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大陸文學批評界掀起了一場「尋找大師」的運動，很多媒體以大量的篇幅進行介紹和討論，聲稱某人某人是當代中國文學的大師，聲稱他們的作品早就超越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標準。但是，當我看到這張長長的名單的時候，覺得這些討論簡直就是大笑話。中國當代文學首先要面對的問題，不是有沒有大師，而是重新尋找正常的生命感受、正常的寫作倫理和說真話的勇氣。
在今天中國這個極度畸形的社會裏，作家隨著大眾一起墮落和狂歡，作家已經和正在變成一群公眾眼中「不可信賴的人」，變成販賣狗皮膏藥的商販，變成官員酒桌旁邊的陪客，這是何等可悲的處境啊。可是，名作家們依賴著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所造就的龐大的圖書市場，心安理得地拿著巨額的稿費，得意地觀察著作品在圖書排行榜上的座次，深深地沉浸在「大師」的良好感覺之中，他們對自己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及作品的價值取向根本沒有任何的反思。
在我看來，當代文學已經患上了五個嚴重的病症：一、只有「小聰明」而沒有「大智慧」；二、只有氾濫的抒情而沒有冷峻的真相；三、只有血腥的暴力而沒有愛和悲憫；四、只有肉體的「活著」而沒有靈魂的求索；五、只有縱欲至死的此岸而沒有永生盼望的彼岸。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病症：只有「小聰明」而沒有「大智慧」。此類作家的代表是被奉為「文化崑崙」的錢鐘書。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錢鐘書的長篇小說《圍城》重新被發現並被擺進文學經典的聖殿，其學術著作《管錐篇》也被譽為當代學術史上不朽的傑作。但是，這些美譽不足以掩飾錢鐘書的為人、為文和為學的巨大侷限及缺陷。錢鐘書的記憶確實超凡，但在網際網路時代，其價值充其量也就相當於一台電腦而已。從某種意義上說，錢鐘書是一名既「苟活於亂世」又「聞達於諸侯」的莊子與諸葛亮的交集。他沒有固定的人生體驗，也沒有值得為之獻出生命的價值皈依。他的聰明只是嘲諷艱辛地在土地上勞作的同胞的聰明，他沒有屬天的智慧，沒有直接洞悉事物的善惡真假的智慧。於是，錢鐘書「難得糊塗」地活了下來，而且長壽。
無論《圍城》還是《管錐篇》，錢鐘書都沒有為中國文學及學術提供某種超越性的思考方式和精神境界。《圍城》寫於抗戰最艱難的歲月，但作者對於那些在硝煙和血淚中掙扎與呻吟的同胞並沒有絲毫的同情，只是滿足於從事那些深陷於自我中心主義的智力遊戲。他居高臨下，置身事外。事實上，錢鐘書本人由於無法忍受西南聯大的艱苦生活，返回淪陷區的上海，並與一幫漢奸文人打得火熱。在抗戰勝利之後，他還因此受到國民政府的清查。而所謂的學術巨著《管錐篇》，純粹是中國古代註釋家「我注六經」傳統的簡單重複，並無多少個人的創見。在我看來，錢鐘書所有的作品都只是「小聰明」而已。那麼，什麼樣的作品才能算得上「大智慧」呢？我舉一個例子，那就是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的《思想錄》。《思想錄》體現了作為「會思想的蘆葦」的人的軟弱與堅韌、卑賤與高貴，以及人在泥濘中仰望天空的激情，我們從字裡行間感受到了智慧的美與力量，這一切都是在錢鐘書故作冷靜的文字中無法體驗到的。
再看中國當代文學的第二個重症：只有氾濫的抒情而沒有冷峻的真相。此類作家的代表就是被奉為「散文大師」的余秋雨。我知道余秋雨在港臺和海外華人世界比在內地還要受歡迎和追捧，他的那種小說化、戲劇化和詩話的散文寫法，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文化斷層中橫空出世，確實令人耳目一新。但仔細研讀這些作品，你就會發現在其浮華宛轉的文字背後，瀰漫著一種透入骨髓的油滑與虛無。這是一個遺老遺少對殘山剩水的把玩，而缺乏真正行走在大地上的堅實感與真切感。比如，余秋雨有一篇寫廬山的散文，把古往今來與廬山有關的名人逸事都收集在一起津津有味地講述一番，一般人讀來覺得真是一道「文化盛宴」。但我注意到，作者根本沒有提及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發生在廬山的那次決定數千萬中國民眾生死的會議－－正是在那次的廬山會議上，為民請命的彭德懷等人被暴君毛澤東打成反黨集團，會後黨國政策再度左轉，大飢荒繼續蔓延。活活餓死的百姓，僅四川一個省就達一千萬人，全國估計達到了三千萬至六千萬人。這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然而，也許是為保持這篇散文「審美的和諧」，余秋雨輕輕地將廬山會議從廬山的歷史中鏟除掉了。
余秋雨僅僅是一名具有「變色龍」人格的才子而已，其作品也只是氾濫的、甜得發膩的抒情的結晶而已。今天的中國更需要的是冷峻的真相。沒有對真相和記憶的發掘、捍衛，就不可能出現文明的更新、重建。那麼，什麼樣的作品表達了冷峻的真相呢？比如俄羅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這是一部記載極權主義政權大規模政治迫害的詩史般的巨著。中國與蘇俄經歷了同樣的苦難，而且中國仍處在這樣的苦難之中，但這類巨著仍未浮出中國的水面。
中國當代文學的第三個病症是：只有血腥的暴力而沒有愛與憐憫。此類作家的代表人物便是王朔。看看王朔若干作品的題目便一清二楚－－《動物凶猛》、《我是你爸爸》、《無知者無畏》、《我是流氓我怕誰》。王朔是軍隊大院裡的孩子，與北京的平民生活毫無關係，將他看作北京市民文化的代表乃是天大的誤會。像王朔這樣生活經歷的文化名人還有很多，他們共同形成了宣揚「暴力審美」和「語言暴力」的文化系統。軍隊大院具有嚴格的等級秩序，尊奉暴力、野蠻的叢林法則。文革的發生為這群背景特殊的青年提供了虛假的「自由空間」，他們把發泄暴力和性當作一種解放。因此，對於其他大多數人來說血淚斑斑、家破人亡的文革，在他們的回憶裡則成了「陽光燦爛的日子」。他們是謊言的受害者，但他們沒有戰勝謊言，反倒成了謊言的奴隸。
王朔的作品在消解官方意識形態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的同時，也毀滅了許多讀者對於正義與崇高的信念，並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推展到極端狀態，即對暴力無節制的謳歌與讚美。這一負面作用將長期存在於中國當代文化之中。王朔成為時代的標誌，而不是雨果及《悲慘世界》成為時代的標誌。中國作家在寫作醜惡的時候往往游刃有餘，但在寫作高貴的時候則束手無策。他們在自己身邊沒有看到過高貴人性的存在，他們自己也沒有向著高貴的方向奔跑的意願。
中國當代文學的第四個病症是：只有肉體的「活著」而沒有靈魂的求索。此類作家的代表人物就是余華。余華在《活著》這篇小說中傳達了一種讓很多讀者無法反對的原則：對於中國人來說，活著就是一切，活著就是勝利，根本任何高於「活著」的價值。這是高度實用化的「活著主義」，其關注點僅僅集中在肉體生命的存在上，這也是所謂「鄧小平理論」的核心。作家余世存曾經將「鄧小平理論」形象地概括為「摸論」和「貓論」，即「摸著石頭過河」、「不管白貓黑貓，抓著耗子就是好貓」。他在一篇文章中使用這種說法，導致《方法》雜誌被關閉。中國人一直遵循實用理性，一直未能擺脫生理及心理上的「災民狀態」（任不寐）。從《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到《兄弟》，余華不斷地講述關於「如何活下來」的故事，這些故事宛如野外生存手冊，它們表明由中國人所構成的社會仍處於「原野」狀態，你必須依靠本能來求生。這些暢銷的故事跟靈魂無關，在中國討論靈魂被看作是過於奢侈的話題。
余華在訪談中多次引用聖經中「窄門」的典故，他認為他的寫作是在進窄門。殊不知，他所走的是一道最為寬闊的門。俄羅斯作家帕斯捷爾奈克的《日瓦戈醫生》才是一本關於窄門的、關於靈魂求索的偉大作品。日瓦戈醫生是時代的多餘人，為捍衛靈魂的獨立與崇高，他不惜付出肉體受傷的代價－－「我們這個時代經常出現心臟細微溢血現象。……我想它發生的原因在於道德秩序。要求把我們大多數人納入官方所提倡的違背良心的體系。日復一日使自己表現得同自己感受的相反，不能不影響健康。……我們的靈魂在空間佔據一定的位置，它存在於我們身上，猶如牙齒存在於口腔中一樣。對它不能無休無止地施加壓力而不受懲罰。」這是一名敬虔的信仰者的靈魂告白。中國作家誰能寫得出這樣的句子來呢？
中國當代文學的第五個病症是：只有縱欲至死的此岸而沒有永生盼望的彼岸。此類作家的代表是賈平凹。九十年代初期，賈平凹的《廢都》將中國式的縱欲主義推到了明代《金瓶梅》以來的又一高峰。《金瓶梅》展示了一個即將覆滅時代的狂歡，與之相似，《廢都》也描述了一個即將覆滅時代的狂歡－－一種成熟到了腐爛地步的文明，像「醬缸」一樣敗壞所有身處其中的人。文人是文化衰敗的最敏銳的感知者，文人又最軟弱、最虛偽。由於沒有彼岸世界的盼望，他們無法承受苦難，便將苦難轉移到女人身上，通過瘋狂地發泄自己的性慾、通過對女性肆無忌憚的凌辱，來重新獲得所謂的自信。《廢都》是一本想像和寫實並存之書，歸根到底它說出了兩句話－－「西安是中國的廢都，中國是地球的廢都」，或者換用搖滾歌手何勇的歌詞來說，這個世界是一個「垃圾場」。
今天的中國需要的文學，乃是充滿大智慧的文學，乃是揭示冷峻的真相的文學，乃是傳播愛和憐憫的文學，乃是展示靈魂的求索的文學，乃是指向永生盼望的彼岸文學，正如文學評論家李建軍在《時代及其文學的敵人》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直面黑暗，敘寫黑暗是文學的具有宿命性質的使命。文學乃是一種對抗黑暗的精神努力。但是，有必要強調的是，寫黑暗本身並不是目的；偉大的作家是為了追求光明才敘寫黑暗的，正像他們為了追求善而寫惡，為了追求美而寫醜一樣。他們寫黑暗，就是為了顯示光明的價值和意義，就是為了表達人們對於光明的渴望與追求，就是為了表現人性的高貴和偉大。人確實從他一出生的那一刻起，就開始與心靈世界和外部社會的黑暗做鬥爭。以實現自己的人格發展和道德完善。而文學的『啟蒙』則意味著照亮，意味著給人們的內心世界提供更多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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