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殺人如麻的「紅八月」，在北京西四六合胡同6號院，發生了一起一夜打死兩人的慘劇。院子裡有李姓和王姓兩家的兩位老人，他們平時很要好。李姓老人有親戚在日本，親戚送給了他一臺日本產的短波半導體收音機。每天傍晚，兩位老人吃過晚飯就在一起收聽美國之音的華語廣播。沒承想這引來了殺身之禍。有人告發他們「偷聽敵臺廣播」，招引來一群北京41中學的紅衛兵。紅衛兵用沾水的籐條抽打老人，進行徹夜的酷刑審問。老人的哀號聲旁邊的院落都聽得真楚。到清晨，兩位老人的叫聲漸漸變小，最後全都斷了氣。
在大陸，不知有多少中國人因收聽國際華語廣播而慘遭厄運。這一數字一定是非常驚人的。二戰時，法西斯德國的蓋世太保也禁止被佔領國的人民收聽BBC，那是在戰爭狀態。中共是在和平時期，對所有已知的所謂收聽「敵臺廣播」的人，進行殘酷的無產階級專政。然而，追求真實是人的天性，這是無論怎樣的虐殺也壓止不了的。毛澤東死後，人們收聽美國之音、 BBC，成了半公開的秘密，官方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種默認，是無數人的鮮血換來的。
大陸民眾收聽美國之音，在1989年春夏之交民主運動時達到高潮。在北京，那時去串門，很容易就會發現主人收聽美國之音。人們在工作單位，談論著從美國之音獲得的消息。晚上在天安門廣場，我看到，一邊學生在絕食，另一邊北京市民們圍坐個大圈，中心放著台大型的收錄兩用機，放大音量，在播送美國之音的新聞。那麼多人毫無顧忌地在天安門廣場「聚眾」收聽美國之音，真是一道難忘的風景。不遠處就是毛主席紀念堂，毛主席若地下有靈，聽到人們在他老人家耳朵邊吹放美國之音，一定又會被氣死一回。
信息傳播是流動的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美國之音在中國的影響，最經典的範例是1989年6月2日。6月2日以前，戒嚴大軍被學生市民嚴嚴實實擋在了城外。6月2日晚，人們發現有三三兩兩，一幫一夥，穿便裝的可疑人員，從各條街道向長安街滲透。突然，成千上萬的老百姓像從地底下冒出來似的，湧向長安街及鄰近街道，把便裝的戒嚴大兵分割包圍，統統趕出長安街。問那些男女老少，是怎麼知道戒嚴部隊偷襲進城的？大都說是聽了美國之音。真實的信息傳播，成了顛覆謊言，鼓動千軍萬馬的力量。美國之音在大陸民眾中建立的信任，在關鍵時刻凸顯出來。戒嚴大兵，像沒有得逞的、被抓破臉的強姦犯（強姦民意），斯文掃地。
1989 年6月4日上午11時，大屠殺已經結束，長安街陽光普照。戒嚴部隊在長安街歷史博物館北門靠東的位置，設了一道警戒線，大兵們成散兵線臥倒，以交通水泥隔離墩為依托，持自動步槍向外瞄準。有一條無形的紅線在槍手的掌控中，誰靠近了便被一槍打倒。這時，我看到有個高個子男老外，騎著自行車，雙腿點地往前蹭。我腦袋一熱也騎車跟了上去，緊貼在老外的身後，一點一點往警戒線靠近。我想，你要開槍得先打死老外才輪到我。老外身上的氣味我都聞得到。我順著老外的肩膀上望過去，在槍手的後面，有兩個當官的，一腳踩在清理出的障礙堆彎曲的鐵條上，領口解開，鋼盔閃亮，臉色黝黑，大口抽著煙，得意地獰笑著，露出一口白牙。這形象我在哪兒見過？猛然想起來，電影裡的日本鬼子。
這時，我們後面的人群大聲喊，快回來，危險！很顯然，也就是因為有個老外，大兵們才沒開槍。這個老外不慌不忙地後撤，拐進南池子（大街）裡去了。我也順勢跟了過去。南池子大街的老百姓，一看來了個老外，呼拉一下就圍了上來。這個時候能在這裡的老外，只有新聞記者！這個老外說中國話，說他是美國記者。他的中國話並不很棒；有的外國人，一張嘴滿嘴「京片子」，嚇人一跳。這時我冒出一個想法，我老收聽美國之音，卻從沒見過美國記者在現場採訪，我得跟著他，看看他的採訪和報導有沒有出入。老百姓激動地向美國記者哭訴著，有個看來文化不高，穿著和尚領大背心的大老娘們，使勁拍著美國記者的手，要他轉告布希總統，快派聯合國軍來消滅戒嚴部隊。這個美國記者拿個本記著，一路採訪，穿出南池子大街，到了北海前門。這時，我看有跟著的人像是便衣（特務），我怕了，別給自己惹事，我打道回府了。
很快，美國之音就播出了這個記者寫的新聞報導，完全令我信服。連那個穿和尚領大背心的大老娘們的話也寫進去了。我親眼看到了美國記者為了新聞的真實性，所具有的獻身精神。大約一、兩年後，我在朋友家偶然看到一本書，兩個美國人合寫的，作者的中文名字是紀思道和伍潔芳。寫他們在中國的經歷。書的扉頁上，有作者夫婦的彩色照片。我一看，呦，原來是他，六四時我跟著的那個騎自行車採訪的美國記者。紀思道因為對1989年中國事件的報導，獲得了普利策獎。
我最喜歡美國之音的《焦點對話》。兩個不同觀點的人進行針鋒相對的辯論。尤其喜歡聽胡平先生手執邏輯的小鞭子，輕輕抽打那些大陸訪美的體制內御用學者，把對方「黨文化」的思想迅速解體、分類、清掃。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曹長青機關鎗似的語速，和嫉惡如仇的鮮明觀點，令人如痛飲了一杯燒酒。美國之音關於臺灣問題的報導，是大陸民眾瞭解臺灣真實情況的十分重要的渠道。因為藍綠兩營，各說各話，大陸媒體又把臺灣問題攪成一片混水，所以，有一條客觀、清晰、醒目的渠道非常重要。
中國大陸的聽眾，與美國之音一起成長，理論見識不斷深化，審美情趣不斷提升。美國之音顯然已經不能適應這種變化。如，為了找「平衡」，《時事大家談》最常見到的嘉賓是孟X、李X、高X，這些人一張嘴就是「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想一想吧，大陸人對身邊的黨八股唯恐避之不及，若是從千萬里之外，出口轉內銷，會是什麼感覺？這些人的到來，是把清楚的問題弄糊塗了，降低了人們的審美。最讓我不解的是，在我印象中，美國之音好像從來也沒有請過辛灝年做嘉賓，而《誰是新中國》，已經在中國產生了重大影響。美國之音對法輪功問題的報導遠遠不夠，在這一歷史的重大事件上，是缺席者。及至2005年初，我聽到美國之音在播報新聞時，稱「一個有法輪功背景的媒體」，它都不願說出大紀元媒體的名字，使聽眾好像在參加化妝舞會，還得猜面具後面的是誰。當然，美國之音還承擔著《人民日報》的「喉舌」作用，因為在大陸，沒人看《人民日報》，《人民日報》發社論，只有經過美國之音的報導，國內才有人重視。
幾年前，我在大陸《強國論壇》上看到一篇文章：《為什麼收聽美國之音的人越來越少》。看到標題我就樂了，這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只要有新聞封鎖，收聽美國之音的人就只多不少。我都能估計到，這種文章，一定是中宣部那幫人弄出來的，表現出他們的無奈、無力和無趣。既然「收聽美國之音的人越來越少」，為什麼還動用龐大的國家資源實施干擾？有一回，中國駐美大使館一位主管宣傳的官員宋先生到美國之音做客，並參加現場「與美國對話」節目。一位大陸的聽眾打進電話問宋先生：「既然您也到美國之音做客，並回答聽眾提問，說明美國之音是友臺不是敵臺，可是中國政府為什麼還要干擾美國之音」？並通過電話把收音機的干擾聲傳了回來。宋先生一時支支唔唔答不上來，可以想像他的窘態有多麼難堪。中共的做法，使中共的外交官在道義上、道德上，見人矮三分。
我與自由亞洲電臺
1996 年8月初，我在《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BBC展台上，同BBC中文部的任雁輝先生聊天，他告訴我：「自由亞洲電臺快開播了」。早就知道美國參議院通過了設立「自由亞洲電臺」的議案，美國總統克林頓也撰文指出：「我們將把自由的消息告訴中國人民。我們將辦『自由亞洲電臺』」。但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我問任雁輝先生自由亞洲電臺具體的開播時間，他也不清楚。
打這以後，我在收聽短波國際華語廣播時，就有意識地找一找，希望能發現 「新大陸」。1996年9月30日，早晨7點鐘，我躺在床上調弄收音機，當我調到短波22米的位置時，突然，一個陌生的聲音響起：「這裡是自由亞洲電臺，這是我臺對中國大陸的首次播音」。聲音清晰、純淨，沒有一絲干擾，彷彿天籟之音。女播音員聲音清亮，男播音員音色渾厚，女播音員是李亞，男播音員是魯南。一股欣喜湧上心頭，我捧著半導體收音機靜靜地聽，自由亞洲電臺播出了半小時的節目，新聞中有魏京生的消息，後15分鐘重播前15分鐘的內容。最後播出了自由亞洲電臺的聯繫地址：香港郵政信箱28840號。
聽完廣播，7點30分，我隨手撕下了床頭活頁夾上的一張小活頁紙，給自由亞洲電臺寫了一封信。內容是收聽效果和祝福的話，並署上了我的真名。從我家到東四郵局只有5分鐘的路程，郵局8點30分營業。我等在郵局門口，郵局一開門，我第一個走進郵局，買了寄往香港的航空信封，抬頭寫的是：李亞小姐收。也就是說，在自由亞洲電臺首次開播1小時後，來自中國大陸聽眾的信，已寄往自由亞洲電臺香港郵政信箱。我想，這是第一封中國大陸聽眾寄給美國自由亞洲電臺的聽眾來信，它雖然文字不多，紙頁很小，但滿含了感動、感懷和感激。自由亞洲電臺的誕生是在創造歷史，作為一種互動，我也在創造歷史，我為自已創造的「第一」而感到欣慰。我希望自己的信能打了一個「時間差」，躲過「黑手」的阻截，平安飛抵大洋彼岸。
1997年，自由亞洲電臺谷紀柔小姐到香港採訪香港回歸。自由亞洲電臺首次在香港設立了聽眾熱線電話，記得熱線開通時間是在傍晚，我想，我還要做第一個打聽眾熱線的人。熱線開通整點，我就撥通了電話，那邊有人接起來，突然，我媽媽進屋了，把我嚇壞了，我趕緊把電話掛上了。媽媽是離休老幹部，反對我聽國外廣播，更不用說打電話了。媽媽文革時下放到工廠，常給我講工廠裡的一件事。有個青年工人，聽國外廣播（無非就是VOA、BBC）聽得入了迷，就給「敵臺」寫信。很快就被公安局發現，找到廠裡來，判了3年勞教。3年後人出來時，已經精神失常了。這件事，媽媽跟我說了無數遍，可每回說起來，都好像在說剛發生的事那麼認真。但我把這全當成了耳旁風。一個在鐵屋子裡看到一角藍天的人，怎麼可能再閉上眼睛。
自由亞洲電臺開播至今，其內容之豐富，節目之精彩，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無數人在強大的干擾聲中，徹夜地收聽，在今天這個世界上，哪兒還有這樣的事？採訪「右派活化石」林希翎的系列節目，每一次我都是含著熱淚聽完的，使我感動，引我深思。林希翎被關押後，劉少奇在「五一」節上問羅瑞卿：聽說林希翎還不老實？羅瑞卿說：我來教育她。回去就給弱女子林希翎戴了反銬。我看過羅瑞卿被抬在筐裡批鬥的情景，也讀過羅點點回憶父親的血淚文章。可羅瑞卿對待其他無辜者更殘酷更沒人性。這使我想起了毛澤東的文膽姚文元的一段話，他在評論《白毛女》時說：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不對，是新社會把鬼變成獸。鬼還好，只嚇唬人，不吃人。而一旦成為獸，就一定要吃人的。
廣播的最高境界是聞其聲如見其人，經年累月久久難忘。谷紀柔採訪陸鏗－－真是一次難忘的廣播享受。問的精彩，答得幽默；一問一答，段段出彩。把我聽得如醉如痴。人只有在思想衝破牢籠，像鳥兒自由飛翔，才能撞擊出如此的五彩七色，讓我也感受到自由的心靈。聽國際廣播，是要聽我看不到的。黃翔的詩，大陸看不到，自由亞洲電臺朗誦給我們聽。鄭義的新書，大陸看不到，自由亞洲電臺播送給我們聽。聽自由亞洲電臺，還有一種「雪夜閉門讀禁書」的樂趣和快感。
由於大陸人在中共統治下從小接受的是謊言教育。長大以後，要通過各種途徑如讀禁書、老人回憶，口述歷史，上網等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我清楚記得在我知道朝鮮戰爭是北朝鮮發動的，是多麼吃驚；馬上發問：給我們灌輸的歷史還有多少謊言？在這一廓清歷史的「再教育」過程中，國際華語廣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這方面，自由亞洲電臺是做得最好的，可以說是功德無量。要知道，在大陸，所有媒體都被黨控制，根本沒有管道去講述真實的歷史。我認識一位91歲的黃埔老人石懷瑜，參加過南京保衛戰。他拖著病體寫成了一篇《南京保衛戰》，但在國內根本沒有媒體給他發聲。在他重病時，他的文章在海外雜誌發表了，臨終前，他說他只想把真實的歷史告訴後人。
大陸有兩份有名的極左刊物《真理的追求》和《中流》。《中流》雜誌停刊前曾發過一篇長文評論自由亞洲電臺。用文革筆法大點名、大批判，各主持人都逐一點到，細到連經常給《聽眾熱線》打電話的大陸聽眾都上榜。說是「韋廉培養的反共分子」。通篇都是謾罵。問題就怕具體，你具體說出自由亞洲電臺哪個報導不真實，是「造謠散謠」，沒有。一個具體的指摘都沒有。這些「黨棍」們，不敢面對現實，誠實地討論問題，他們喪失了最後的思辯勇氣。既使這樣的文章，在中共的媒體上也十分罕見，因為中共宣傳大員們知道， 「罵誰捧誰」「越罵越有名」，等於為自由亞洲電臺打廣告呢。
聽廣播本是文明世界裡一件很愜意尋常的事。它太方便了，做著飯，幹著家務，拖著地就聽了，什麼都不耽誤，毫不分心。但收聽自由亞洲電臺，非得有一股「頭懸樑、錐刺骨」的自虐精神不可。強大的干擾，與時俱進，自由亞洲電臺主持人的聲音，與狼共舞。真是一個充滿嘶聲的戰場。1998發大水那年，官方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夜間節目結束後，開始一遍遍播放《黃河大合唱》，竄臺干擾自由亞洲電臺的播音。天天如此，月月如此。本來《黃河大合唱》是我喜歡的曲子，經此一折騰，我再也不聽《黃河大合唱》了，看見「黃」字就反胃。有一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兩位名主持到《強國論壇》做嘉賓，很是熱情，有問必答。我問：「能不能把干擾自由亞洲電臺的曲子，每天換換樣，別老是《黃河大合唱》好不好？」對方不回答。這兩年，干擾的曲子改成了民樂鑼鼓點，我想，又有多少聽眾該遠離民樂了。
近來，中共領導人出國訪問，總是信誓旦旦地說要做負責任的政府。他們說這種話本身就是不負責任。一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還在幹著違背世界文明，干擾國際廣播的原始罪惡。中國政府違背了三大國際人權公約── 《世界人權宣言》、《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國際電信公約》。同時，干擾國際廣播還符合恐怖主義的本質特徵，這就是：手段的暴力性、目標的無辜性和目的的政治性。干擾國際廣播屬於非暴力恐怖主義。
克林頓總統任內，干了兩件事，使海峽兩岸人民長期受益。這就是批准創辦自由亞洲電臺，在96年台海導彈危機時派出特混艦隊。民主與和平，這兩件事的意義，已經完全顯現出來。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居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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