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從蘇共黨史還是從世界共運史上來說，1956年2月25日這一天，都可以說是一個分水嶺的日子。這一天赫魯雪夫做了反對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的「秘密報告」，報告中不僅揭露了史達林殺害了三分之二以上的蘇共十七次代表大會的代表，而且揭露了史達林實行民族大清洗，將大批蘇共幹部和普通群眾送進西伯利亞勞改營進行殘酷折磨的種種罪行，與會者鴉雀無聲，個個聽得瞠目結舌。當時正是冷戰時期，這個報告被以色列特工搞到後立刻送給了美國聯邦調查局，不久就出現在全世界各大報紙上。好像是一顆落在世界共運史上的重磅炸彈，將全世界共產黨人的「堅如磐石的團結」炸得粉碎。赫魯雪夫譴責史達林搞「大規模鎮壓」，他的 「迫害狂」，他的「獨裁專制」，屠殺他最親密的同事，製造清洗和審判專案致使幾十萬人喪生，譴責他迷戀於對自己的「個人崇拜」，製造他戰時「軍事天才」的神話。據美國國際問題專家塔德舒爾茨所著的《「布拉格之春」前後》一書披露，在這個報告裡，赫魯雪夫定了一個調子，甚至在他後來被趕出領導地位、連接替他的人都無法回到史達林主義，更無法改變這個基調，「我們必須堅決消除個人崇拜，一勞永逸地譴責和根除同馬列主義不相容的個人崇拜，它同黨的領導原則和黨內生活準則是不協調的，要不屈不撓地反對任何以這種或那種形式使這一實踐復活的企圖。」他說，共產黨人「必須完全恢復甦聯社會主義民主列寧主義原則，反對個人獨斷專行，濫用職權。必須徹底糾正作為個人崇拜消極影響結果而長期積累起來的違反社會主義革命法制行為造成的種種罪惡。」
當時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對這個報告的反應是大不相同的，反應最強烈的當然是被蘇共直接控制下的東歐各國的共產黨。在這個報告的影響下，同年在波蘭發生了「波茨南事件」，十月又發生了震撼世界的「匈牙利事件」，導致了這兩個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的下臺,匈牙利總理納吉被殺害。由於蘇共用坦克車鎮壓了匈牙利人民的起義，全世界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員紛紛宣布退黨，最有名的就是當時的美國共產黨總書記法斯特公開譴責蘇共對匈牙利人民的暴力鎮壓行為，並宣布退出共產黨。對上述的國際局勢，毛澤東在1957年二月最高國務會議講話（即《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是用「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來形容的（後來整理髮表時刪掉了）。
在中國當時是個什麼情況呢？首先是矢口否認「秘密報告」的存在，說是「美帝國主義的反蘇反共的造謠」（後來在六三年中、蘇大論戰中也全文公布了這個報告），但中央委員一級的領導卻都發了這個報告。這個報告對中共的衝擊也是很大的。同年四月，為了回應蘇共二十大所造成的政治影響，毛澤東提出了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在科學與文學藝術問題上，又提出了「百花齊放，互相監督」的方針。1956年９月15日∼27日，黨的八大在北京舉行，會上劉少奇做的政治報告中就提出了「反對個人崇拜」並取消了「毛澤東思想」的提法，為此使得毛澤東大為不滿，也為後來在「文革」中整肅劉少奇埋下了第一道伏筆。另外，政治報告也寫上了「現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狀況之間的矛盾。」然而，八大閉幕後的第三天，即在十月一日的國慶日的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卻對劉少奇提出這個決議的關於主要矛盾的表述是錯誤的，主要矛盾仍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在兩個月後的二中全會上， 當劉少奇作《目前時局的報告》，談到埃及問題、波蘭問題、匈牙利問題以及黨對這些問題所採取的政策和應記取的教訓之後，劉少奇也不得不改口，複述毛澤東關於八大報告對主要矛盾的表述是錯誤的，現階段的主要矛盾應該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的論點。
據作家黃秋耘回憶，當時在作協十三級幹部以上內部傳達這個檔時，非常機密，在一個密室裡關起門來念，一個字也不能差的。出門以後，不許交談，不許議論，更不許對外人包括家人泄漏。大家在聽了傳達出門後，一個個失魂落魄的，十分震動，臉色都變了，都沒想到史達林時代殺人會如此慘烈。韋君宜家與黃秋耘住對過，當天晚上，韋君宜哭得很厲害，很激動，不住地說：「這是事實嗎？是真的還是假的？我過去從來沒有想到過，在共產黨內部會出現這樣的事情。」晚年，她的《思痛錄》裡，專辟一節「當代人的悲劇」來講述她與丈夫楊述這一代革命家的的信仰悲劇，即以信仰來代替自己的思想，把對領袖的信仰來代替對主義的信仰，堅信列寧、史達林、毛澤東所說的一切，認為世界上一切美好的東西都包含在共產主義裡面了。然而，最終是殘酷的真相迫使自己對這種宗教似的信仰發生了疑問，最起碼，這部「秘密報告」是讓她「付出了心靈中最痛苦的代價的。」
奇怪的是，當年中國的民主人士對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的反應，到時十分平靜的。據《徐鑄成回憶錄》回憶，當時統戰部曾組織在京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討論，他與金岳霖、錢端升等人同組，主持會議的主席曾啟發他們：現在「大和尚」出了問題，我們是「小和尚」，有了問題也可以大家議議。他曾去開過兩次小組會，參加者一致認為，具體情況不同，我國有正確的黨和英明的毛主席領導，一切是沒有問題的。《吳祖光日記》中，像他這樣的人物，到1956年底才聽錢俊瑞代表文化部傳達波蘭和匈牙利事件，但對「秘密報告」則是一字未提。
陳伯達在《最後口述回憶》中分析 1957年由整風轉變為反右的看法：「中央當時作出反右鬥爭，與那個時期的國際形勢也是有關聯的。1956年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給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的印象是深刻的，擔心中國有可能出現同類事件。同時，由於在各地的整風中還出現了一些反對蘇聯的言論，蘇聯方面提出質。這些情況對毛主席和黨中央是有影響的。所以，黨的決策發生錯誤，也是有歷史背景的。我參加過鄧小平同志主持的一次省市委書記會議。他在那次會議上對各地的領導人說，『現在時間比金子還寶貴，你們要趕快回去收集右派們的言論，否則時間晚了，就收集不到了。』我當時很驚訝，怎麼會『時間比金子還寶貴』呢？人總是會說錯話的，這樣抓緊時間去專門收集錯誤言論，牽涉的人就多了。所以，反右後來搞得那樣擴大化，鄧小平同志是有很大責任的。」此後，中蘇論戰也開始公開化，隨著十年論戰和「九評」的發表，一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左」的理論綱領也逐漸成熟，而鄧小平則是這個寫作班子總負責人。
由此可見，毛澤東雖然對史達林企圖將中國變成蘇聯的衛星國的做法不滿，並一直加以抵制，但赫魯雪夫「秘密報告」反對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卻觸動了他那根過敏的神經。為了防止「噩夢」在中國再演，毛澤東意識到「史達林這把刀子不可丟」，開始走上了一條與「赫魯雪夫修正主義」相反的道路，從1959年的「反右傾機會主義」到1964至 1965的「四清運動」和其後的「文化大革命」，從根本上說，都是毛澤東為防止赫魯雪夫道路在中國出現、為防止「蘇聯今天變成中國明天」的「噩夢成真」而作出的巨大努力。因此完全可以說，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不僅僅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水嶺，它以一種反作用力，讓中國更加向左轉，把中國推向了另一個集個人權力與領袖意志於一體、甚至超越史達林時代的道路。
── 原載 《動向》2006 年2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