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官僚壟斷的中國改革

從一九七九年到現在，中國改革已經走過了二七年。無論是作為一種官方的意識形態，還是作為一場範圍廣大、無所不在的實驗，「改革」都是這二七年無可爭議的核心價值。而就其實際的動員範圍和對中國普通人生活的深入程度，恐怕只有毛澤東的革命可與之媲美。雖然它表面上遠沒有毛式革命那麼浪漫和富有戲劇性，但它對三億中國人的影響卻是無遠弗屆。

如今的年輕人已經很難瞭解，改革這個字眼，對於我們那一代知識份子所施予的神奇感召力量了。對於我們，改革與「創世記」同義。參與改革，就是參與那個開天闢地的一週。在那個時候，改革不僅僅是幾代人的一種精神想像，也是現實中一種點石成金的魔術，其所到之處，「光」有了，「水」有了，彷彿一個與過去截然不同的新世界正在漸次生成。在那個時候，改革是為所有人而生的。從極其匱乏、極其禁錮的歷史中出發，幾乎所有中國人都在改革所帶來的精神解放、物質繁榮中獲得了巨大的邊際滿足。也正是因為這種共贏的性質，改革不僅受到了絕大部分中國人的擁戴，也同時成為凝聚社會團結不可替代的民族願景。這個時期的改革是屬於全民的改革，它汲取的是全民的動力。其強大之處也正在於此。如果一定要為這一段改革時光賦予一種獨特的歷史地位，我們會毫不猶豫稱其為「光榮改革」時期。於此，改革也作為一種不容褻瀆的意識形態被奉上的神壇。

然而，以八年代末期那一場特殊的歷史變故為界，中國改革開端脫離它原來的精神指向，而逐漸淪為特殊分利集團的專利。自此之後，從表象上看，中國的市場化進程雖然比之八年代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改革的真實屬性卻偷偷地被壟斷、被劫持，成為僅僅服務於強勢利益集團的獨家秘笈。我們無法詳盡解析這種改革蛻變的歷史秘密。簡短的解釋是，這是由於中國改革的官僚依賴路徑所造成的。這種改革路徑引發了非常嚴重的後果。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改革背棄了初始的全民契約，變成了一種不受監督、不受制約、不需要全民共識的官僚壟斷工程。既如此，犧牲核心圈之外人們的利益也就成為一個邏輯的必然。

事實上，早在九年代初期，就不斷開端有社會群體被拋離這行改革快車之外。當時間或流傳出的各種「下崗工人自殺」的類似寓言版本，傳達出中國社會對改革的普遍不適應症狀──改革綜合症。這種在後改革時期四處蔓延的改革綜合症，不僅嚴重削弱了中國改革的社會基礎，也開端直接威脅改革的另一個前提：穩定。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增長，即所謂做大餡餅，就成為中國政治中壓倒一切的目標。

在中國戰略家們那裡，有一種根深柢固的信念：經濟增長可以將我們渡向彼岸。只要有經濟增長，只要有不斷擴大的財富基礎，中國就可能在未來的某一天騰出手來，解決轉型中積壓下來的各種問題。按照一句經典的政治格言就是所謂「發展是硬道理」。但顯然，斤斤計較於「效率」的策士們忘記了凱恩斯曾經暗示過的這樣一條更「硬」的道理：從長期看，真正的增長只能是正義的產物，公正即效率。

所以，對於中國那些偏執的改革家來說，只要有利於促進短期經濟增長的，哪怕再短視的措施都可以用改革的名義出臺。改革不再是有確定屬性、確定目標的一種自我生長、自我維護的機制，而徹底變成了經濟增長的一種附屬、一種工具。這實際上是中國改革在九年代中期的又一次重要蛻變，從服務於全民的改革，變成了服務於短期經濟增長（GDP）和特殊利益集團的改革。以九年代中期之後開端的教育、醫療、住房等改革為例，這些「改革」雖然有利於贖買某些特殊利益集團，有利於推動廣泛的貨幣化進程和經濟增長，但其結果卻是將更多的人拋到了改革之外。

當人民被當作包袱而不是財富拋棄的時候，社會穩定的基礎自然會愈益狹窄。於是，一種關於改革、增長、穩定的惡性循環開端了：越是不穩定，就越要推動經濟增長；越是要推動經濟增長，就越是要發力推動符合少數人利益的改革；而越是推動這種「改革」，就越是不穩定。自此，中國的「光榮改革」變成一種贖買精英階層的私相授受的權宜之計、一種刺激短期經濟增長的純粹的機會主義遊戲；它不僅從內部被完全腐蝕，也從外部徹底失去了它的社會基礎以及歷史動力。高速經濟增長固然可以為蛻變了的改革塗脂抹粉，但卻很難說服那些在改革中遭到無情剝奪的民眾。

改革的支持基礎日益削弱，從八年代初期「人人都支持」的改革，到九年代「部分人支持的改革」，再到現在「人人都不支持的改革」，中國「光榮改革」強大的精神力量已經成為幾代理想主義者的灰色記憶，塵封於歷史的角落之中，生鏽、發霉。改革死了，我們怎麼辦？

亞洲週刊

中國的「光榮改革」變成贖買精英階層的權宜之計、一種刺激短期經濟增長的機會主義遊戲，不僅從內部被完全腐蝕，也從外部徹底失去了它的社會基礎及歷史動力。

(作者)袁劍：中國著名財經評論員。曾擔任《價值》雜誌主筆，現任財經雜誌《董事會》運行主編，著有《中國證券市場批判》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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