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掉瞭解放軍的「人民子弟兵」稱號，乃是人人皆知的；就是解放軍自己都非常明白的事情，要不然，一些老將軍不會那麼痛心疾首。打掉了執政黨的馬列主義信仰，也應該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要不然，許多老革命老共產黨員，不會那麼堅決不予認同，連陳雲都放話「十年右傾，一天左傾」。
從某種意義上說，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如果說是從巴黎公社開始的話，那麼是到「六四」血案結束的。主義也罷，信仰也罷，通常由於血的祭奠而得以在歷史上成立。沒有巴黎公社的血祭，馬克思主義不可能產生那麼巨大的影響。同樣道理，沒有蔣介石的大屠殺，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不會具有那麼大的號召力。然而，在鮮血中誕生的主義，也會在鮮血中黯然倒下。「六四」開槍在國際上造成的最為直接的歷史影響，乃是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政權紛紛解體。開進北京城裡的坦克，在壓死學生壓死百姓的同時，碾碎了氣勢磅礡的「共產黨宣言」，碾碎了義正詞嚴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當年去巴黎勤工儉學，可以說白學了，也可以說，沒有白學。
鄧小平：車間主任式的政治人物
鄧小平當年在法國工廠打工，將自己塑造成了一個車間主任式的政治人物。出眾的實幹能力和驚人的沒有文化，十分奇妙地組合在鄧小平身上。與毛澤東行事過於誇張相反，鄧小平實幹到了根本不把主義當回事的地步。白貓黑貓，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樣的實用主義只是在一定的範圍裡成立，一走出實用的範圍，面臨需要文化思考的時刻，實用主義就會出軌，就會翻車——鄧小平的「六四」開槍，造成血案。
中國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從歷史內容上來說，是從毛澤東時代向曾國藩時代的回歸。如此一個深具文化意味的歷史轉折，不要說鄧小平，就是叫馬克思來，也未必說得清楚。鄧小平改革的失語，是情有可願的。而鄧小平的只做不說，也是可行的。也正是鄧小平的實幹，使中國八十年代的改革在整個共產主義世界裡，一度遙遙領先。被沒完沒了的主義和大大小小的書記折騰得苦不堪言的中國民眾，當時確實需要一個車間主任式的領袖人物，讓他們過實實在在的生活，而不是懸掛在半空中，靠吃社會主義的草過日子。就此而言，美國人把鄧小平放上《時代週刊》的封面，倒也算慧眼獨具。且不說美國人是不是從他們的實用主義精神上理解鄧小平的實幹，至少，他們看到了鄧小平所取得的成就。美國人沒有看到的是，鄧小平沒有像戈爾巴喬夫那樣，一面改革，一面思考「新思維」，努力尋找改革話語。改革除了實幹，必須有話語。
鄧小平趙紫陽衝突的歷史內容要不要改革話語，需要什麼樣的改革話語，這是鄧小平和趙紫陽衝突的真正歷史內容，雖然表面上似乎是政治改革的步伐問題，快慢問題。鄧小平沒有話語，趙紫陽其實也沒有話語，但趙紫陽想要有話語。
歷史的創造，有沒有話語乃是決定性的。沒有馬克思主義，哪來的二十世紀一場又一場的革命？即便是陳勝吳廣式的造反，也有個「帝王將相寧有種乎」的鮮明說法。中國世紀之交的這場改革，豈能總是摸著石子過河？當年曾國藩李鴻章們的改革，就因為沒有話語，結果被康有為那個混亂透頂的儒家烏托邦攪得亂七八糟，然後又被孫中山組織發動的北伐毀於一旦，最後讓毛澤東實現了歷史上最為慘烈的一次專制復辟。
鄧小平雖然是跟著毛澤東打天下出身的，但鄧小平沒有家天下的毛病。鄧小平的軟肋在於，無法對黨天下說不，無法對子女說不。與搞家天下的毛澤東對家人鮮有溫情相反，鄧小平對家人溫情有加。尤其因為家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跟著受累受苦，讓他更是歉疚在心。鄧小平不讓子女從政，但他想給兒女們一點小小的補償，讓他們置身於先富起來的中國人行列。問題在於，富起來通常也會貪起來。許多富人燒香磕頭，不是因為有了信仰，而是祈求富了還要富，並且永遠富下去。貪婪又必然產生恐懼，尤其是在一個嫉妒不是罪孽的國度，權大讓人害怕，錢多卻害怕他人。鄧小平補償子女的同時，沒有給予子女真正的關愛，忘記了經常帶他們去西柏坡談談二個務必。鄧小平假如當年能想到帶著子女去西柏坡，那叫做防微杜漸，防患於未然；等到由胡錦濤來想到去西柏坡，早已成了杯水車薪。
四項原則乃天下大亂禍根改革沒有話語，只好亂摸河底的石頭。鄧小平改革摸到的一塊最大的石頭，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塊石頭與其說是江山不變的保障，不如說是天下大亂的禍根。這塊石頭一方面給政治體制改革設立了障礙，一方面讓富起來的子女們完全忘記了老一輩當初為窮人打江山的承諾。四項基本原則好比防暴警察豎起的盾牌，在盾牌前面被擋著的是沒有權力的民眾，包括失去了權力的老革命，在盾牌後面被保護著的，是以權換錢、按權力的大小來瓜分國有資產的暴發戶。
這塊盾牌不僅擋住了民眾，也捆住了鄧小平自己的手腳。當年曾國藩頭上壓著一個慈禧和一個死而不僵的專制王朝，是外加的。而鄧小平卻是作繭自縛，以致最終演變成了慈禧太后。有人說，相同的歷史事件，總會出現二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喜劇。比起慈禧的精明，鄧小平的強悍是可笑的。
從邏輯上說，八十年代的改革話語，具有二種時代特徵。一是向毛澤東說不，一是向專制權力說不。向毛澤東說不，是為了將「五四」啟蒙話語從毛澤東話語中解放出來。而向專制權力說不，則是為了建立起與專制的權力反向制衡的民間話語。說起來，鄧小平還有個向毛語說不的方式，即是白貓黑貓那樣的貓論。可是八十年代的知識精英們，卻始終沒有找到自己的說不方式，沒有找到自己的啟蒙話語。對毛澤東現象的批判，直到八十年代末才剛剛開始，並且一開始就被立即淹沒在一片萬馬齊喑的血腥空氣裡。直至今天，中國的知識界依然對這樣的批判保持著極為世故的沉默，甚至還有新左人物向在話語上已經過氣的毛澤東唱讚。非精英的民間話語，直到二十一世紀的民間維權運動，才初現端倪。
知識精英興建改革話語失敗
八十年代的知識精英，以爭相成為權力的智囊為時尚。「走向未來叢書」的那個「未來」，不是政治權力，就是話語權力。就算做不了智囊的，混個主編總編，也算是對佔山為王的一種代償。帝王情結，帝師情結，十分古怪地在八十年代的知識精英心中作祟。八十年代在對西方文化的翻譯和介紹上是相當成功的，可是在改革話語和啟蒙話語的興建上，卻是相當失敗的。
學運起來後，有些知識精英首先選擇的是撇清自己跟學運的關係。以種種聲援和聲明的方式，巧妙地向當局表明自己不是黑手，不是煽動者或者策劃者。當學生不顧一切絕食拚命的時候，知識精英馬上擔當起了說客的角色。所謂說客的角色，無非是向執政者表明，他們的立場不是在盾牌前面，而是跟鄧小平一樣，在盾牌的後面；他們是四項基本原則的支持者，而不是反對者。當軍車開進北京城的時候，沒見任何知識精英爬到坦克上去，勸說士兵不要向學生民眾開槍。上去勸說軍隊的，大都是平民百姓，是文化程度不高從而也沒有拿知識去向權力換取利益需要的善良民眾。因為民眾的位置從一開始，就是在盾牌前面，他們毋需以勸說學生的曖昧方式，向權力者表明自己的毫無干係。那些老精英痛哭流涕地抱住的是學生，而老百姓義無反顧地面對的是軍隊。假如抱著學生痛哭的老人能夠抱住士兵痛哭，歷史畫面就完全改觀了。
鄧小平的開槍也是一種自殺
鄧小平開槍當然不是具有歷史意識，而是出於莫名的恐懼。上溯幾千年、近數幾十年的專制所製造的恐懼，成為這一歷史時刻最為濃重的陰雲。
鄧小平的開槍，打掉了胡耀邦的天真；也打掉了趙紫陽的聰明。鄧小平的開槍，更是打掉了知識精英以知識攀附權勢的文化包裝和智囊腔調，打掉了知識精英的拯救謊言。開槍以後的八十年代精英，根本不需要裝腔作勢了，該賺錢就賺錢，該為奴就為奴，該下跪就下跪，該貪小便宜就貪小便宜，紛紛「返樸歸真」。在政治上文化上，尤其是在精神上，這些精英大都成了名副其實的多餘人。無論他們是高舉紫陽還是高舉基督，全都無濟於事。民眾不需要他們，而被權力看中的，又實在是名額有限。於是，只剩下苛活，了卻餘生拉倒了。
當然了，鄧小平也打掉了自己改革設計師的好名聲，打掉了自己所聲稱的信仰，打掉了當年為窮人打天下的革命名義。從某種意義上說，鄧小平的開槍，是一種自殺：在打死無辜民眾的同時，打掉了自己生命中曾經有過的精神內涵。
開槍後恐懼有增無減
鄧小平沒有打掉的，是恐懼。開槍之後，恐懼非但沒有消除，反而有增無減。中國歷史什麼時候走出這樣的恐懼，至今依然是個未知數。執政者也罷，知識精英也罷，誰也找不出化解恐懼的途徑。與此相應，鄧小平沒有打掉的，還有執政者的失語狀態。鄧小平以後的繼位者，最頭痛的一件事情，就是尋找令人信服的時代話語。
作為歷史的意外收穫，鄧小平的開槍在無意間打醒了中國民眾：這天下真的沒有什麼救世主，以後全靠你們自己救自己了。鄧小平也打醒了蘇聯和東歐的民眾，甚至打醒了民眾的領袖，使他們不再重蹈覆轍。鄧小平順便還打醒了臺灣，把臺灣推上了大陸失之交臂的民主歷程。
「六四」無辜死難者的血沒有白流，也不會白流。歷史從白茫茫大地般的一無所有開始，比從虛假的應有盡有開始，應該要真實得多。
轉自《動向》２００５年５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