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9年720法輪功被鎮壓以來，各地法輪功學員一直都有人去北京上訪。2000年去北京上訪人數的急劇上升。我自己和大約300多當地的學員一起進京上訪。幾個月積累在勞教所，看守所的人太多，裝不下時不知被轉移到什麼地方。
從2000到2001年末我大部分時間都在看守所，20－50多個人在15平方米的房間裡，非常擁擠，睡覺要立身睡，我以絕食請願，要求無罪釋放。被屢次施以「強行灌食」的酷刑折磨。灌食醫生沒有專業訓練，我們是他們的試驗品，他們將橡膠管或者塑料管強行通過被灌食者的鼻子或者口腔插入喉嚨。有時一天要做幾次。
2001年11月6日，我十幾天躺倒地上，被折磨到病危狀態，被送到勞教所醫院進行所謂的治療，萬家醫院是為了鎮壓法輪功,由國家撥款新蓋的一個迫害的場所。樓裡設施都是先進設備，一樓是醫生、護士和院長辦公室，二樓有一個大房間是監控室，病房裡多數是女法輪功學員。在那裡，我和其他法輪功學員遭受毒打、電擊、上繩、吊銬、脫光衣服坐鐵椅、野蠻灌食、雪地凍、吊刑、長時間不許睡覺。在極限的承受下，我和一些學員開始集體絕食抗議100多天，也被酷刑折磨。
因為監獄的潮濕和骯髒，許多法輪功學員的身上染上了嚴重的膿包疥，渾身是膿包和血漿，每個生了膿包疥的法輪功學員都會被他們一個一個地強拖到一個封閉的小房間，按在地上，叫刑事犯用的鋼刀刮、哈爾濱的冬天零下35、36度，刀上黑污冰涼的鏽水和著膿、血，在不成人形的身體上流下來。但這些人人體器官應該都是健康的。之後這些人都一批一批被帶走，不見了，音信全無。
經過100多天的絕食，「強行灌食」，我只覺得天昏地轉，虛脫躺在床上，身心遭受極度摧殘，我的眼睛模糊不清，幾乎雙目失明。在2001年10月到2002年4月期間，610帶我去過四家有名的醫院(哈爾濱公安醫院、黑龍江省第二醫院、哈爾濱第一醫院、哈爾濱第二醫院)做全面身體檢查。每一次都對我都進行抽血檢查，我因為抵制和拒絕而遭到毒打，警察就察命令醫生給我打藥讓我處於迷糊狀態。
2001年10月25、26日，第一次，我在哈爾濱公安醫院全身系統檢查，我還看到其他幾個法輪功學員也在隔離檢查。又過了幾天，我被帶到黑龍江省第二醫院。那裡都是有名的專家醫生，進行了全面體檢。
2002年3月的一天，我從萬家勞教所醫院秘密轉押到哈爾濱第二醫院，經過絕食和酷刑後，我十分虛弱，他們讓我尿，我沒有尿，只覺得心發慌，折騰3個小時做了各科檢查，後來他們又問我你沒煉法輪功時得過腎炎嗎？我說小時候得過。由於極度的虛弱,3個警察，2個護士不得不架著我進行各種檢查，做全身X光幅射從頭到腳。他們還按我的肚子及肝臟，問疼不疼。每到一家醫院警察都讓醫生抽我的血進行化驗。他們說我的血是AB型，很難找到的，後來在我聽到醫生與610警察講：要想全面查出我人體內疾病，先要吸氧搶救後完成，這個要收費的，也需時間等待。兩個警察打電話給黑龍江省610問怎辦，610告知不要搶救，命令他們把我再送哈爾濱第一醫院再做檢查。
同一天，我從哈爾濱第二醫院轉押到哈爾濱第一醫院，在那裡他們檢查我的眼睛、喉嚨、氣管、五官、腦電圖，床前一個女警，3個男警。24小時，有11個防暴警察輪流監視我。
最後我就在哈爾濱第一醫院等待結果，當醫生說，各個醫院懷疑我身體器官有問題。因此診斷我的機體屬於廢人，要治病得先要我自家拿幾萬元錢。可是當他們說醫院即使治好了，我也是廢品。後來610突然對我失去興趣，有一晚上剩下的警察說：「像你這樣放哪都一樣，死了就火化，從5月1日開始，每天撤一名警察甚至於撤掉了大部分監視我的刑警，最後在醫院有三個也走掉了。因此，我才能在一位護士的幫助下，打電話給朋友，逃出來。
我逃離後，610並沒有找我，只是聽說我家門前有人監視，不知是誰，電話被監控，他們大概認為我活不了多久了，對他們沒有價值了。
我通過煉功,僅僅20天，我的身體奇蹟的恢復健康，我很快逃離了中國，沒遇到麻煩。當我開始在國外，為瞭解救那些還在中國的法輪功學員，說出我不放棄修煉法輪功被酷刑的經歷時，才引起610的震驚。在阿聯酋被中共誣告危險罪犯，他們死死綁架我，要遣返我回中國，企圖殺人滅口，萬幸的是加拿大政府在這個時候得知我的情況，出手相救，我因此才來到了加拿大。
從我回憶起自己身體器官被偷偷檢查來看，中共不僅僅活體摘取不報姓名及被綁架的法輪功學員器官，甚至對象我一樣有丈夫，有兒子，有兄弟姐妹都知道我被關押，知道我被關押的地點，甚至我的家屬在國外，在我生命垂危時，中共610還準備摘取我的器官販賣。我想器官販賣對良知百姓是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這種獸行顯然在中國610部門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