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收集的是中外政治評論家披露於媒體的關於中共「氣數」預測，括弧內是發表時間。
（1）預測「氣數」在1到5年者：
▲「中共的末日應該就在2005年！」（2005年1月）
▲「我相信，不出兩年，中共一定會垮臺！」（2005年6月7日）
▲「今明兩年中共政治上隨時都可能崩盤」。（2006年1月30日）
▲「它們的壽數隻有兩年半。」（2005年1月3日）
▲「中共有可能在三年之內，政權大崩潰」。（2005年6月10日）
▲「剛才我預計中共倒臺在1到5年間內，看來是接近1年間機會大一點。」（2005年12月20日）
▲「六四二十週年，必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民主大革命勝利慶典」。（2006年5月2日）
▲「2010年前，中共將從執政地位上下來。」（2005年1月）
（2）預測「氣數」在6到10年者：
▲「我相信，最多十年，2010年中共必然亡黨。」（2002年2月11日）
▲「中共的滅亡……快則五六年，遲亦不出十年。」（2005年1月24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在十年內崩潰。」（2005年2月2日）
▲「二零一六年，我們就可以迎接民主中國的到來。」（2006年4月）
（3）預測「氣數」在10年以上者：
▲「中共不改造黨本質，35年後必瓦解。」一說「這個危機將提前3-5年發生。」（2005年9月）
上述預測在1-35年的幅度內擺動，其中1-5年為多數。現在可以確認的是，1年（2005年）之內就結束統治的預測業已落空。這項預測沒有給出必要的條件分析就得出1年崩盤的結論，顯然有失慎重。判斷3-5年或5-10年「氣數」應盡者也必須以研究對立雙方在相互抗衡中形成的實力對比為基礎，以分析它們之間的對抗與妥協而形成的綜合狀態以及彼此的演變方向為前提，才能使「氣數」預測具有可靠性。這種研究涉及經濟、政治、文化、民情、國際等諸方面，既要有權力當局實力狀況掃瞄，又要有民間抗衡實力狀況反映，還要有雙方發展前景估計，是一項頗大的工程。如果不能在這方面下苦功，只滿足於一知半解或理性概念就冒然出牌，那麼，所謂「氣數」預測就難以具有參考價值。
預測本身具有不確定性。由於它涉及的領域相當廣泛，而人的認知能力是有限的，總會有不少客觀因素不能如實映現在頭腦中，當然就影響判斷的質量。又由於預測涉及對未來的展望，從現實推測發展前景，不肯定因素增加，自然會影響估價的水平。這些不可避免的缺欠要求預測的概括性、抽象性要強，具體性、可感性要弱。對於社會轉型這樣巨大的變化，對於執政黨生存期限這樣嚴重的課題，可變因素特多，偶然因素難以估計，更決定預測不可能太具體，否則就會增加失誤率。從這種角度看，不管是預測為3-5年還是預測為35年，都不能顯示很強的說服力。
美國學者布熱津斯基在1989年初對中國大陸形勢發展有一預測：「在經濟日趨多元化的長期過程中，中國肯定會出現一個最終要提出自己政治要求的民眾社會。因此，很可能會發生嚴峻的、甚至是急風暴雨式的政治對抗。在某個時期，中國經濟上的成功會激起政治危機，而政治危機反過來又會危及經濟上的成功。」（《大失敗》295-296頁）這個預測由於1989年夏季的政治風波而得到證實，又由於不斷增長的、直到一年數萬起群體抗爭事件和一年數千萬起上訪事件所表現的政治危機以及它們對經濟增長的制約而獲得印證。這樣的預測即可起到警示作用。布氏也曾以「年」來表達他的瞻望，他在2000年春指出：「幾乎可以肯定地預言，在不遠的將來，可能就是在即將到來的十年中，中國將經歷一場嚴重的政治危機。」（《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3期）新世紀已度過5個春秋，布氏預言的「嚴重的政治危機」還有待分曉。至於中共「氣數」，他未曾作過推斷。預測之難使人們對此持謹慎態度。包括布氏在內所有西方克里姆林宮專家都曾在蘇共瞬間解體面前目瞪口呆，誰也沒有預見到這個共產主義大黨會如此突然長逝，這是西方未來學上一點空白。
事物總是由漸變的累積而引髮質變的突破。所謂「壓倒駱駝的一根草」，這根草就是引髮質變的最終漸變因素。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的秘密報告是標誌性事件，由此世界共運史宣告斯大林時代結束、新時代開始。而波蘭記者格拉耶夫斯基設法弄到秘密報告影印件這件事則類似「壓倒駱駝的一根草」。影印件交給以色列安全局再轉華盛頓，因而這份揭露共產黑暗的文件得以公布於世，引起世界性退出共產黨高潮。這位記者的行為是偶然因素，但在這種偶然中卻為掀起世界性反共潮流的必然性作出貢獻。事變往往是因一件偶然的因素引起，在剎那間發生令人驚愕的巨變。所以，有人說「中共的崩潰將突如其來」，是可能的。做這種預測的，比如：
▲「中國很像蘇聯、東歐等共產國家，隨時可能發生重大事件，使整個體繫在突然間崩解。」（2005年3月1日）
▲「中共的解體正在發生，一旦有足夠數量的民眾走出來，中共馬上就會崩潰，24小時之內就會結束。」（2005年4月12日）
▲「中共目前已如同十六年前的蘇聯與東歐共產黨一樣，一夕之間就會瓦解崩潰。」（2006年4月12日）
存在「突如其來」的可能性，只是提醒我們密切關注事態發展，進一步分析雙方實力對比關係的消長態勢，注意把握可能成為「一根草」的事件出現，推動突然塌臺的來臨。這時才真正是「你死我活」的最後一刻，是垂死前的最後掙扎，任何意想不到的突發事件均可發生，比如軍隊嘩變、接管政權，比如製造特大事故、數十百萬人逃亡，比如導彈突然射向臺灣、引起震動世界的強烈反響。這樣估計事態可能的惡性趨向是完全必要的，不要忘記網上曾流傳某位前軍隊領導者關於「中共與世界共存亡」的誓言。這方面應有足夠的思想準備。
不過，話不妨說回來，一個問題不妨從不同方面反覆思考。關於中共「氣數」，現在幾乎是一片即將結束的意見，認為3-5年解決問題的佔上峰，勝利似乎就在眼前。預測長達35年的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預言，外國人也許高估了大陸權力中心的實力。那麼，我們不妨聽聽國內人士比較冷靜的聲音，也許可以幫助我們再慎重地估價3-5年解決問題的樂觀情緒。2006年2月23日劉曉波君發表《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其中講到當局與民間的實力評價：「由於中共在政治上的權力自私，也由於民間力量的分散，短期內還看不到任何足以改朝換代的政治力量，官權內部看不到戈巴契夫或蔣經國式的開明力量，民間社會也無法聚積起足以抗衡官權的政治力量。所以，中國向現代自由社會的轉型過程，必然是漸進的曲折的，時間的漫長也可能超出最保守的估計。」他說：「任何急功近利的計畫、綱領乃至行動，只能是難以兌現的空中樓閣。」曉波君這個對大陸形勢的評價也許讓一些性急者感到沮喪，也許會遭到「長敵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譴責。與這種評價相對立的形勢分析是：
▲「毛澤東遺留給中華民族的四個遺產──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南海警衛團、中國人民解放軍──很快就會土崩瓦解。」（2004年11月24日）
▲「中共現在是日暮途窮，很快就要垮臺了。」（2005年9月7日）
這個「很快」雖未點明具體時間，但無疑表示與「漫長」的估計截然相反。兩種不同答案，該如何取捨呢？
也許，宏觀的把握難度較大，不易區別上下，那麼，不妨從微觀、從個案觀察它的實力對比關係，以個別推斷一般，可能會給我們以啟示。比如，村級選舉是當局的民主廚窗，中共高層許諾民主從村級始步，連美國前總統卡特都為此助勢。太石村民要求改選村主任，合理合法，經過一番抗爭，包括靜坐、絕食，終於贏得「改選要求合法」的認可，村民力量得到顯示。然而，官方通過分化瓦解，迫使改選委員會癱瘓，又用警力強奪賬冊，逮捕村民代表，僱用流氓暴打支持改選者──軟硬兼施，專制依然壓制民主。這樣的力量對比，是不是具有象徵意義呢？再如，八九那場風波後要求平反、正名之聲不斷，包括蔣彥勇醫生上書痛陳利害，中共高層以楊尚昆為代表自知理虧，但死結難解。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個案：1989年6月6日15歲的周國聰被捕，關押時被毒打致死，其母多方奔走、喊冤，日前與官方簽訂「困難補助協議」，官方分兩年補助7萬元，其母承諾再不提此案的刑事或民事訴求。這是八九受害者經過近17年較量得到的一個突破。在這個案例中，周國聰母親的要求「查明真相、懲罰肇事者、進行經濟賠償」沒有得到，官方以「困難補助」方式擺脫了應承擔的政治責任，只表示了人道關懷。官民兩方這種妥協顯示的力量對比，是不是也具有象徵意義呢？
問題還要歸到：社會由專制向民主的轉型時間是「漫長」還是「很快」？我以為，如果缺乏足夠依據，一時難以決斷，不如作稍微長遠一些的打算，這樣考慮比較主動，不會失算。問題的核心是：要把主要精力用於民間力量的壯大上，形成足夠強大的壓力。這是關鍵。
（2006．5．7）
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