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73歲生日提議為全國全面內戰乾杯

在實施全國「全面奪權」的部署上，毛澤東選擇了上海作為突破口。毛之所以看重上海，不單是因為上海曾是文革運動發動的大本營，更重要的還是看重自「安亭事件」後，上海已經形成了一支勢力強大，足以左右政局的工人造反派隊伍。十二月間，工人農民開始起來響應造反後，毛曾多次找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吹風，談他本人已考慮多時的對黨政機關進行「接管」的思想，進行「路線交底」，說：兩條路線鬥爭，實際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銳、更加集中地暴露出來罷了，其實它是長期存在的東西。單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是不夠的，還要反我們黨內的修正主義。過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補補，沒有當作整個階級鬥爭去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澤東的七十三歲生日。按照中國老的說法，七十三歲被認為是「命坎」，有所謂「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的說法。毛本人就曾多次說過這樣的話。耐人尋味的是，一向不在自己生日主動請客的毛，卻在七十三歲生日這一天，請了中央文革的大部分成員到他家中吃壽麵。正是在這次生日晚宴上，毛最後定下「全面奪權」的大計，決心採取破釜沉舟之舉，把自己發動的文革運動搞到底。席間，毛的興致很高，談笑風生，圍繞著全面開展階級鬥爭的問題講了很多話，並站起來祝酒，一語驚人，提議：「為展開全國全面內戰乾杯！」

毛澤東的這些思想後來大都寫入了《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一九六七年的元旦社論中。不過，社論中並沒有直接使用「全面奪權」的字眼，而是用的「展開總攻擊」的提法，而毛祝酒詞中的「展開全國全面內戰」也被中央文革的秀才們換了個說法，改成「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了。

根據毛澤東在生日宴會上的佈置，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的身份返回上海，緊急策劃奪權。一月六日，以上海市「工總司」為首的三十二個造反派組織，召開了「打倒市委大會」，揪鬥了自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以下幾百名司局級幹部。隨後，在張、姚的操縱下，建立了全市性的臨時政權組織，宣布以「造反組織聯絡站」作為上海市的最高權力機構，全面接管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

對於這出本來是由毛澤東在幕後一手導演的上海奪權，隨後他又自導自演，出面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讚許，稱：「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 「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接著，毛又讓中央文革小組代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起草一個致上海各造反團體的賀電，號召全國黨、政、軍、民學習上海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開展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奪權鬥爭。

接著，中央文革開足宣傳機器，在報刊上連篇累牘地大造聲勢，使上海「一月奪權」的風暴迅猛席捲全國。山西、山東、貴州、黑龍江等省首先起來響應，其它各省也不甘落後，紛紛展開奪權鬥爭，各地黨政機構完全癱瘓，領導幹部被普遍批鬥，正常工作無人過問。不同派別之間的奪權鬥爭愈演愈烈，打得不可開交，演成惡性的武鬥事件，全國陷入了更大的動亂之中。

在上海「一月奪權」風暴席捲全國之際，一直在第一線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的政治處境也變得更加尷尬。儘管他在打倒陶鑄的問題上採取明哲保身的態度，以退讓求生存，但文革女老闆江青仍然不依不饒，挑唆造反派繼續散佈諸如「文革是新文革與舊政府的矛盾」等流言，年初在北京街頭甚至連續出現了「打倒周恩來」 的大標語。

更讓周恩來感到被動和尷尬的是，在上海奪權這樣大的問題上，他一直被蒙在鼓裡，並沒有被通知參加毛澤東作出重大決策的生日聚會和表態支持上海奪權的談話。局勢的丕變令他措手不及，完全打亂了他原先解決上海問題的設想和安排。

本來，從運動一開始，周恩來就對上海市委一直採取保的態度，針對北京南下串連的紅衛兵炮轟上海市委的作法，曾幾次表態宣布：上海市委不是黑幫，是革命的。在對安亭事件的處理上，迫於毛澤東的干預，他不得不退而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但仍主張依靠上海市委解決自己的問題。甚至就在幾天之前，鑒於上海的局勢日益混亂，他還代表中央給陳丕顯打電話，要他出來主持上海工作，叮囑上海一定不能亂，交通不能中斷，革命的秩序要搞好。上海的奪權行動，讓周本人的政治信用破產。

問題還不僅於此。自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後，周恩來在政治上努力緊跟毛澤東的同時，內心一直希望運動能夠早日結束。在他看來，既然接班人的問題已經解決，群眾也已經充分發動起來，劉少奇也靠邊站了，總之該解決的問題大體都已解決了，運動就沒有必要再這樣曠日持久地拖下去了。

為此，周恩來曾幾次設想過結束運動的時間表，並積極為此創造條件。甚至可以說，周之所以在前一段全力支持毛放手發動群眾，檢閱多達一千一百萬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也與此不無關係。因為中共歷來搞運動的作法，都是一旦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運動也就將由高潮轉入收尾階段了。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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