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希特勒、史達林是二十世紀的三大暴君。雖說今日中國的毛澤東熱到底有多熱不無爭議，但是，既然在第三帝國覆滅後的德國沒有希特勒熱，在蘇共二十大後的俄國沒有史達林熱，而直到毛澤東死去三十年後中國卻還有毛澤東熱，可見毛熱確實是獨特現象，是需要我們分析和解釋的。
其實，我上面的敘述就已經暗含了答案的線索。第三帝國是被盟軍打垮的，希特勒戰敗自殺，德國被盟國佔領，納粹的罪惡受到徹底的清算。赫魯雪夫代表蘇共否定史達林，史達林的屍體被遷出紅場火化，史達林的錯誤受到雖然不徹底但也十分猛烈的批判。而在中國，毛澤東卻被中共當局作決議七三開，繼續奉為偉大領袖，對毛的公開批評剛啟動就減速就剎車，此後就是對毛的頌揚（儘管調門有所調整）。毛的畫像至今仍高掛在天安門城樓俯視眾生，毛的遺體至今仍安放於天安門廣場中央供人瞻仰。中、德、俄三個國家的政治氣候是如此不同，無怪乎有毛澤東熱無希特勒熱無史達林熱。
不錯，正如陳小雅指出的那樣：「在毛去世以後的，最早把毛澤東再次請上『神壇』的，並非他的『家臣』，而是南方的公共汽車司機。他們挂出毛像，看中的是毛的『命硬』。在他們的眼裡，毛一生大起大落，凶險無數，仇家如蟻；自家人損之八九，同道也皆無好下場；但他居然得以壽終，死在自己的病床上，從迷信的眼光看，實在是冥冥之中，自有操控的命運。」
但必須補充的是，這裡的「命硬」，是要把毛死後的命運也包括進去的。史達林也橫行霸道，也壽終正寢，但死後卻被焚屍揚灰，於是威風掃地，神光褪盡。按說，鄧小平是被毛兩次打倒的人，理當比赫魯雪夫更赫魯雪夫；事實上，鄧小平在許多政策上（尤其是在經濟政策上）的非毛化要比赫魯雪夫的非史達林化走得更遠，可是鄧小平們卻還是要繼續供奉著毛的神主牌位不敢動，這豈不更加證明了毛的「命硬」？設想，假如毛死後的命運和史達林一樣，也被斥為暴君全盤否定，也被焚屍揚灰，舉國上下深揭狠批，再加上老婆被抓，侄子被囚，毛該受到何等的嘲笑啊！在那樣的政治氛圍下，還會有多少人嘆服毛的「命硬」，把毛視為天下無敵的神靈呢？
由此可見，毛熱的興起，看上去是民間「自發」的，其實卻是被官方誘發的。九十年代初興起的毛熱不是官方有意製造的，它並不是官方有意圖行為的產物，但確實是其副產物。
2、對毛的崇拜是對權力的崇拜
公車司機把毛視為平安與財富的守護神，這說來實在荒唐透頂。普天下的統治者，沒有人比毛更見不得老百姓平安過日子發財致富的了。為什麼他們不拜別人要拜毛呢？就在中共領導人中，鄧小平不是比毛澤東更有理由被視為他們平安與財富的守護神嗎？其實，毛澤東之所以特別受到這些人的崇拜，不是因為他生前最保護人民的平安與財富，而是因為他擁有最大的權力，君臨天下，作威作福（按：「作威作福」一詞的本意是，一切權力統統歸「王」所有，一切恩惠唯有「王」才能施予）。毛獨攬生殺予奪的大權，人民的安危禍福全仰仗他老人家的意願，所以必須頂禮膜拜。
公車司機挂毛像這件事反映了中國一種傳統的迷信方式。在這種迷信裡，一個人或一個神被崇拜不是因為他善良與公正，而是因為他強大，因為他厲害。崇拜實際上是巴結，是諂媚，是行賄。例如過去的拜龍王。在中國神話裡，龍王從來不是善良或公正的化身。神話裡的龍王多半是凶暴的，任性的。只因為它掌握著既能造福又能為禍的水資源，所以老百姓才不得不求它拜它。
為什麼有毛熱而無鄧熱？那當然不是因為毛比鄧更善良更公正，那是因為毛比鄧更厲害，因為鄧只是毛的下屬，因為在權力鬥爭中，鄧是毛的手下敗將。對毛的崇拜無非是對權力的崇拜，而且是最純粹的權力崇拜。這和毛時代——尤其是文革期間——對毛的崇拜還有所不同。毛時代對毛的崇拜畢竟還包含有對毛思想的認同。那時，人們不但挂毛像，唱毛的頌歌，而且還讀毛著讀毛語錄，表示要用毛思想武裝頭腦，照毛的指示辦事，做毛的好戰士。而上述公車司機挂毛像這一類毛熱則無此內涵。他們之崇拜毛，僅僅是因為毛的赫赫權勢而已。
在權力崇拜的迷信者的心目中，那些在人間顯赫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們死後會成神成仙，他們生前支配人們命運，死後仍然能夠支配人們的命運。這和宗教信仰大不相同。宗教信仰大都相信因果報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既然毛澤東生前作惡多端，那麼，不論毛死後在人間還受到如何的尊崇，但是在信徒們心中，毛一定已被罰入地獄飽受無盡的煎熬。宗教信仰是對人世間不公正的矯正，而上述那種迷信卻是對人世間不公正的繼續與延長。
只要中共官方還在繼續崇奉毛，迷信者們就會繼續視毛為神化的偶像。李志綏寫完《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後不久突然死於家中，就有流言說李志綏是遭了報應。這個報應可不是宗教信仰的因果報應，因為它不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恰恰相反，它相信的是那個主宰中國人生死命運的暴君在死後依然擁有這樣的力量，暴君生前不可冒犯，死後也不可冒犯。
3、要消除一種對權力的崇拜，唯有消除那種造成崇拜的權力
因為權力崇拜是以權力為轉移的，所以要消除這種對權力的崇拜，唯有消除那種造成崇拜的權力。像現在這樣，對毛的清算與批判還只能在海外進行，在國內則只能零星地出現在非主流媒體，那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對毛的崇拜是對權勢的崇拜，這種崇拜是不問善惡是非的，只要死去的毛還被後來的權勢者們繼續尊崇有加，我們對他的批判就不大可能動搖毛在那些崇拜者心中的地位，有時說不定還會引出相反的效果（這當然不是說我們就不應該批判毛）。那些崇拜毛的人會想：毛真是太厲害了。他干了這麼多壞事，死了這麼多年，別人還是拿他沒辦法，不管你們怎麼揭露批判，還是不能撼動他的神主牌位。不服行嗎？
在八九民運中，三個湖南人向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像扔雞蛋，六四後被判刑（不是以損壞公物罪，而是以反革命罪），刑期竟比那些民運領袖還長。這表明在中共當局心目中，褻瀆神像是頭等嚴重之事。如今參觀「毛主席紀念堂」的人仍然絡繹不絕。中國歷史上的一些暴君，生前不可一世，人莫予毒，為所欲為，可是死後不久，甚至死後多年，被反叛者掘墓鞭屍，那以後，圍繞著暴君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光環就煙消雲散了。由此可見，為了消除那些迷信，我們常常需要消除那些象徵物。這也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呼籲將毛遺體遷出天安門毛紀念堂，摘除天安門毛像。當然，僅僅是消除象徵物還不夠，重要的是要消除被象徵物所象徵的那種權力。這就是說，我們必須消除由毛澤東所開創的共產黨專制政權。
4、惡的致命吸引力
不錯，在今日中國，大多數崇毛者恐怕未必像上述公車司機那樣迷信，以為死後的毛仍然擁有超自然的神力。但是他們對毛的崇拜也同樣是出於對權力的崇拜。
在《讀李志綏醫生回憶錄》一文裡，我曾對崇毛心理略加分析。其中寫道：「人生一世，誰不願意給社會、給歷史留下深遠的影響？這就是為什麼在今天，在毛的罪行已被日益揭露的今天，仍然有一些人對毛崇拜的原因之一。因為他們從毛身上看到了人追求不朽的強大衝動。至於說毛的作用是好是壞，那對於他們倒是第二位的事情。更何況，大姦若忠，大惡似善。現代暴君都穿有一件理想主義的斑斕外衣，崇拜者總可以從暴君身上找出某些合理或正確的東西。問題就在這裡：一個人，如果他不把善惡之分列於首位，如果他不珍視自己也不珍視他人的自由，如果他對暴君的罪行沒有憤慨以及對暴政下犧牲者的苦難不抱同情；他就很容易被暴君的巨大身影和輝煌成功弄得眼花繚亂，轉而向暴君認同，並從這種認同中自視高人一等。」
眼下正好有一個例子，簡直像是為我上面這段話作圖解。王安憶小說《遍地梟雄》裡的「大王」就是這樣一個毛的崇拜者。《遍地梟雄》寫到三個劫匪，為首者大王愛讀書，肯思考，出口成章，頗具性格魅力，對人生對世事有自己的一套見解，雖然干的不過是攔路劫車的小勾當，手下只有兩個小嘍囉，卻心雄萬夫，豪情萬丈，指點江山，志在天下。大王平生最看不上眼的是藝術家，說那是鵰蟲小技。哪比得上人家帝王，帝王只須玩泥巴（修長城，挖運河），就在地球上畫下了溝壑。大王感慨道：中國好啊！好就好在泱泱大國，國和民講的是普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崇尚一個大字，這個大字是指氣象。美國也很大，可是總統是選出來的，一點王氣也沒有了。四面八方談判，討論，分選票，再數選票，國不國，君不君。天下就是要打出來，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天經地義。大王最崇拜毛澤東，因為毛一身霸氣，什麼都不放在眼裡。從山溝溝裡巴掌大一塊地方打出個紅色江山。這就是氣象。大王帶領兄弟們驅車北上，最後要到北京，首先第一，就要去毛澤東紀念堂。
歷史學家高華在談到毛熱時指出：「毛是歷史上那種『超凡魅力型的領袖』，兼思想家和政治家於一身，所謂『君師合一』也。毛一生打平天下無敵手，即便應對世界超強蘇美兩國的領袖，毛也是游刃有餘，他可以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穿著泳衣會見赫魯雪夫；在自己的書房等待尼克森的覲見，此正適合中國人根深蒂固的『英雄崇拜』和『華夏中心』的心理。中國農民不理解，也不會接受華盛頓，但肯定敬畏毛澤東。在中國歷史上的統一王朝的許多情況下，統治者越強硬，統治手段越凌厲，百姓反而越佩服皇帝（當然有一個底線，即不能搞到官逼民反的地步）。因為中國人只崇拜強者，勝者，王者，毛的巨大的事功，毛的統治風格正好滿足了民眾的這種心理需要。」
其實，英雄崇拜，偉人崇拜，對王者氣象或霸氣的崇拜，都並非中國人或中國農民所獨有。按照黑格爾，人甘冒生命危險，追求純粹的聲名之戰乃是人的最基本的特性。用毛澤東的話就是「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人類之間的戰爭絕非只是為了生存。動物之間是生存鬥爭，人類不是。人不僅是為了生存而戰，更是為了榮譽，為了驕傲，為了顯示自己比眾人優越，有的乾脆就是為了稱王稱霸。這種為了承認而進行的鬥爭每每訴諸暴力，常常充滿血腥。正像福山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裡所問到的：「為什麼為追求象徵價值、聲名或認知而樂於殺人或被人殺的人，比那些接受挑戰也願意讓步，並將自己的要求提請和平仲裁或審判的人，更有人情味呢？」就因為前者出生入死，最能體現出人克服其動物性生存本能的偉大力量；就因為前者追求的是稱王稱霸，最能使自我意志得到淋漓盡致的充分實現。相比之下，在奉行「你活我也活」原則的民主社會裏，權力受到諸多限制，個人追求聲名或權力無需再冒生命危險，但因此也就使爭鬥少了你死我活的驚心動魄，不復有贏家通吃的血色輝煌，個人意志無從盡情任意發揮，那豈不是很不夠勁很不過癮嗎？
5、我們是怎麼轉變的？
如前所說，甘冒生命危險，追求不朽，追求承認，這本是人的最基本的特性。它是人性的，非常人性的。它超乎善惡之外，就像那句老話——「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它可為大善，也可為大惡。問題在於，那種你死我活的追求獨霸天下的鬥爭的結果每每導致專制獨裁，導致一個人君臨天下而億萬人淪為奴僕。由此我們就可以發現，對獨裁者表示崇拜是出於怎樣一種可笑的角色認同：你崇拜獨裁者，是因為你把自己想像成獨裁者或獨裁者的寵臣。為什麼不把自己想像成獨裁者之下的犧牲者呢？成為後者的可能性不是要大得多得多嗎？
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毛時代過來人——尤其是當時的年輕一代——的教訓刻骨銘心。想當年，我們也曾熱烈地崇拜過毛澤東。一來是崇拜他的偉大，二來是以為在如此偉大的時代，人生的價值將獲得更充分的實現。文革狂飆突起，毛鼓勵青年學生造反，一大批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突然被放在政治舞臺的中心受到萬眾矚目。這就極大地激發起年輕人的野心或曰雄心，激發起他們的表現欲亦即要求得到承認的衝動。當紅衛兵們宣誓「沿著毛主席的足跡前進」，高吟「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和「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時，那既表明他們對毛的追隨，又表明他們以毛為榜樣的自我期許，同時也表明他們自以為生逢其時，已經得到歷史承認並將得到更大承認的驕傲與展望。可是沒過多久，這一代就從飄飄欲仙的雲端上重重地栽了下來。我們終於意識到，毛的隨意揮灑的巨人氣象，是以他人不得隨意揮灑為前提的；毛成為巨人，是必然要以把我們都壓縮成侏儒為代價的。梁啟超批判君主專制時說：在君主專制下，一夫剛而萬夫柔。黑格爾也說過，在古代中國，只有皇帝一個人是自由的。毛時代則把這一點發展到登峰造極。毛澤東君臨天下凡二十七年，七億人只准有一個頭腦。毛澤東一個人霸佔著中國這塊大舞臺把戲唱足唱夠，害得其他人都枉過一生而輪不上任何獨立表演的機會。單憑這一點，我們就該徹底否定毛澤東。
就這樣，對偉大領袖的狂熱崇拜就轉變為對專制暴君的無比痛恨。1976年四五天安門運動就是這一轉變的最確切的證明。在四五運動中，最振聾發聵的一個口號莫過於那句「秦皇的時代一去不復返」。我們知道，秦始皇是一個多義的符號，他常常被當作暴君的代表，但也一直有人稱之為偉人，稱之為「千古一帝」。毛澤東自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不過在四五運動的那個口號裡，秦皇無疑是被當作暴君、當作大獨裁者的符號。這表明一種根本性的立場轉變：當人們提到毛澤東或秦始皇這類大獨裁者時，他們已經不再把自己認同於大獨裁者或獨裁者的寵臣，而是把自己認同於暴政下的犧牲者。在1979年全國13所高校大學生社團聯合主辦的文學刊物《這一代》的發刊詞裡寫道：「真的，很難設想，如果沒有四五這一天，我們的子孫後代談起這一代，將會說：」他們交了白卷！『一張只代表恥辱的白卷，遮掩了這一代人堅毅的面容。「可見，這一代痛恨毛澤東的最大原因不是別的，而是他們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嚴遭到抹煞（」一張只代表恥辱的白卷「）。
也正是出於這一點，我們開始理解了自由民主制度。自由民主制度並不否認人有追求聲望追求優勝的衝動或曰野心雄心，事實上，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正在於給所有人追求承認的衝動提供最廣闊的舞臺。正是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人們才可能最大可能地發展自我，實現自我。自由民主制度並不否定人的野心和抱負，它只否定專制獨裁，也就是說，它防止個別人意志的無限擴張從而堵死了其他人伸張意志的機會。它用野心制衡野心，用權力制衡權力，這就為其他人施展野心和抱負保留下足夠的空間。毛一度被稱作偉大的詩人。其實，毛詩詞的最大特點就是氣魄大。民主的政治領袖中也不乏文采飛揚之士，如伯利克里、傑弗遜、邱吉爾，但是你從他們那裡讀不到像毛詩詞一樣的大氣魄。正如同民主政治領袖常常做不出專制暴君所能作出的那種大手筆的功業。但是，那對於我們大家不是更好得多嗎？
毛時代的過來人，經歷了從對毛的狂熱崇拜到對毛的深切痛恨的轉變過程。只要我們把我們的經驗充分地傳授出來，至少可以使得以後的幾代中國人產生免疫力，不至於再為獨裁者的巨大身影而傾倒。可惜的是，由於中共當局壓制對毛的徹底批判，繼續維護毛的偉大領袖地位，頑固地拒絕民主改革；九十年代以來，中共還通過多種方式宣揚毛的所謂豐功偉績，再加上文學和影視中大張旗鼓的帝王故事，這就引誘一些人——尤其是那些不甘平庸、野心勃勃的年輕人——重蹈覆轍。
6、借鍾馗打鬼
有一幅廣為流傳的照片：東北地區的國企工人遊行請願，高舉毛澤東的畫像。
我們知道，今日中國的毛澤東熱主要是普通人搞起來的。一種流行的解釋是，因為普通的工人農民從來不是毛澤東政治運動的打擊對象，特別是工人，他們是毛澤東政策的受益者。而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他們又淪為最大的利益受損者。所謂毛熱，就反映了他們對毛時代的懷念和對現狀的不滿與抗議。這種解釋不是沒有根據，但不完整，不深入。
本來，在任何時代，總有一些人是既得利益者。相比之下，在毛時代，尤其是在文革期間，毛澤東幾乎把中國社會各階層的人都挨個得罪了個遍，以至於到頭來居然找不出哪一種人可以算得上既得利益者，那在歷史上倒真是很少見的。「四人幫」被打倒，舉國歡慶。全國人民——不分種族，不分階層，不分職業——都歡欣鼓舞地告別文革，可見文革之不得人心，可見普通人也不喜歡文革。
再者，一般人在對某一事物作價值判斷時，並非僅僅根據一己之得失，那還要看它是否符合公理，是否符合公正概念。如果人們意識到自己的幸福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他們就不大好意思炫耀自己的幸福。我並不想誇大人性中的公正傾向。我只是說，除非人們能對自己的既得利益予以合理化，否則，他們就很難僅僅因為自己是受益者這一點就去理直氣壯地維護那種運動或體制。希特勒搞政治迫害，發動世界大戰，其受害者主要是猶太人和外國人，相當數量的德國人並不是受害者，其中不少還是希特勒政策的受益者；可是在二戰後的德國，卻並沒有多少德國人公開表示對希特勒的懷念。原因就在於，德國人承認希特勒犯下了嚴重的反人性反人道的罪行，因此他們認為，即便自己是希特勒統治下的受益者，也不應該為之唱頌歌。
在《中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裡，於建嶸提到他和安源工人的幾次深入交談。不少工人，尤其是老工人，確實懷念毛時代。因為「在那個時代，誰要提到自己是工人，都有一種自豪感，現在呢？人家一頓飯的錢，就是我們一年的工資，而且我們的工資還沒保障。」老工人說：現在的生活確實好一些，但是社會不公平，我們工人沒地位。一般年輕工人並不願意回到毛時代。其實，那些老工人也未必真的願意回到毛時代。對於他們，毛是表達不滿的符號。
現在有種普遍的誤解，以為在文革期間工人的日子過得很好。事實並非如此。連林彪《五七一工程紀要》也講到「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文革期間，股市全面下跌，工人股也不例外。只不過相比之下，工人股跌幅最小而已。
老工人對現狀的不滿是不難理解的。對那些老工人來說，他們在年輕力壯的時候，在最需要自由的時候，他們被剝奪了自由；到如今，他們年老力衰，最需要保障，偏偏又失去保障。毛時代實行低工資制，這等於強迫大家買高額保險，後來搞改革卻輕易地把工人解雇，這等於吞掉人家的保險金。許多工人至今仍不肯拋棄工人是領導階級是國家主人翁的神話，不願意把自己僅僅視為雇佣勞動者。這看上去是對市場經濟的牴觸，其實有它的道理。因為當年共產黨搞公有制計畫經濟，企業屬於集體或屬於全民。然而在後來的經濟改革中，共產黨官員們卻利用手中權力把公產據為自己私有，形同搶劫，工人當然不接受。工人們有理由質問：如果我們工人不再是領導階級，你們共產黨憑什麼還是執政黨？如果我們工人成了打工仔，你們廠長書記的憑什麼就成了資本家？在今日中國，工人沒有言論、結社、集會的自由，他們進行集體抗爭要冒很大風險。他們抬出毛的畫像無非是借鍾馗打鬼。
7、懷舊情緒與商業品牌
前些年，《紅太陽頌》的歌曲磁帶一度風靡大陸。這不足為奇，就連海外民運人士開會聯歡唱卡拉OK，許多人也是唱的革命歌曲樣板戲。因為他們沒有別的歌可唱。因為那些歌曲陪伴他們走過了青春歲月，因此當他們回顧過去的時光時就免不了要想起這些歌曲。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一直變動不居，其變化的規模之大，令人身不由己；速度之快，讓人目不暇接。由於變化來得太猛烈、太頻繁，它使得昨天都顯得極為遙遠和毫不相干，而人又是那樣地不願意失掉過去，所以在中國，懷舊之風就很盛。當年毛澤東運用政權的力量，採用各種方式，從文字到音像，給中國人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打下深刻的烙印，使之成為國人集體記憶中的重要部分，所以當人們回顧以往的時候很難擺脫它們。這種懷舊又因商業化的力量而如虎添翼，但是它未必說明多少政治問題，因為這種懷舊只是出於情緒。它很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淡化——畢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記憶。當毛時代的人過去了，那種帶有毛時代特徵的的懷舊情緒也就過去了。
應該說，當今中國的毛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商業化的產物。商業講究品牌，講究知名度。當今中國，還有比毛更出名，更適合做招牌或品牌，更便於廣泛吸引顧客的的麼？韶山的農民說得很明白。他們說：以前，誰知道我們韶山呢？如果不是毛主席，特別不是因為文革韶山走紅，我們今天的韶山還是個偏僻的小山村，我們這裡的農民平均一人四分地，如果我們不利用毛老鄉搞旅遊商業，我們韶山的農民就要受窮的呀。陝西的農民說，翻身全靠共產黨，發財全靠秦始皇。我們韶山不也這樣麼，翻身全靠共產黨，發財全靠毛澤東嘛。希特勒比毛澤東更出名，用希特勒作商標，把希特勒的故鄉或故居開闢為旅遊景點，想來一定很賺錢。但是沒人把希特勒做品牌招徠生意，因為那樣做勢必會引發強烈抗議，甚至會遭到禁止或取締。這再次證明，誘發毛熱的主因還在於中共當局，在於中共當局對毛的維護和對批毛的壓制。
8、小結
把希特勒和毛澤東作比較頗有啟發意義。希特勒和毛澤東都是魅力型領袖，他們都曾經贏得人們的狂熱崇拜。在改善普通人的生活方面，在建立強大國家一雪歷史恥辱方面，他們都曾經取得過驚人的成就（在這些方面，毛不如希，甚至遠不如希——想想大飢荒就夠了）。他們的名字一度都成為國家和時代的象徵。他們都是暴君，殺人無數，害人無數。但不同的是，希特勒殺的害的主要是外族人外國人，毛澤東殺的害的主要是本族人本國人。毛澤東一生殺死害死了至少六千萬以上的無辜蒼生，其中本族人本國人起碼佔95％以上；還不是在戰爭時期，而是在和平時期，不是在打天下的時期，而是在坐天下的時期，不是對荷槍實彈的反叛者，而是對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包括自己的革命戰友。既然在德國都沒有希特勒熱，在中國更不應該有毛澤東熱。其實，德國人並不是沒有崇拜希特勒的，也許還不止一小撮，但他們多半在暗中，不會太張揚。在德國沒有希特勒熱。在中國卻有毛澤東熱（注意：中國的毛熱產生於九十年代，也就是六四之後）。於是我們又回到本文一開始就提出的論斷。是的，對德國無希特勒熱而中國有毛澤東熱這一點來說，除了用中德兩國政治氣候的不同來解釋外，還能有什麼別的解釋呢？
北京之春2006年6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