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學生特務有個名詞，叫做「信息員」。據這位教師介紹，這一制度2005年下學期建立。「信息員」制度內容大體如下：學校當局從學生裡面選調一些非常聽話的同學，安排到不同的院系，聽各科老師的課。信息員表現得好，就可以「加官進爵」，成為入黨積極份子。而黨員畢業以後，就業優先，因為現在文化教育部門招聘時，是否黨員是條很重要的錄用標準。
教師們並未遲鈍到不知「信息員制度」為何物，畢竟中國是一個政治運動隔幾年要重來一次的「革命大國」，「運動經驗」都很豐富。這位教師記述說，當時系裡負責人給老師們傳達學校將要實行信息員制度的時候，他就已經意識到「這是明朝的東廠、西廠、錦衣衛制度！」
這位教師接下來寫下自己的感觸：「在『可愛』的信息員面前，作為老師，您還能針砭時弊？有些老師本來就昧著良心，經常向同學們宣講中國形勢如何大好；加了一個信息員，良知未泯的老師，恐怕也要噤若寒蟬。這樣，充斥在學校課程上、教室裡的都是『一片大好』『安定團結』的穩定和諧之聲。」愚弄學生唯一的後果是，畢業後，學生們發現社會現實根本就不是老師說的那回事，這個「可愛的社會」根本就沒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這位教師擔心在謊言中長大的青年人將來缺乏社會適應能力，我卻是另外一種擔心。我在為這種培養告密者的信息員制度必將產生的長期效應擔心。我曾說過，在人類所有的惡行中，以告密對人的道德腐蝕性最大。僅就告密現象本身來說，古今都有，中外皆然。然而中國與西方對告密文化的容忍程度卻很不一樣。西方文化不鼓勵告密，除了一些天性卑劣而自願充當告密者的人之外，大多是在前途或生命攸關之時，由於人性的軟弱而屈服於壓力被迫成了告密者。但即使是被迫而告密，告密者也很難得到社會的原宥。
而中國的告密者卻不然。中國的專制政治文化本來就鼓勵告密，明代的東西廠制度與清代的密折制度將告密制度化。1949年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更是大張旗鼓地鼓勵告密，並賦予告密以政治與道德上的神聖色彩。所以中國除了少部分天性卑劣樂於充當告密者的之外，絕大多數是受意識形態蠱惑，為了所謂政治信念而投身於 「大檢舉、大揭發」行列。這種鼓勵虛偽與無恥的制度在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只在八十年代初期受到過些許批評。但對於制度性的鼓勵告密來說，這種批評聲音實在太微弱了。所以到了「六四」以後，告密現象又捲土重來。而如今政府竟公然在大學這種培育社會精英的搖籃裡建立專以告密為務的信息員制度，讓人不得不發問：這個政府對中國的未來、對中華民族的未來還有一點責任心沒有？
中國共產黨政治中，曾經賦予告密者一頂光環，即「積極份子」。由於告密堂而皇之地成了好的政治表現，因此在現代中國，「告密」一詞極少使用，取而代之的是 「檢舉揭發」。被檢舉揭發者就算是吃夠了告密者的苦頭，也不能有絲毫怨言，即使官方後來承認當初的政治運動是錯誤，告密的人也不需要有道德負擔，我自己就親耳聽到過讓我吃夠了苦頭的人對我說：「過去那些都是時代造成的，我們也是受害者」。這種鼓勵民眾互相監督檢舉揭發的政治文化，既不能促使告密者反躬自省，更不能形成使告密者產生羞恥感的社會輿論，於是整個社會道德日益淪喪。
無論中國政府為世界畫了多少張「和諧社會」的畫餅，如今有了信息員制度這一告密行當的存在，我相信，中國離民主政治的距離只會越來越遙遠。一個依靠黑社會手段與特務文化治國的政府，不可能將中國引導到光明大道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