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人們可以喜歡或不喜歡自己的政府，甚至可以公開批評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所以，世俗總統或牛仔布希會見幾個中國人，絕不等同於在中國人們見到心目中的「毛主席」或受到「偉大領袖」的接見，而睜圓眼睛、而欣喜若狂，視為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一份殊榮，並由此擔心會引起別人對自己嫉妒。其實，這只是中國人的心態。在美國，人們常有見總統的機會，包括成績優異的中學生們。孩子們不但同總統見面，也同總統一起合影，並將此視為一生珍貴的記憶。在美國人心目中，總統既是社會公僕，也是一個普通人，他的權力為民眾所授予，民眾隨時也可以把它收回去。沒有哪位美國總統會被人視為「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一人發紅髮亮，卻使千百萬人生命的太陽終生發黑。也沒有哪個總統，享有令迷狂的少女投入自己懷抱的尊榮和特權，並使她們竟會一個個因此「幸福得發抖」；更不會有哪位民主國家的元首像專制國家一樣，會擁有「滿床光屁股」，稍不如意，就一腳蹬下床去。民主國家的總統受制於民間社會、出入於平民之中，本身就是社會群體中普通的一員，而不是高踞於億萬人之上讓萬民仰視的孤家寡人。
余傑們與布希總統的會晤，就是一個美國人見到了幾個中國人，在總統私人會客室，彼此會面一小時，說些切題的話，也難免說些廢話，卻沒有中國人所附加的那麼多的陰暗的世俗猜忌，因為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光明磊落地進行。所不同的，只是其中一個碧眼金髮，另外幾個為黑頭髮黑眼睛和黃皮膚。可能還應該說，年長的布希更具有美國人的單純，其中中國的年青人反而更多了點什麼中國人特有的心思，比布希想的更多、也更招人眼目或引人非議。
從更深的層次上看，人與人都是血肉之軀，布希與余傑們本無輕重之別；而這個出現在白宮的場境也稍縱即逝，只是瞬間人生的虛妄幻像。一個性靈上擁有自我超越、自我提升力量者，會看到宇宙生命在另一種時空中的存在，而不僅在精神上浮沉於紅塵、駐足於社會人生的功利的層面。人來到世上的意義是如何學會並擁有真愛；一個愛自己的人同時也會愛他人。在人生的任何階段或漫長的生命之旅中，我們可能與不同的人結伴而行，卻不會也不該把同伴或朋友中途舍棄和推開。然而，在余傑們會見布希之前，基督徒的余傑們卻以上帝的名義排斥了非基督徒的同行者郭飛熊，拒絕他同他們一起共同走向白宮、參與同美國總統的會見。獲悉此事時，我正在德國柏林參加2006年「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聽說這件事的人，無不感到義憤！我不知道這些「有信仰」者怎麼了？信仰理應使人與人彼´此更貼近，而不是讓人與人之間互相隔絕。基督徒是博愛者，理應體現世界的公義與寬容。人活著，應該活得有道義、有必要的擔當，能對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承擔責任；並且不忘時刻警示自已，在世時，你對同類和這個世界投以了多少愛心和關懷？余傑們還年青，橫越太平洋仰視西方的上帝的同時，卻遠離了「神」和生命的內心之「光」。
多年前曾經同摩羅一起出現的余傑
在國內時，我沒有見過余傑，他的書我是在美國才讀到，是他托日本的燕子帶來的，我當時讀後很感動。今天當我以鋒利的筆觸觸及另一個余傑或余傑的另一面時，筆頭竟是滯澀的，發覺自己心中竟難免不忍，眼眶中有淚水，但此文我卻不能不寫，為的是給更年輕的一代以直率的觀點表達提供參照。余傑是同摩羅一起同時出現的，是中國自由文化的兩顆新的星辰。我以為，較之摩羅的沉穩，余傑顯得尖銳，這也決定了他日後的精神走向，直到他走進白宮。回過頭來，我想應該說，他與布希的會見，是他年青生命中閃光的一頁。而他多年前留給我的記憶，卻使我至今不忘。我在寫有關摩羅的文章時，也曾想寫余傑，但我總感覺他還在過程之中，還須時間沉澱，總覺得他還尚欠缺些什麼。當時，我曾在余傑的多本書的書頁上分別寫下了如下不同的文字：
余傑的書含有青春的純金，又映出未經污染的心靈的透明。他出生在天府之國的四川盆地，氣質中卻沒有那裡的氣候的鬱悶和人性中的某種刁鑽刻薄的陰影，而是給人一種山嶽空氣的清純感。這是一位少年英俊的青年作家，他身上體現出四川歷史文化中最好的素質，使人喜歡，也使人親近。從骨相學角度看，其文中也可以見出其貌，或其貌中也可以見出其人。他是一個人秀文秀或內秀外秀的人，用兩個字可以加以概括他的人品和文品：清秀。
余傑因為言行中體現出青年知識份子中少見的獨立品質而為官方所不容，至今無工作。這是由來已久的專制惡習。雖然如此，但僅僅從余傑的遭遇也足以見出，這個體制至今沒有絲毫改變，它迫害的總是、仍然是這個民族中最優秀的人！當前余傑就是一個！
余傑的「精神的掙扎」一文寫得極好，他雖然寫的是俄羅斯的思想家別爾嘉耶夫，但卻能見出他的思想感悟的獨特和新穎。我很喜歡別爾嘉耶夫，不僅是在於我同他的思想上的共鳴；更在於我和他的命運的相似……
終生懷念俄羅斯卻客死異鄉。
形而下與形而上的精神掙扎。哲學應走出書齋和書本。其所有的觀點都與我吻合，而更主要的是反對以「革命」或「集體」的名義對個人精神自由的劫持！一個反對「革命」的和「反動」的終生反對派。其精神掙扎是生命本真狀志。他的思想因孤獨而獨具價值。這位「俄羅斯老人」是「俄羅斯思想」的精神之源……
是基督教實用主義還是精神真信仰
基督教對余傑是現實的使用價值還是真正的心靈信仰，我以為對余傑來說似乎更偏重於前者。真的，我更願意相信余傑年青而至誠的妻子劉敏對基督一份真信、一份心靈的寄託。也許，信教問題對余傑只是一個想立足於「灰色地帶」的問題，以藉此爭取精神表達的自由空間。或者余傑只需要「用」基督而非偏重「信」基督。大「用」就是主張以基督教人文精神改變中國並開拓中國未來前景；小「用」就是投西方之所好並由此巧妙鋪設通向白宮的秘徑。他把此次美國之行視為中美兩國之間的「破冰之約」，有「代表中國」出訪的自我期許，超出了一個普通基督徒的身份，也失去了一個基督徒應有的謙卑。但這種期望或信心也無可非議，我覺得完全可以理解。但對於余傑們來說，卻更多的應該想到這次機會絕非偶然，它絕不是誰能以一己之力終破中美關係的堅冰，而是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中國人為人權而持續不懈抗爭的結果。促成這一結果的是中國民間民主力量的多重合力，其中有被余傑們非議的長期遭受殘酷迫害和打壓的的中國民主運動的堅守者、近年來中國大陸維權運動的參與者和包括法輪功在內的信仰者群體。當這個機會落在年青一代的身上的時候，余傑們卻撐不起台面，讓人們很失望！余傑們在面對美國政府和總統的前後人們關注著，看他們會說些什麼？結果人們看到的卻是，與布希會見前余傑們措詞巧妙地排擠同伴；而當他們與布希面對面地會晤時，余傑們「該說的就說，不該說的就不說」。向西方也許同時也包括向中國大陸表示，他們相異於民運人士並與之劃清界線，因為那些人是「無信仰者」。在中國為自由和人權而進行有效的抗爭的只有像余傑們這樣的基督徒，也許還應該說像他們這樣的「獨立」於民運和法輪功卻不獨立於極權體制的「獨立作家」。余傑們把「家庭教會」同整個中國民主人權運動孤立起來，同時也把自己同所有反極權體制的和平抗爭者拉開了距離、自我孤立起來。中國人權運動僅僅是遭受迫害的「家庭教會」和基督教信仰者的問題嗎？難道在專制社會的條件下，中國民運和法輪功信仰者群體不正是中國兩大維護公民政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維權群體嗎？！
對於余傑來說，中國真是太自由了、甚至比美國更自由。有誰能像你這樣幸運，在沒有言論出版自由的社會，可以一本一本地出書；在別人因言論自由而被判刑坐牢的時候，可以自由自在地出入海關、滿世界飛來飛去？可以在海內外表達「異議」卻不受到「法律」指控，並且每次出國身後的門都不會關上並留有退路。人們絕不會無端指你余傑有什麼特殊背景、受什麼特殊操控，相信余傑仍然還是同一個「少年英俊」的余傑，但會懷疑你是否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歲月的沉澱「成熟」了，而失去了什麼或學會了什麼，諸如「默契」什麼的，自覺和不自覺地不超越底線、維護的卻是體制性的利益？！你的姿態和言行的出發點絕不僅僅是一個有別於民運和法輪功的基督教信仰問題，你所自覺和不自覺扮演的角色，正像《中國時報》一位記者親自對我說的，余傑們自覺同共產黨嚴酷打擊的民運和法輪功分清界線和保持距離、難道僅僅是限於個人立場和信仰嗎，是否共產黨也有意放他們一碼呢？！
不管你有意還是無意，余傑，人們希望你仍然尖銳、始終「少年英俊」，切不可成為極權主義制度的人文擺設、而起到共產黨現階段的一隻「新型政治花瓶」的作用！
不應相互排斥而應多元兼容
維權活動也好、民運或人權運動也好，各有不同運作方式；民運、法輪功、維權和基督教信仰者不應相互排斥。宗教信仰多元兼容，基督教不是唯一的信仰、更不是推進中國社會變革的民主、人權運動中至始至終的唯一的主導力量。
在一個極權社會中，自由高於一切宗教信仰！也就是說，首先要強調的是生命的自由！在這個意義上，自由就是專制社會中人們最大的信仰和最高的信仰！絕不能僅持基督教立場，指選擇不同的人生信仰者為「無信仰」。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也不妨可以這樣說，信仰也只是人類理念的強加，無信仰正是最大的信仰！但在人類社會群體中，不宜在人與人之間推崇虛無人生觀，而由此引發社會道德的普遍沉淪和人類精神的總體崩潰！所以，相對於無信仰來說，信仰是必要的，它使我們同終極黑暗拉開距離和逃離存在之絕望！
在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之外，我以為還有超越各種宗教及其各別的教義、儀式制約之外的更浩瀚的精神追求，我把它稱之為「生命宇宙宗教」！中國人可以信基督教，美國人可以信禪宗和瑜珈。人們的信仰各自相異，卻不意味著誰高於誰。在純粹精神層面上，我更認同東方佛教經典中所包含的智慧及其對宇宙人生的深邃透視和包孕，雖然我對東西方宗教人文精神持兼容態度。但不管怎樣說、也不管你持何宗教信仰，在人權問題上，絕不可荒誕到把受到迫害的中國家庭教會問題等同於整個中國的人權問題，認為以美國為首的整個西方世界關注的只是中國局部的人權現狀、只是中國地下家庭教會中基督徒的人權，而不是中國專制社會持續惡劣的人權現狀、中國人從政治訴求、言論自由、宗教信仰和公民基本權利等諸多方面受到侵犯和踐踏的全部現實！在這裡，如果我們只強調局部問題，那只是指一個社會的不完善和尚存在著某種缺憾，可以說無涉社會總體的本質；而中國的人權問題是制度性問題，這個問題從共產黨執政起就一直存在，它是個總體性問題，它所觸及的是社會體制本身的性質！
世界是多元的，信仰也是多元的，絕沒有一種居高臨下、俯瞰一切的唯一的信仰。東方人可以信仰基督教或兼容基督教，但我們反對任何信仰意味上的「精神俯伏」或精神殖民，像我們昔日膜拜「毛澤東思想」和仰視「共產主義基督教」一樣！任何宗教既是一種人生信仰，也是一種社會文化，它永遠處於流變之中。沒有任何一種信仰具有終極性，終極就意味著靜止或死亡；鮮活的「信仰」永遠是運動和生命。一個俯首匍匐的人因為把「人」富於生命尊嚴的頭顱垂得太低，他很可能就看不見別的信仰，也不能兼容別的精神選擇。這樣的人絕不會懂得，在「人」的大信仰中，有「神」的位置，也有「人」的位置，兩者絕非對立或截然分開。所以，「每個人都是佛陀」！「每個人都是基督」！所以，一個普通人與一位世俗總統面對面的時候，每個人都是一個平民，也是一個常人。人都有對不同信仰追求的自由，卻沒有任何一種信仰絕對完美。可以說，完美只是我們的理念的強加，或者說它只是一個過程。在這個意義上，只有不同的價值判斷和選擇，而這種選擇和價值判斷卻無關乎是與非。我們每個人都有追求完美信仰的趨向和可能，而任何一種信仰對我們每個人都同樣不完美。
這裡，我只是本著一顆平常心，把我的意見說出來、供余傑們作為一種參照，如何取捨卻由他們自行抉擇，也就是說，不強行要求他們接受。但切不可輕率地對別人妄加判斷，如指中國民主運動「無信仰」；指民主牆運動的性質屬「幕僚模式」，這樣說輕則不負責任，重則屬蓄意歪曲，不小心則同共產黨異曲同工，使本質上處於受害、弱勢卻不甘「順從」者受到傷害！極權社會過去和今天對這些人從來是沒有公正可言的，而這些人追求的正是社會公正、公道和公義。他們不是特權利益的分享者或沾邊者，卻是什麼都喪失了的「赤貧」的絕大多數！
余傑們此次白宮之行是一次機會。我以為，如果他們在面對美國政府時不僅提出中國家庭教會問題，並且敢闖「民運」和「法輪功」兩大禁區，提出這些人的人權問題、包括無奈流亡者回國的權利，那麼，舉世就會見到他們的心靈是水晶塑成的，不為權勢和世俗利害得失所支配、所污染。那麼，他們就成了另一個高智晟、另一個敢於「大聲喝破」的王文怡，他們就有真精神、人格因此而高貴。他們的臉上就不會有隱形的蜘蛛網、形象就會因此而鮮明而不是混沌，就會像高智晟、王文怡一樣受人尊敬、得到更多的人、包括沉默卻心知肚明的人的深心認同。在那樣的時刻，有如試金石，一個人怕不怕共產黨、敢不敢破共產黨的天條，立即就見分曉。同樣是那樣的時刻，對於大智大勇者，一個瞬間就能完成一個歷史事件。一個瞬間自覺的道義擔當足以爆發巨大的精神能量，而這樣的能量長久不會消失，可超過一個人一生雞零狗碎算計匯聚的總和。但他們失去了這次機會，人們對這次「白宮事件」的評估更偏重地認為是一種損失、一次負面效應。余傑們應總結這次教訓，大氣一些，不要無容人之心卻不乏雞腸狗肚。一個容不下人的人也容不下世界，一個人是什麼視野和胸襟絕不決定於自我感覺良好，那麼多眼睛盯著你，任何人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別人都心中有數。不要固執己見，長此以往，有可能會導致日後人生全程的扭曲和真正「獨立」於專制者的精神形象的崩潰！
從白宮事件，我以為可見出余傑們的宗教信仰是非精神的；他們的人權觀念也是偏重於實用功利價值而非對人權理念所具有的普世價值本身的精神認同，所以必然難逃狹隘和偏頗。他們所關心的似乎只是某一社會信仰者的群體，或許這種「關心」也只是一種表象，其深層意欲也許並不排除試圖經由這一「關心」如何將某一群體的局部利益轉化為個人利益，即利用這次與美國總統會晤的機會凸顯個人的形象和強化個人的國際影響。既見容於中國大陸，也得寵於西方。在這個意義上余傑們已經不是個單純的基督徒，而是多了一份世俗功利的謀算和心機。同時，在聚光燈之外的黑暗中，我所看見的是更多至今蹲在監獄中啞口無言的人。不管他們是否基督徒、是否因宗教活動受害者，他們都渴望從余傑們的聲音中感受到自己的心聲！
獨立作家和筆會應「獨立」於官方
中國的平民百姓都很清楚，什麼可以碰、什麼碰不得。飯碗和酒瓶裡有了、再加上性壓抑放鬆就可以了，千萬不要去觸及「黨」，自已將自己逼上絕路。監獄裡早已人滿為患，關押在那裡的不少人都是政治上「越界」的「反體制」的人。余傑們就是這樣的老百姓。中國的知識份子對自己的言行都有自我約束，他們總是宣稱自己「不搞政治」或凡事遵循「非政治化」原則，這幾乎成為許多知識份子的口頭禪、成為許多人認同並相互推銷的行為準則，余傑們就是這樣一類的知識菁英。
余傑們所在的「獨立中文作家筆會」，在向國際筆會發出呼籲、向包括美國民主基金會等在內的西方世界申請資金時，為余傑們所不認同並「劃清界線」的民運人士如王炳章、楊建利、張林、鄭貽春等幾十個人，全都可以劃為受到迫害的「異議作家」。而有民運背景的人申請加入獨立筆會時，卻受到多方阻撓，這類情況不是「個別現象」，而成為余傑們掌控筆會的「基本原則」。這個問題已經有人公開提出過。獨立筆會非官方「作家協會」，它是民間性質的組織，非准官方組織、更非利益小集團，一切由余傑們或與其心性相投者操控，是否操控者背後直接、間接還有更大的操控？而這個幕後的隱而不顯的操控者是誰？此人是否同官方早已達成不可告人的某種默契？！相信不等共產黨檔案解密的一天，人們就會見出其「廬山真面目」！
我不知道有什麼理由要將有「民運背景」者拒之於筆會門外？僅貴州地區就有十餘人曾向我提出請我向獨立筆會轉達他們希望加入筆會的要求，但此事杳無音信，據說筆會某些人原則上不贊成，理由是會給國內的人帶來危險。究竟是會給國內一般會員帶來危險，還是會因此危及「獨立作家」新貴們在國內外同時享有的利益和特權？！貴州地區的這十餘人中有的人寫有數十萬字的無從發表的文稿，如陳西；有民主牆時期就開始寫作併發表作品者，如蘆勇祥；有原「啟蒙社」成員、極早從事地下文學創作卻至今湮滅無聞者，如方家華、莫建剛等人。值得提到的還有曾寧、李任科、廖雙元、黃燕明等人和新近入獄的李元龍，後者作為一個記者，無論是網路寫作和個人奉獻，都有資格加入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我現在公開面對全世界，為這些維護言論自由者再次向獨立筆會提出入會要求，並請公開給予答覆。在一個平面書寫和網路寫作並行的時代，他們的寫作實績是否比已加入獨立筆會的人更差？誰也無從主觀斷定。但我瞭解這些人，他們不僅長期堅持自由寫作，也長期堅持為人權而抗爭，其中一些人並擁有和積累了大量文字成果。他們最可貴的精神品質正在於對自由寫作的堅守、對人權的執著追求和維護，而有別於那種變色龍似的、投機鑽營的所謂「獨立」作家！
獨立作家筆會既是個作家組織，應以作家為主、以文學為主而兼容其他。這個以民間為主體的自由作家組織，它的率先倡導者是民主牆末期的民間詩人黃貝嶺，但它從一開始就帶有體制內改良主義色彩，其非官方的、民間的、自由的精神被邊沿化、淡漠化。它的第一任主席或會長是原官方「作家協會」副主席、《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我對他個人表示尊重，但我以為劉賓雁老人的思想和精神侷限有目共睹，其社會信仰也是守舊的。雖然在信仰上有他個人選擇的自由，但他所崇尚的是共產主義，而這一體制是人類的災難，它的罪惡等同和超過了納粹主義，這已經為前蘇聯和中國的現代歷史所證明。正因為這樣，我無法認同一個八十歲仍在「尋找共產黨」的人在一個新的時代、在我們的精神信仰和創造活動中成為一種表率！就個人的角度，我可以容納他，但無法推崇他。他的精神生命及其創造成果，遠不具有普世價值。這是個有德行的好人，卻不是精神拓荒者。「獨立筆會」的主體應由非官方的自由寫作者群體構成，它絕非流亡在西方者以原體制內作家為主體的准官方文學組織？！
獨立筆會的出訪、參與國際筆會活動及自由寫作獎評選等項目，其人選決定顯然都有失客觀的標準和依據。如它的「自由寫作獎」的評選，理應以長期堅守自由寫作並具有豐碩成果為條件，但卻授予了在體制內享有寫作自由和正常出版機會的人，而不是「在艱難情境下從事自由寫作」並具有成就的人。作品在國內能公開出版並在官方文化界擔任職務，根本不需要一個在國內受壓、在海外流亡的體制外的民間組織對其精神成果給予肯定和認同，我們要幫助和支持的是在政治高壓下蒙受迫害、失去言論自由卻擁有真正的創作成果的人，這就是公義！然而，標榜「獨立」於官方的作家組織卻以「藝術性差」拒絕了楊春光這樣敢言並富有開拓進取精神的詩人，我不知道評審者自己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具有普世公認的「藝術」水平，而敢於「槍殺」充滿自由精神的專制叛逆者楊春光？！我懷疑這樣的人自己正是一個遠離「詩」的人，也遠不具備良心和詩化藝術氣質！在這個問題上，獨立筆會的「余傑」們，表現出向官方、准官方文人、學者示好的趨向。他們習慣於以官方好惡作為評價人和作品的標準和尺度，而這正是為他們無法擺脫的一以貫之的「體制性思維」方式所決定！
當前，中國正面臨著一個歷史轉折的偉大時刻，獨立中文作家筆會不應掉過臉去、不應自我孤立、不應看人臉色行事、夾縫中求存。這樣的時刻應有博大的胸襟，接納和團結更多的人，結成廣泛的聯合陣線，為推進中國和亞洲的民主化進程，肩負起一份歷史使命。而當前筆會的種種現狀，卻是有違其倡導的「獨立」精神，也缺少一份人文的本色，更無推動區別於「黨文化」的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自覺和熱忱。有些事，也許你自己不做，別人就會去做。一個獨立中文作家筆會，不是在東西方徒有虛名，人家要看的是這個「名字」所包含的內容和這個「內容」究竟是什麼？！我之所以坦然地指出筆會的問題、向筆會尖銳地提出自己的看法，目的是在於促進筆會的實質性變化，能為海內外更多的人所認同。
基督徒作家余傑們在獨立筆會擔任領導，卻向我們以上帝的名義宣稱：「我們要順從有權柄的人」。「順從」和「獨立」能並存嗎？是否我們也要「順從」世俗權柄、暴力乃至暴君呢？！是否我們要以「獨立作家」的名義順從「極權體制」呢？！在專制社會中，高踞萬眾之上、握有權杖的人，是誰選出了他們，是誰賦予了他們支配和主宰別人的權力？他們是天使、是上帝，還是魔鬼、是撒旦？！
余傑們向牛仔布希要求在中國消滅共產主義，本質上這是個偽命題。1978年以來，共產黨自己就將「共產主義」自行消解了，當前中國是個「四不像」的社會。它的主體特徵卻毫不含糊，那就是權貴資本主義和一黨專制獨裁，為什麼不能針對性地點中共產黨的死穴、向邪惡挑戰，向布希發出「消滅」的吶喊？！
民主牆運動是「幕僚模式」嗎
余傑們同我們是兩代人，卻斷言當年的「民主牆運動」的性質為「幕僚模式」。
你們不是當事者，民主牆的歷史至今被人為遮蓋和封殺，官方沒有留下任何真實的記錄，當事人的回憶也無從在國內發表，你們作出的結論根據何在？！民主牆的發生來自民間，它的最早的第一個社團是「啟蒙社」；它的第一份民刊叫《啟蒙》。它的主要成員是受到階級歧視的賤民，是出身所謂「官僚地主」的「有原罪」和「不准出生」的人。它在天安門廣場公開貼出兩條大標語，旗幟鮮明地率先批判毛澤東和否定文化大革命；它公開發表「致卡特總統」一信，向西方提出中國的人權問題，由此開始了中美人權外交；它早在「朦朧詩」之前拉開了中國現代新詩的歷史序幕。它提出銜接「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斷層，其主旨和追求是呼喚東方的百科全書運動、自由精神運動、文藝復興運動、思想啟蒙運動，追求個體生命自由，弘揚「知識就是權力」。法國社會科學院高等研究院出版的「中國大陸民刊彙編」系列有據可查，這就是民主牆運動的最早的也是最主要的基本特徵，它同「幕僚模式」有何相關？！
民主牆時代，僅「啟蒙社」就曾收到過來自全國各地的三千多封來信，這就是它的真正的民間和群眾基礎。整個民主牆時期，全球曾為此發出過二十二萬條電訊，稱這場運動為「非毛化運動」、「揭開了東方文藝復興的歷史序幕」。先後在這場運動中出現者，有公開發表《世界人權宣言》的「中國人權同盟」以及「探索」、「今天」、「北京之春」、「四五論壇」、「沃土」等。民刊浪潮波及全國，如上海「振興社」的民刊「民主之聲」和山東的「海浪花」等。這一代人付出的代價極為慘重，各社團和民刊的主要成員都先後長期失去自由，他們的出身、經歷、思想性質和社會地位一般無涉於「幕僚」階層。這場運動最初出於利用也得到過鄧小平的支持，但最後也同樣是由他下令鎮壓。當時體制內的最先公開支持者是嚴家齊。另有一個值得一提的人是陳泱潮，他來自底層，曾一度下大獄而默默無聞，值到二十一世紀逃出中國大陸，才為外界所知曉。我是數十年後才在此次柏林大會上首次見到他，此人白髮蒼蒼卻聲如洪鐘，並且從昔日的無神論者變成有神論者，成了一名對這個世界真正滿懷悲憫和博愛之情的基督徒，從而受到人們的普遍認同和尊敬！陳泱潮對那個時代作出過一大奉獻，那就是為同時代人留下了他的一部政治學傑作：《特權論》。
民主牆運動以詩的火炬點燃，它與政客式的「幕僚」性質截然有別，它的主體精神就是反抗今天世界上最後一個邪惡軸心中國共產專制！過去如此，今天也如此。
年青一代的朋友余傑們如果關注歷史，理應還歷史的本來面目，還歷史一份客觀和公正的敘述。
最後，我要說的是，在極權主義毫無變化的情況下，生命的自由高於任何宗教理念和信仰！
對一個罪惡體制肆無忌憚地踐踏公民自由權利的一切反抗，就是今天中國的維權！中國民主運動和法輪功信仰者兩大群體的存在，就是這個時代最本質和最大意義上的維權！
我以為，這也是此次在柏林召開的「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的主旨，同時也是這次大會在中國民主運動史上由更年青的一代成功主持召開並獲得全球性普遍認同和支持的基礎和前提！
余傑們宣稱同美國總統的會見對他們而言是「做了一天美國人」；但我卻相信所有被迫無奈流亡海外者每一天都是無時不眷戀故國家園的中國人。
2006年5月31日「六四」十七週年前夕於美國匹茲堡
《自由聖火》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