線，牽成以後，雙方父母在中間媒人的袖口或者他們衣襟的半遮半露下伸指頭，捏數字，來敲定（男方須付給女方彩禮的）價格。
我從內心，絕無侮辱我家鄉同胞的心理因素，但是我們老家的騾馬市場，牲口在交易過程中，全部是用這種方式。就是在袖筒裡、衣襟下，用指頭比劃數字，討價還價。
現在建立婚姻關係，農村女孩幾乎是百分之百，都有一個被『論價『的過程。幾乎所有的人都配合了這樣的過程。」
問：「能更詳細一點講講這個過程嗎？」
答：「男方要向女方交錢。比如男方看上了哪個女孩，那就要打發媒人去說。說的時候，心照不宣的就是女方會提出要價，中間人就要和女方家人敲定錢數。」
問：「如果要錢的話，大概在什麼樣的額度之間？」
答：「可能城市人聽來，不是個大的數字，但是對於我老家人的經濟狀況來講，是很令人沈重的。最多的時候，我大哥講，全部辦下來有四、五萬元，也有三萬、兩萬的，一萬的。
比方說，如果是女方看上男方這一家了，男方的家庭、地位、財富狀況都是非常好的，這種情況下，可能女方找人去跟男方說，價格就要低一些。」
問：「會不會不給，有沒有不給的？」
答：「不給，顯得很不正常。」
問：「這三、四、五萬不等的錢是給了女方呢，還是包括婚禮所有費用都在這個價錢裡？」
答：「包括婚禮整個費用。」
問：「農民一年一家收入一般多少錢？」
答：「現在種地的一家一年收入兩千元就不低了。」
問：「這樣的話，娶一個媳婦如果光靠務農掙錢的話，不吃不喝也要十年以上才行？結婚費用與收入是這樣的比例嗎？」
答：「是這樣的比例。許許多多家裡有小夥子的人，大部分上了初中就再不敢上學了，趕快去打工掙錢，一年出去能掙幾千塊錢。」
問：「很大一部分要存下來娶媳婦用？」
答：「這都是最直接的目標了。」
問：「您回家的第二天就是農曆的小年，您家鄉有沒有『小年』的說法？」
答：「有。」
問：「您家鄉老百姓從過『小年』到迎接春節，這中間都作些什麼，通常有什麼習俗？」
答：「過『小年』的時候，晚上放放炮，要給什麼『灶神爺』、『土神爺』燒燒香。。。大致是這些習俗。過年的氣氛，跟我們小時候記憶當中傳統的過年氣氛比，淡了許多，人們更多的是忙於生計。」
問：「您這次回到家鄉，還有哪些比較突出的感受？」
答：「我們記事以來。。。可能我們曾祖父記事以來，都是用牲口耕地，今天我們農村仍然是用牲口來耕地。原來主要用驢，現在是牛多，沒有機械。」
「跟我的人從秘密警察換成我大哥他們」 *
高智晟律師說：「現在我被我大哥他們一天盯著，這些『盯』是基於一種擔心和親情。算陪著我吧，不斷的對我『循循善誘』，不斷用語言和我溝通。」
高智晟先生講述了他離開北京後這幾天發生的事情：「從20日秘密警察和我脫離關係以後，21日開始，他們用另一種方式和我保持了接觸，每天打電話辱罵我。你無法想像的下流語言。我一接，劈頭蓋臉就罵，我趕快把電話遞給我的朋友。我的朋友說對方『你們這樣罵人是不對的，你們這樣持續罵人不好，有什麼事可以通過我們來溝通』對方說『我們也不願意這樣作。那天，17日晚上，我們並沒有想撞死他（高智晟），他錯誤理解我們要撞死他』。
還有我沒有想到的是，當地的公安部門，對於我家裡人，我哥哥、所有的親戚，祖宗三代都進行了調查。村裡一次聚會的時候，研究出一些過激的決定。農村裡的宗族勢力，家法勢力是很厲害的，共產黨這麼多年也沒把它滅絕。
他們向我哥哥和弟弟建議，回來以後先把我打一頓。找一孔空窯洞，用大鎖把我鎖上一段時間，不容許我再出來。他們普遍認為，我是在和共產黨鬥，共產黨是什麼壞事都敢干，為什麼你高智晟不懂這一點？從親情的角度，他們不願意看到我受傷害,希望我不要太天真。
回來以後可以說是『四面楚歌』，所有來找我的人，都變成了聰明人，我不管走到什麼場所，都是一個被勸說者。是一個被教育者。」
問：「在這種情況下，您回家住三週的計畫有沒有變化？會不會提前離開？」
答：「不能有變化，因為我回來，還有守孝的意義，這個不能變化。」
高智晟律師此行回鄉過年，也是為了紀念母親，因為今年春節是他母親過世後的第一個春節。
高智晟律師說：「儘管家裡面（取暖）燒得暖暖和和，心裏還是很淒涼。老是覺得天黑了，自己的母親該回來了，家裡的一切，都保持了我母親在世時的原樣。。。看到了覺得她可能是出去串門了。但是一想到她永遠不能再進這個門，心里特別難受。
當地公安機關昨天晚上又向我們村的人調查，問我一行來了幾個人，想做什麼。。。我們村裡的人對我和我大哥講『你們一定要注意』，他們有這樣的意思，只要上邊暗示一下，他們要『作掉』我們是非常容易的。
他們還舉了個例子，說前幾年一個記者到這兒來調查當地的腐敗，他們把那記者關了四十多天，警察尿尿水讓他喝，給他強行灌，這個地方什麼事情都能幹得出來。
所有跟我談話的人都是明白人，所有跟我談話的人都認為我糊塗，反覆強調『你做的事是正義的，我們心裏都明白，但是作為親人，擔心你有生命危險。」
問：「這些來談話的人是什麼身份？和您是什麼關係？」
答：「親人、自己人、村裡比較有威望的一些人。。。今天又在具體商量要不要把我關起來。我們村裡的
『首富『建議，找一孔空窯洞把我關起來，每天送上兩頓飯，把我的手機沒收，飯讓我吃飽。。。」
問：「他們要把您關起來是什麼意思？」
答：「他們的意思是，哪怕把我致殘，也比共產黨要了我的命強啊。我開玩笑說，突然感覺到比在北京都危險了！哈哈，這些人每天都當著我的面來研究如何對付我！如果要做，還要找人在網上發表消息說『高智晟下決心不再跟外界聯繫，要在老家種上兩畝地，你們誰也不要再跟我們聯繫。」
問：「他們要關您，會關多長時間？」
答：「時間…（說是）『看你的態度了！』
問：「您來之前，有沒有想到會發生這種事情？」
答：「沒有想到。沒想到公安部門把我祖宗三代都進行了調查，在當地能夠營造一種很恐怖的氛圍。凡是共產黨這樣來調查過的人，都沒有好下場，所以他們感覺到已經是很危險了。不僅僅是對你一個人危險，而且要殃及很多人失去平安。所以他們更多的也對自身危險有所考慮。」
問：「假如這樣的事情發生的話，您和外界的聯繫中斷，您有什麼特別想講的話嗎？」
答：「我哥哥、弟弟都是很善良的人。我跟我哥他們也講『任何人想通過這樣的方式改造我，絕對會失敗。會使我的危險來得更早。』」
問：「您認為如果他們真這麼做的話，這是他們的本意，還是也有官方的人士給他們出了這樣的主意？」
答：「我認為是他們的本意。」
問：「您對自己行為所作的解釋，對他們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聽了您的話之後，他們有沒有什麼變化？」
答：「他們倒是很徹底，就是說『完全知道你做得對的，但是我們作為親人，不願意看到你的犧牲。』」
獨家採訪高智晟的大哥高智義 *
當我再次打電話給高智晟律師的時候，接電話的是他的大哥，一直在家鄉務農的高智義先生。
高智義：「我是他大哥。」
主持人：「您好！」
高智義：「您好！」
問：「您能講講您眼中的這個弟弟是什麼樣的人嗎？」
答：「我是個農民，種地的，什麼也不懂。」
問：「這次高律師回家，您心情怎麼樣？」
答：「當然高興，兄弟回家了嘛！」
問：「您家裡兄弟幾個？姊妹幾個？」
答：「弟兄四個，姊妹兩個（母親還領養了一個女兒，所以有時他們兄妹也說家裡三姐妹）。」
問：「現在有幾人還在村裡居住？」
答：「我和我們老四兩個。老二到外邊了，兩姊妹嫁到外邊了，老三到外邊吃公家飯去了。」
問：「您是說，兄妹中只有老三高智晟到外邊『吃公家飯去了？』」
答：「對。」
問：「您能講講記憶中高律師小時候的情況嗎？」
答：「唉呀，小時候生活很困難，但他本身從小就聰明伶俐。」
問：「高智晟和你們兄妹關係好不好？」
答：「肯定好。」
問：「現在有朋友陪他回去，村裡有些人給他幫忙出些主意，大家都出些什麼主意呢？」
答：「叫他不要外邊胡鬧，不要和共產黨唱『對臺戲。』」
問：「他到底作些什麼你們知道不知道？他作的是壞事還是好事？」
答：「那看怎麼說了，從根本上說不是壞事，但是我們是接受不了那樣的事，怕不安全了嘛！親弟兄能不擔心嗎？」
問：「那您怎麼勸他？」
答：「你使自己都不自由了，你不是胡鬧去了？」
問：「家裡人都是這麼勸他嗎？」
答：「肯定想法都是一樣的。」
問：「和您想法不一樣的有嗎？」
答：「沒有。都是一致的。我們打算關他，不叫他走了。」
問：「你們會這麼做嗎？」
答：「我們已經都做了，都開始就地實施，不叫他走了，要老命也不叫他走了。
問：「多長時間不讓他走啊？」
答：「現在村裡他可以轉，就是不叫他去其它地方了。」
問：「村子裡的幹部怎麼說呢？」
答：「村子裡沒有幹部，村裡都是些老農民。」
問：「你們是不是受到了什麼壓力？」
答：「反正我們總感覺不踏實。公安局都調查我們了，我們還去找事？過了春節不叫他去了！」
問：「你們這樣會不會使他有些工作沒有辦法做了呢？」
答：「我顧不了。」
問：「不讓他走的決定是多少人作出來的？」
答：「唉呀，不少人，我們一大家子，尤其我們弟兄。」
問：「在這之前，有沒有什麼人找你們談話？」
答：「公安局查我們的戶口，查祖宗三代。電話可以通，人我們不讓他走了。」
問：「你們對和他隨行的朋友是什麼態度呢？」
答：「當然以禮相待嘛！人家到咱門上來是客嘛，咱們不能怠慢人家。」
問：「你們這個春節怎麼過？高律師回來了，你們有什麼安排？」
答：「回來過春節，一家人都和和氣氣就行了。」
問：「您的母親是什麼時候過世的？」
答：「2005年正月二十六，馬上就一年了。」
問：「您母親是什麼樣的人？她怎麼教育你們兄妹？」
答：「她是我們很好的母親。我父親去世早，那時生活困難。母親真是受盡人間的苦，把我們幾兄妹撫養大。她老人家去世，我們一家人確實很難接受。」
問：「您自己讀了幾年書？」
答：「我沒唸書。」
問：「您母親怎麼教育你們作什麼樣的人？您有什麼印象？」
答：「我母親是非常善良的人，也沒文化。和她接觸的人都說她是大好人，說她是『菩薩心腸』。」
問：「他們為什麼說母親是菩薩心腸？」
答：「主持公道，不沾別人的便宜，對所有的事都是自己吃虧，所以後代對她很尊重的。」
問：「這次高律師回來，你們跟他談話、勸他，他自己怎麼表示？」
答：「他不發言，沒有個交代。」
問：「你們怎麼勸他？」
答：「勸他好好聽黨的話，跟黨走，不要和共產黨唱『對臺戲。』」
問：「你們知道他是用什麼方式和共產黨唱『對臺戲』嗎？」
答：「我不知道。共產黨夠黑了，什麼事也做下了。」
問：「是誰告訴你們高智晟和共產黨唱『對臺戲』呢？」
答：「公安局沒找我們，找了我們村的人，我們總該知道些情況吧。找我本人倒沒有談，側面調查。」
問：「那又是誰跟您講的呢？」
答：「側面調查誰，誰跟我們講的。」
高智晟回應*
高智晟律師面對他大哥的這種態度，又是怎麼做，怎麼想的呢？
他說：「我在持續地進行著影響他們（執行）這種決定的工作。我大哥、弟弟和我的感情非同一般。當然，他們表達了他們的決心，但是他們不會強制去做，不可能做成。
問：「您這次家鄉行，還有什麼特別的感受？」
答：「還有感觸最深就是，我在北京的時候，我身邊的一些人，有許許多多對中共抱有幻想，認為中共以後會變好。我們有時候說它做事有多凶殘，很多人還覺得好像我們故意誇大了事實一樣。
但是，我的老家，這裡的人民，他們對中共這種邪惡本質的認識，都是一落到底，絕沒有拖泥帶水對它還抱有任何幻想。他們現在所有的人勸我不要做，不要去冒這個風險，說『你之所以敢和它鬥，是因為你還沒有真正的認識到它是什麼壞事都敢做得出來。我們認識得比你都清楚。
比方說這麼多年來它的計畫生育如何做？它來牽你的牲口，農家人的命根子；撬你的門窗砸你的鍋，砸你的缸，搶你的糧食；把你炕上的石板都翻起來，讓你睡覺的鋪都沒有。。。』它自己用這樣的過程徹底地教育了人民。我老家的人給我的印象是，他們在認識上沒有死角。
這裡，有一個和我們絕對共同的東西，就是人們對社會公正的期盼，人們對公平和社會正義的期盼。
太太耿和新疆家鄉行*
問：「您的太太和女兒沒有來到這裡和您一起過年？」
答：「沒有。她們到烏魯木齊。」
高智晟的太太耿和帶者女兒在娘家過年。農曆除夕前夜，回顧剛剛過去的2005年，現在在新疆烏魯木齊的耿和女士說：「2005年結束了，這一年我覺得讓人挺驚心動魄的。我不知道2006年會怎麼發展。
現在，我在我媽這兒，我也不工作了，聽不到真實的一些消息，我現在感覺2006年高律師的工作可能還會艱難一些，可能擔子更重。」
(自由亞洲電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