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看見這圖片我由悲哀感到慶幸

近幾個星期以來，每天上下班所乘坐的Ｅ車箱裡，抬頭就看見「人體標本展覽」的地鐵廣告，那個人體標本男子的大腦是去殼的，眼球突兀，耳朵是被粘上的，面部腮肌和手臂二頭肌等處處可見斷裂的韌帶。面對這個圖片廣告令我欲哭無淚，令我大腦中試圖被抹掉的那一塊記憶瞬間活躍連篇，噁心與胸痛並起。

看上去這是個年輕男子的屍體，我第一次看見這個男子廣告時心裏真正為他悲哀：「你不會是我們法輪功同修中被虐殺的吧？」「假如你是被殺，那你的妻子和孩子知道嗎？」「蘇家屯集中營中被宰割器官的法輪功學員是否被賣為標本？」

再次看見這個圖片我由悲哀感到慶幸：「慶幸的是我活著，我的孩子有母愛，我的老父親放心地過世，我的那麼多的朋友多一份歡樂和看到希望，我被好人幫助，逃離地獄般的牢獄，還可以參與營救更多的好人。可是，如果此時我還身在中國大陸，我會不會被轉移到哪個集中營？會不會被人宰割？……假如被宰割，我的家人和孩子知道嗎？」

再往下就不敢去推理下去了。神奇的是我活著逃離到美國來了。遠離了牢獄來到民主國家又恢復了正常人的生活，遠離噩夢雖然都五年了，那幾乎被人宰割的神經還是時不時的怕受刺激資訊。

假如沒有親身被酷刑折磨過，假如沒有被北京公安十三處的公安脫光衣服暴打至昏，假如沒有被送去精神病院和洗腦班活體折磨，我怎麼會將自己與人體標本聯繫起來？我今天在曼哈頓有一份高薪體面的工作，假如我說我當年幾乎被送去集中營消滅肉身，我的那些同事會嚇壞。因為民主國家的人們搞不清除共產黨是如此的暴力本性和殺人本質，我的一位同事問我中國的監獄是什麼樣？我的體驗是「地獄」，因為你有分分秒秒的機會被人宰割！哪怕你根本就無罪或罪不該死。而那些被送往集中營的法輪功學員是被預定計畫謀殺的團體。

記得2001年5月在北京公安第十三處關押期間，警察將我大字型綁在床上插管折磨時，拷問我的姓名和地址：「快說，不說就送去東北的集中營自生自滅！你的家人什麼都不知道，頂多知道你是失蹤！」

2001 年7月在被綁架劫持到廣州東山區洗腦班期間，610主任帶領幾班子人對我進行日夜轉化圍攻洗腦兩週，見我依然不寫「轉化書」，就說：「我們有的是辦法治你們法輪功，現在對你是最客氣的了，先轉化，轉化不行的直接送勞教，再不行的就送去東北或西北的集中營……你知道什麼是集中營嗎？我們已經計畫在新疆建集中營，到了那裡世界上就再也沒人知道你了。」

那時候我就被告知這個終極消滅法輪功學員的「集中營」的滅絕人性的計畫了，這個主任還說，那可不比監獄，還有人探監，死了還有人收屍，「集中營」沒有人活著出來。

我熟悉的有些同修已經被迫害致死，像廣州的高獻民、楊雪琴、羅織湘等，請知情者密切關注報導以下被酷刑折磨致殘的關押在四會監獄同修：葉偉雄、余新輝、林剛等，還有更多的同修已經失蹤。我建議大家，特別是已經在海外的記者不斷報導跟蹤及營救自己知道的國內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邪惡最怕曝光，也想給自己留條活路。

在幾經多次被關押期間，我的家人大都不知道我具體在那裡，他們只能猜想我被公安抓了，我的孩子失去我太久，想到我會不會已經死了，我山東老家的兄弟姐妹竟然拿了我的一件舊衣服找算命老先生算卦我是否活著。

我知道所有被酷刑折磨過的法輪功同修都有同感，都在互相打聽下落，像我們這些有幸活口的出獄後才會將身邊被害死的同修消息傳出，但是絕大多數的被殺害者還是無法報導出來，這叫死無對證，由於被抓的同修都不同地區的，有很多都是用化名，這就更被中共滅口更方便。因為真名早就在黑名單上了，而且一旦被抓還會牽連家庭和單位，所以自從2001年後就幾乎都用化名了，被抓了，打死也不說真名的很多，我自己就曾經在廣州、北京、湖北、四川地區流離失所時用過兩個化名。

「蘇家屯活體器官摘割」已經不是一些個案了，已經是中共對法輪功團體的集體滅絕行動的終極消滅的冰山一角，還有多少未被揭示的黑幕？中共邪黨的造孽早已罄竹難書，人類的正義必將再次驅趕邪惡，但這需要大家，更多的人，不同民族的人們的合力相助。

美國社會對各類文化，展覽和社會活動的包容性比較大，這個人體標本展覽雖是在輿論聲中還是在做，在賺錢，但是近期媒體曝光以及證人揭示的瀋陽「蘇家屯集中營」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器官後焚屍的事情大量報導，我們活著的法輪功受害人強烈要求美國政府予以邀請世界各國法律界、醫學界等等公正團體或個人、或調查機構基於人道、基於維護基本人權、基於正義良知及同情一起來加入我們，一同協助調查這些屍體的來源，同時及時調查「蘇家屯集中營」中受害的法輪功學員，法辦犯罪團夥的瘋狂虐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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