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一）由查出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毛澤東發動「三反」運動
（二）毛澤東領導三反運動的硬指標：「打虎預算」
（三）我經歷的三反運動：駕駛兵人人過關
（四）子夜，司藥姑娘吞下一瓶溴化鉀
（五）交代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
（一）由查出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毛澤東發動「三反」運動
中共建政在隆隆的禮炮聲中誕生，同時一場又一場席捲全國的政治運動也在隆隆的階級鬥爭禮炮聲中次第展開。毛澤東是不斷革命論的好學生。青出於藍勝於藍。他在實踐中把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論創造性地運用在中國，發展到一個嶄新的境界。
作為過來人，我清楚地記得，我們是高唱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聲進入1950年的，然後我們是唱著「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的戰歌進入1951年的——我個人是1月8日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參軍——參加軍事幹校離開上海的。
但是從中國的社會情況而言，1951年的主題詞是：
鎮反，土改——殺人的代名詞；
1952年的主題詞是：
三反，五反——「打老虎」的代名詞。
1951年10月23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全會上致題為《三大運動的偉大勝利》的開幕詞。所謂三大運動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
日曆翻到1952年，抗美援朝仍然在繼續，三反、五反代替了土改、鎮反。毛澤東為《人民日報》寫的1952年《元旦祝詞》宣稱，三反運動是要「將這些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毒洗乾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卷第1頁）這種浪漫主義的宣言不能說沒有煽惑力，但是且不說中共的階級鬥爭歷史，就是當今世界各國，哪個國家把貪污、浪費、官僚主義這些「污毒洗乾淨」了？毛澤東發動政治運動時，永遠是立足於道德的制高點上，造成任何人，首先是他們的政治局同僚們除了雙手贊成，別無選擇。
在毛澤東宣布三大運動取得偉大勝利的一個月後，毛澤東收到華北局11月29日的報告，得知天津地委書記兼專員張子善和前任地委書記劉青山的貪污問題，還查明他們「日常生活鋪張浪費，任意揮霍」的嚴重問題。此外，這時還查出幾個貪污浪費的案例。
1952 年1月4日，毛澤東批示：「各地如有需要殺幾個貪污犯才有利於發動群眾，亦可殺幾個。」（引文見於《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第19頁，往下只註明頁碼。）「但在一月份內只應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發動群眾檢舉，揭發貪污案件併進行審訊，而不必忙於處決。」（第20頁）
因此，拖延到2 月10日，張、劉二人被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處死刑，予以處決。當時我聽到內部一個傳說，當槍聲響過，毛澤東的刀下留人的急電送到刑場，但是晚了一步。那時沒有手機，否則，或許張、劉二人還不至於送命。傳說毛又認為給這麼兩個老革命處決太重。這是一個無法證實的傳說，權當一個佳話記載於此。不過，多數老幹部對於如此嚴厲的處罰，心裏是難以接受的，尤其是那些真有問題的人，哪能不惴惴然。
其實，毛澤東的所謂三反是「洗乾淨污毒」之說，是他的謎面，謎底則是階級鬥爭。他總是以階級鬥爭的眼光總攬全局，不斷發現階級鬥爭的新動向。他早就向全黨敲響過預防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的警鐘。現在有了張子善、劉青山的典型開路，正好證明了他的英明和預見，所以一場新的政治運動在他的胸中醞釀成一杯醇香而性烈的茅台酒。
毛澤東早年到過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在北京大學做過月薪8元的圖書館館員，而館長、教授，如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月薪是200——300元。他在上海給人家洗過衣裳，不一定就是靠此謀生，起碼也是作為職業革命家的掩護。作為一個農家子弟，對於人間的不平等心懷革命衝動的青年毛澤東，走到那種花花世界裡，滿眼看到的是燈紅酒綠醉生夢死笙歌艷舞的都市繁華，和自己的地位形成強烈的巨大的反差，心裏更加引起天然的敵視與無名的仇恨。我們可以借眼前的一個例子，破解毛澤東的心理態勢。這就是大家熟悉的馬家爵，一個雲南的大學生，因為自己太窮。人窮志短，承受不了同學的歧視，於是把同寢室的同學都殺了。馬家爵如果和毛澤東是同齡人，那麼就不會出此下策了，因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不但送來了馬列主義，而且還派人到中國來幫助中國人組織和建立共產黨。有了共產黨那就不只是殺幾個給自己翻過白眼的人，而是要把天下的不平等一掃光。
所以，站在西柏坡村的土坯房子裡，毛澤東就預見到「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現在出現了張子善、劉青山，正好證明了他的預見之英明之偉大，所以，發動三反運動在黨內理所當然地獲得了一致擁護，而且誰也難以提出反對的理由。
由共產黨自己提出反自己的貪官，當然可以獲得群眾的高調擁護，為革命的合法性提供堅實的論據。在中國歷史上，反貪官總是會得到群眾的熱烈支持的。一部《水滸》就是證明。
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從此，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為中心任務的 「三反」運動在全國機關、黨派、團體、部隊、學校、企業相繼展開。說句天地良心的話，當時的機關幹部，大體上還保持著打天下時的本色，吃的是大中小灶，穿的是藍色灰色的幹部服，住的都是接收的房屋。1951年我領戰士級班級的津貼費只有兩元幾角錢，當時的炒花生米4角錢一斤，所以干校營門口的小販編排我們說「窮不了一月，富不了三天」，直到1954年領副排級津貼費才增加到14元。大中小灶的標準是每天4、6、8角錢。總的看艱苦樸素還是蔚然成風，貪污浪費現象不能說沒有，但是畢竟不多不重，所以，下頭對於以群眾運動的方式開展「三反」運動開始時是頗為牴觸的，並不是聞風響應，雷厲風行。
決定下達後的40天，張、劉槍決，以殺立威，全黨全國幹部在稱頌偉大領袖的英明之餘，無不惴惴然懼懼然，一片驚警憬悟之聲，好像三伏天吃了一杯冰激凌，頭腦頓然清醒，這個「三反」運動也就遍地開了花。
（二）毛澤東領導三反運動的硬指標：「打虎預算」
毛澤東以在延安倡導實事求是獲得了美譽，但是在實際工作上，在領導政治運動中，他從來是反實事求是的。遠從江西蘇區搞肅反，整AB團，中經延安整風搶救運動，他發動了一波一波的政治運動，都是搞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有罪推定，逼供定案。每次運動都他要預先制定出整人指標，並且層層分解下達，不斷加碼，實行目標責任制。那些採取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刑訊逼供而完成任務的是好幹部，否則就是認識落後，右傾保守，或者本人有問題，或者有意「包庇」，視為「攔路虎」、「絆腳石」馬上成為被打擊對象。
因此，文革之後，在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共展開了歷史上空前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不但要平反解放後的大量冤假錯案，而且涉及了大批從江西蘇區時期開始、長征途中、延安整風的舊案積案。毛澤東留下了一個爛攤子，虧得胡耀邦出來收拾，給他「擦屁股」。今天我們可以假設一下：如果文革後中共在「英明領袖華國鋒」領導下繼續執行兩個「凡是」，拒不平反冤假錯案，今天的中國，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
毛澤東領導鎮反運動，規定了「殺人指標」：農村千分之一，城市千分之零點五。故此，1951年1月21日，他要求上海「在今年一年內，恐怕需要處決一二千人，才能解決問題。在春季處決三五百人……」（《文稿》第二卷第47頁）1月23日電報稱：廣西省「三個月中，正確地殺了匪首慣匪及其他首要反動分子三千餘人，情況就完全改變過來……」（第62、63頁）1月24日毛澤東給各中央局書記電報，指示「應當放手殺幾批」。（第70頁）2月8日電報指示：「應殺者均殺之。」（第112頁）2月25日指示北京市「在幾個月內，大殺幾批罪大有據的反革命分子。」（第139頁）3月18日，毛澤東在《轉發黃敬關於天津鎮反補充計畫的批語》中說：「各大中城市的鎮反工作，過去幾個月一般勁頭很小。這主要是由於領導機關對反革命的嚴重性及鎮反工作的極端重要性認識不足而來。從二月起，先有北京市，現在又有天津重慶兩市動起來了，這是好現象。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及其領導機關潛藏的最主要的巢穴，必須用很大的力量去對付，必須認真研究，周密佈置，大殺幾批，才能初步地解決問題。下面是天津的計畫，這個計畫是正確的。天津準備於今年一年內殺一千五百人(已殺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殺五百人。完成這個計畫，我們就有了主動。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島、廣州、武漢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個幾個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實的鎮反計畫。人民說，殺反革命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第168、169頁）3月24日又指示「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要大捕大殺幾批」。（第192頁）
總之，可以說1951年是殺人年，而且是有計畫地有比例的大規模地殺人。「大殺幾批」成了毛澤東翻來覆去下達指示的主題詞。毛澤東以殺人為「痛快」，覺得「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活脫脫地暴露出一個殺人狂的變態心理！但是現在，中共極力迴避鎮反運動是一次大規模的反人權的殺人運動。至於鎮反運動製造了多少冤假錯案、錯殺了多少無辜就成了永久的機密。
所謂三反運動，實際上是反貪污，至於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不過是陪襯。這三件事怎麼也難放在一起來反，何況是開展政治運動來反。反貪污採用的是凡管錢管物的人，都視為「犯罪嫌疑人」，要七斗八鬥一番，用了一個比喻說法，叫做打老虎。毛澤東領導三反運動，提出了「打虎預算」。這和「殺人指標」一樣，是異曲同工的說法，即要完成打虎的數量。「預算」本來是一個經濟學的名詞，因為毛澤東要避用軍事術語，所以借了經濟學名詞來表達「打虎」的目標數字，也算一個創造。
所謂「反浪費」，並沒有客觀標準，很難界定是非。「反官僚主義」更是一個虛擬世界，更難界定是非。6年後的1957年整風的時候，又把「反官僚主義」拉出來陪過法場，就可見三反運動，其實只是一反，反貪污而已。
貪污是一個典型的經濟問題。經濟問題政治解決。這就是毛澤東習慣的手段，可見他毫無治國之術。
在他的總導演策劃下，全國六大行政區為此你追我趕，不斷增加「打虎預算」，從幾百隻，逐步提高到幾千隻。
1 月24日，毛澤東批示：「每個大軍區系統(包括各級軍區和各軍)至少有幾百隻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敗仗。地方上每個大省也可能有幾百隻，每個大城市可能有一百隻至幾百隻，上海可能有上千隻。中央一級昨天還以為只有八十多隻，今天會報就有一百五十隻，可能達到二百隻。」
他的「打虎預算」與日俱增。2月11日《轉發華東局打虎預算的批語》說，華東局指示全區須打大老虎五千隻，中小老虎二萬隻。「這是全國各大行政區打虎預算最高數字」。 「華東軍區打一千隻大老虎的計畫，也是全國各軍區中預算最高的。」（《文稿》第193頁）然後他就要求各區必須大致和華東看齊。這是2月11日，過了兩天，13日，他又批轉華東軍區的報告，因為華東軍區的打虎預算翻了一番，增為大老虎二千餘，中小虎六千餘。於是他要求「各大軍區按照自己和華東軍區人數和經費的比例，酌情增加自己的打虎預算。」（《文稿》第206頁）到了17日，中南局又把預算提高為「大虎八千小虎四萬二千餘的新計畫」（第221頁）18 日，他又指示說，中南軍區打虎預算之大虎八百，只及華東軍區的一半，而且華東軍區將來大虎可能打至二千五百至三千。因此批評中南軍區「勇氣不旺」。（第 228頁）
1月23日，毛澤東發出《關於三反鬥爭展開後要將注意力引向搜尋大老虎的電報》指示：「凡屬大批地用錢管物的機關，不論是黨政軍民學哪一系統，必定有大批的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貪污犯(大老虎)。有些人以為黨的機關，宣傳和文化教育機關，民眾團體，用錢不多，必無大老虎，這是不正確的。早幾天還以為中央文教機關一個老虎也沒有，經過最近兩天的尋找研究，就發現至少可以捉到十五個貪污一億元以上的大老虎。因此，請你們注意，在每一部門、每一地區三反鬥爭激烈展開之後，就要將同志們的注意力引向搜尋大老虎，窮追務獲，不要停留，不要鬆勁：不要滿足於已得成績。在這方面，要根據情況，定出估計數字，交給各部門為完成任務而奮鬥。在鬥爭中還要根據情況的發展，追加新任務。例如中央一級，在一月十八日以前查出的一萬名貪污分子（其中有很多人款數甚少，情節甚輕，跡近貪污，實際不能叫作貪污）中，只有十八名一億元以上的大貪〔污〕犯。至—月十八日，認為可以再查出五十名。最近兩天又有增加。估計將來還有增加。」（《文稿》第三冊第87頁）「凡屬大批地用錢管物的機關」必定藏有貪污分子，這樣的有罪推定，算是哪家的邏輯？
毛澤東規定，「大虎」要判處死刑。「政府現在規定：只要貪污的情節嚴重，並有了確實的證據，不管他本人怎樣拒不承認，滿一億元或者不滿一億元，都可以定其為大貪污犯，判處死刑。」這話登上了2月2日的《人民日報》。請注意其中一句「不管他本人怎樣拒不承認」，都可以處以死刑。這是多麼可怕的指示。有了這個指示，要造成多少無辜的人頭落地。（《文稿》第三冊第127頁）所謂一億元，相當於改版後的人民幣一萬元。依我的記憶，以工資收入、物價水平比較，那時的一萬元，絕對不會超過現在的50萬元，因為50年來物價指數還沒有漲50倍。但是我不知道這條「大虎要殺」的政策指示是否執行以及如何執行的。如果執行了的話，全國殺掉的人數恐怕要達到6位數。
三反運動席捲全國，無一遺漏，從志願軍也要開展就可以證明。39軍因為轉入戰鬥，這才批准「主力停止打虎」。（第223頁）
現在，我們要計算一下，按照毛澤東的估算，華東軍區要打大虎2500——3000只，是一個什麼概念呢？當時，華東軍區和第三野戰軍合而為一，下轄8個野戰軍，還有若干獨立師、獨立團，以及蘇魯皖浙閩滬五省一市地方軍區與部隊，總計絕對不到100萬人，因為當時還沒有實行大規模的整編復員，人數比較多。假若以100萬被2500——3000除，那麼平均每三四百個幹部戰士中，就要打出一個罪至死刑的「大虎」。這樣的比例數，你相信嗎？我是1956年離開部隊的。我記得54、55、56幾年，我們華東全軍的後勤教育經費，每年不過三四萬元。大灶的供給標準大約是每月12元，以此計算，一個連隊每月的經費不到 2000元。1953年部隊進駐營房，每平米的造價是20元。因此要貪污一萬元哪裡那麼容易！假若幹部戰士平均三四百人中就能打到一隻「大虎」，那該有一片多麼豐茂的森林飼養藏匿啊！
今天回想「三反」運動，毛澤東唯一的遺憾是他沒有長命百歲。如果他真是活到百歲，就有機會聽到今天的民間牢騷：把處長們全部槍斃，就會有冤假錯案，隔一個槍斃一個就會有漏網之魚。假若他聽到這樣的民間流行語，那他老人家的「打虎預算」就不知怎麼制定了！
在過去五十幾年間，中國的老百姓遇到社會難題的時候，總是說，毛主席的經是一本好經，但就是被小和尚念壞了。說話的人，有的是真心實意，有的是不敢冒犯毛澤東，打著紅旗反紅旗。現在，我們終於找到了老根源，原來一切壞事都是出於毛澤東。因為他那本經是一本壞經，古往今來難以找到更壞的壞經，所以才造成神州空前的大災難。小和尚敢於胡作非為，或者被迫胡作非為，還不是因為念了毛澤東的那本壞經？
（三）我經歷的三反運動：駕駛兵人人過關
在親身經歷了三反運動五十幾年之後，再來閱讀毛澤東當時的「打虎預算」指示，特別是對華東軍區、對華東軍區後勤部門打虎的指示，我才認識到當時，我所在的華東軍區後勤部機關，為什麼對駕駛員、保管員、司藥要整得死去活來的原因。
毛澤東指示，「必須在整個軍事系統，特別著重在後勤部門」（《文集》第191頁）開展三反運動。
筆者當時雖然是在華東軍區後勤部，卻是司令部機關，而不是財務、軍需、軍械、運輸等職能部門或下屬工廠、倉庫、兵站，不經手錢糧物資，但是運動仍然是熱火朝天，晝夜兼程地進行。
當時，在我們機關，一方面是一大批不管錢財物資的幹部，組成工作組，分派到下屬工廠、倉庫、兵站去打「老虎」。當時稱貪污犯叫「老虎」。凡貪污一億元（貨幣改革後換算為10000元）者為「大老虎」。另一方面，機關中，只要和錢物有關的人，都成了「打老虎」的對象，一個一個地過關。
我們機關的駕駛班司機都是淮海戰役解放過來的，每人開一輛美制十輪大卡車吉姆西或六輪大道奇，經常是獨立活動。這些被稱做「解放戰士」的駕駛兵自然是惡習難改，他們能不貪污嗎？於是對每個駕駛員都要實行車輪鬥，逼他們交代盜賣了多少零件、汽油。批鬥的人分為兩批，晝夜換班，而被批鬥的對象，則不允許睡眠。許多假老虎實在承受不了這種車輪鬥，為了過關，只好順著竿子往上爬，要怎麼交代就怎麼交代，最後變成了「真老虎」。例如，我參加過一個打虎小組知道，一個駕駛員交代，他每次出車，把5加侖的手提油箱灌滿，開到某一聯繫好的地點，和守候在那裡的一個商人交換空油箱，賣得10元錢。拿10元錢到夫子廟嫖妓一次，下一次館子。於是，一次，兩次，三次，無數次，交代出的數額能夠嚇死你。領導也不想一想，整個機關用了多少汽油？有那麼多汽油讓他們倒賣嗎？
當時這種斗老虎的場面，是晝夜兼程，夜以繼日，其手段就是逼供。今天我們可以查到當時毛澤東的指示。他的確是告誡過，不要搞逼供信，可是他又不斷追加打虎「預算」，這叫下頭不搞逼供信怎麼可能呢？中共凡是搞政治運動就離不開這個法寶。它在中共歷史上由來已久。
韋君宜在《思痛錄》中說：有一次我聽到（抗大綏德分校）副校長講他們的批鬥原則，他說：「別人說反對逼供信，我們就來個信供逼。我們先『信』，『供』給你聽，你不承認，我們就『逼』！」這個副校長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鬧得全家慘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過1943年他自己說的這些話！
我們機關的保管員手頭管了許多破爛。因為我們接收的是國民黨聯勤總部的機關房屋，破七爛八的東西多得很。有人揭發，保管員的妻子探親回山東的時候，帶回了幾包袱衣物。於是在七斗八斗之後，還派了兩個人，佩帶武器，其中一個是我的室友，專程到他的山東家中翻倒，好像是萊陽一帶農村，結果空手而歸。
（四）子夜，司藥姑娘吞下一瓶溴化鉀
我們機關有好幾百口人，部長政委是兵團級或軍級幹部，因此設有門診部。門診部有司藥一人，是渡江南下的膠東女孩，二十出頭，大方開朗，對人隨和，沒有處方箋，找她要幾片阿斯匹林之類的常用藥也不難。反正看病吃藥又不花錢，大家天天在一起，吃一個鍋裡的飯，開口小張，閉口老王，因此這種平常藥給幾片不會出亂子。
她高高的個頭，白白的臉龐，長得滿清秀漂亮，特別愛乾淨，把一身黃軍裝洗成白軍裝，穿在身上總是熨熨帖帖的。和江南姑娘比，別有一番姿色韻味，可惜我忘記了她的芳名。那時我還不滿18歲，所以和這位大姐姐說話隨隨便便，心裏沒有藏疙瘩。
這位司藥是否有男朋友不知道，反正在我們那個膠東人佔一半的男人王國裡，是不愁追求者的。再說，當時結婚的限制級別從團級剛剛降低到營級，我們機關裡的營級幹部大把大把的有。所以這位司藥更是身價百倍，無形當中成了一位高傲的女神，許多男人只能仰望她的尊榮，渴望她的美貌。就是這麼一個女孩，把她鬥得服下了過量的溴化鉀，在一個夜晚，一命嗚呼。
為什麼要鬥她呢？因為當時的藥品大多是各單位直接到商店購買的，於是懷疑她在購買的過程中，是否拿了回扣。在逼迫她自己交代的同時，清查從解放南京以來，兩年半間的處方箋，一張一張地累計：阿斯匹林6片，璜胺嘧啶4片……，結果，處方箋還沒有統計完，她就永別了。進入整這位司藥姑娘的階段，我和另外幾個年青人被分配在門診部「打虎隊」，每天不是開會逼司藥交代問題，就是統計處方箋。
若干天之後，這天吃過早飯，全機關緊急集合，在小禮堂開會，有一二百人，氣氛突然十分緊張，臨時領導運動的某處長聲色俱厲地宣布，司藥姑娘已於昨夜畏罪自殺。她是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在她的遺物中，還發現了一本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更證明她是一個幻想變天的反動分子，因此開除黨籍，開除軍籍。
我真不敢想像她的父母收到部隊的「自絕」、「開除」通知書的時候，會怎麼想？他們能夠承受如此沈重的打擊嗎?
這樣的處理給每一個參加了革命的人，無疑是一個警告：這就是自殺者的下場！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他著重教育黨員，參加了共產黨就要準備接受黨內鬥爭的鍛練和考驗，不要怕委屈、打擊。這是黨性鍛練的必要內容，是共產黨員革命堅定性的表現。「少奇同志」——這是毛澤東及黨內同志對他親昵的稱呼——當然是針對延安搶救運動的後遺症而言的。我是真心實意讀過《修養》的，也目睹了「自殺者」的下場，所以以後我遇到最最艱難的處境的時候，沒有步這位司藥姑娘的後塵！
自己一走了之，當然是一了百了，但是，家人父母卻要為自己承受無窮無盡的災難！遺憾的是以黨性修養諄諄教育黨員的「少奇同志」本人，文革中自己連爭取「修養」的權利也被剝奪殆盡。這是我平生遇到的第一個自殺事件，那一瞬間真是驚心動魄，永誌難忘。
司藥姑娘自殺在子夜，屍體馬上派汽車拉走了。
前已述及，我們的機關是原國民黨的聯勤總部，「反動書籍」多得很，隨處可以拾到，平時好像並不忌諱，我是在接收兩年多之後才調去的，我身處的環境中反動書籍並不少，誰知道在司藥姑娘的衣物中怎麼會混進這麼一本勞什子。人都死了，怎麼也辨白不清了，真是倒霉！
我們要問：這位司藥姑娘為什麼要自殺呢？他能貪污嗎？這是不必追問的問題。那麼，既然清清白白，為什麼要走絕路呢？
在開始清查這位司藥姑娘之後，馬上就停止了她的工作，不許她進入藥房了，可是不知何時，她用盤尼西林即青黴素藥瓶裝了一瓶溴化鉀粉劑在身上，在清查、批鬥她若干天，她也絕食了許多天之後，在空空的胃腸中，她用一杯開水送下了這瓶溴化鈉，發現她吞服的時候，間隔不過三五分鐘，門診所最好的醫生在場，但是已經來不及，連搶救的餘地也沒有。她考慮得很週到：不死則已，若死則死定，否則，貽害更大。
這種準備週到、決心堅定的自殺，說明思想反動，更加可惡，更加不可饒恕，必須批臭，使其他的人決不同情，決不憐憫。
那麼，我們不妨設身處地地想一下，一個還沒有戀愛或正在戀愛的姑娘，一個二十來歲的女孩，一個追隨人民軍隊打仗渡江解放了南京的女兵，在她決心自殺的時候，大概唯一無法解脫的困惑就是人格的清白受到玷污。為了證明她的清白，為了表達她的憤怒，最後選擇了這麼一條絕路。
她對忠心耿耿追求的革命、對生命的期待、對人生未來的嚮往，對男人的追求戀人的熱吻，完全絕望了。
（五）交代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
不過，三反並不僅僅反貪污、浪費、官僚主義，還要整風，肅反。1951年搞鎮反運動，是就社會而言，在內部還有一個「忠誠老實政治自覺」運動，人人都要交代家庭、歷史、社會關係，以查出反革命分子為最終目的。1952年的三反運動也是以清查思想，交代家庭出身、社會關係結束的。
1952年4 月17日，毛澤東寫了《中央轉發輕工業部關於黨內外幹部普遍交代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報告的批語》。批語肯定了輕工業部「在普查方式上普遍填表，逐個由本人報告，小組討論通過」的方式，等等。（《文稿》第三冊第416頁）回想當時，大體上是按照這個步驟進行的。我可以分別舉兩個我見證的有趣的例子。前一個是交代經濟關係，後一個是交代社會關係。
先說交代經濟關係的故事：我們處的處長叫黃志遠，原來是24軍的後勤部長，抗美援朝回國後上調到軍區後勤部訓練處任處長，不過職級都沒有升。同時從24軍調出的還有軍政委彭柏山，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長，他後來成了胡風集團中的骨幹分子。黃志遠在早曾經做過華東野戰軍的後勤部長，因此和地方上的商人免不了要打交道。1961年拍過一部電影，叫《51號兵站》，就是描寫中共通過地下黨到上海偷購、偷運軍用物資的故事。解放後，這些冒著生命危險向中共出賣過軍用物資的紅頂商人，當然覺得是有功之人，登門敘舊，也是人之常情。黃志遠從朝鮮回國，軍部駐上海郊區松江，距離上海近在咫尺，所以就不斷有老關係前去拜訪。
黃志遠交代說，凡有登門拜訪的商人，都是在辦公室接待。如果到了開飯時間，就派通訊員帶他到食堂吃一頓「小灶」飯。如果客人進門帶了什麼東西，那時也不過是兩斤點心之類，就叫通訊員提著，連人帶物，一起送出營門。至於想通過他，拉關係，做生意，絕對沒門。因此，登門拜訪的這類客人，都心知肚明：黃志遠是無情無義的人，過了河就拆橋。
黃志遠的交代絕對沒有虛假。他十分注意「關係」，不用說和商人的關係，就是和「同志」的關係，也是絕不徇一點私情。他離開24軍後，從來不和24軍的舊屬來往。來信屬於私事，看完就撕掉，絕不回信，這是我親眼所見的情形。因此，他到了南京，從來沒有一個舊部屬拜訪他。我和他同在一個辦公室辦公，可以證明，從來沒有拜訪他的老同事老部下。他認為，離開了組織關係工作關係，就不存在什麼同志戰友朋友關係。任何超組織關係的關係都是有害無益的。這位1937年參軍、出生「破落地主家庭」的老幹部深深知道政治運動的厲害，時時警惕在心。當初彭柏山要是有黃志遠的這番心算，明哲保身，就不會栽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漩渦當中了。
這位黃志遠是福建莆田人，出身破落地主，上過高中，當過小學教師，抗戰開始，他參加了紅軍，後來和一位來自上海美專的朱姓上海姑娘結婚。他的妻子是團級處長。在農民成堆的革命軍隊裡，兩個知識份子結婚，免不了猩猩相惜，臭味相投，當然就更加和工農出身的幹部格格不入，即使成了高級幹部也是油是油，水是水，難以融合。黃志遠改不了孤傲清高的毛病，厭惡阿諛奉承，對上頭敬而遠之，動輒褒貶工農幹部，所以他的下屬，當然是文化很低的一些幹部，背後常常菲薄他。但是，像他那樣的業務幹部，能夠在一個晚上他口述，我記錄，寫出一篇幾千字的文章，發表在總後出版的《後勤建設》上，在當時是極為稀少的。肅反運動的時候，他已經調到後勤學院做高級研究員去了，我被打成小集團首領。處裡的同志們都說我是受了他的熏陶，被他影響壞了。幾年當中，在生活會上，我受到不斷的批評，毛病就是好逞能，好充能幹，好自作主張，好炫耀知識，好賣弄小聰明……，其實，我只是一個初中畢業生。
這話不能說沒有道理。黃志遠在做處長的兩三年間，在工作之餘，能夠和他隨便往來說話，或者沒有事也去他家的，大概只有我這個年紀最輕、級別最低的小幹部，但我心裏絕沒有討好賣乖、阿諛逢迎、巴結諂媚的想法。
再介紹一個交代社會關係的故事。那時，華東軍區的後勤部部長叫鄺任農，是兵團級幹部。他隨後調任民航總局局長，空軍副司令員，授中將軍銜。文革時期，因為民航局局長工作特殊，所以他的名字經常排在一大串領導人當中，出現在報頭刊尾。
他是1928年在江西尋塢參加暴動參軍的。鄺任農在領導人中，以嚴肅、不苟言笑、原則性特強著名，因此處長們流傳的說法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就是說沒有必須要請示鄺部長的事不找鄺部長，因為其他幾位副部長都比較平易近人。處長們如此，所以等而下之的科長、科員們就很少和鄺部長說話了。至於我這樣的小青年，只能看到他每天鑽進鑽出小車而已。
可是，三反時，有一天，開大會，是聽取鄺部長交代問題。據說，有人揭發，因為他老家房子塌了，他給來隊探親的地主老爸畫圖，設計房子圖樣。這可是階級立場的大問題。地主出身，你革命資格再老，級別再高，不能劃清界限，實行徹底決裂，就成了立場問題。這是一個極為敏感的問題。後來在文革中，周恩來在接見紅衛兵的時候，還要為自己的官僚地主出身反覆反省，就可見其嚴重性。遇羅克就是因為寫了一篇《出身論》觸及到共產黨的這根敏感的神經而被槍決。既然鄺部長有這樣嚴重的原則問題，那是不能含糊掩蓋包庇的，所以就有必要讓鄺部長本人親自向機關全體幹部交代說明。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聽鄺部長講話。
這當然是一個子虛烏有的傳言。鄺部長耐心地作了說明，予以否定。今天來絮叨五十幾年前的這個中將級領導的故事，不論是事件本身，還是處理方式，如此鄭重其事，叫人覺得是在說海外奇談，天方夜譚，匪夷所思。
不過今天事後想起來，這個鄺部長畫圖的故事，十分違情悖理。那時，假若有這種事，除了他的秘書，有誰能夠知道呢？鄺部長辦公室的門口，加設了一個崗哨。我們機關的幹部進門不用盤查，但在心理上就隔開了距離，所以處長門有了無事不登三寶殿的說法。他的家是於右任的舊宅，足有十畝，有一個警衛排駐守，願意隨便進去聊天的人，恐怕一個也沒有。結果造出了這種匪夷所思的故事。實在奇怪！
我們機關的三反運動，是由一位計畫處處長伊文領導的，因為機關的政治協理員趙某是營級幹部，級別低，不便直接領導。這位1938年入伍，有過延安整風經驗的伊文處長，把延安搶救運動的那一套整人的法寶運用得得心應手，左右逢源。他橫刀立馬，威風凜凜，在領導運動中大顯身手，令其他的處長們竊竊私議。由於打虎有功，三反結束，他被提升到總後的油料部做副部長。這位善於跟風的「左」將，在文革中又做了石油部的軍代表，名字經常排在余秋里、谷木之後為第三位，和他們並列，出現在《人民日報》上。至於在他領導下，發生了自殺事件，這是從來不會追究責任的。「左」從來是革命的表現。
這就是我經歷的「三反」運動。如今，中共談起政治運動來，彷彿還有一個「三反」運動值得肯定，因為畢竟它是反腐倡廉，也的確威懾了一段時間，但是這種辦法也只能在一定的時間內嚇死幾個膽小鬼的而已。不解決絕對權力的問題，就不能解決絕對的腐敗。幾十年之後來看，像這樣逼著全國不斷加碼地「打虎」，只要是管財管物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拉過來斗了再說，荒唐不荒唐？要製造多少冤假錯案？這樣能夠杜絕貪污嗎？
應當看到，第二、第三、第四代領導人，在反腐敗方面，沒有做毛澤東這樣的蠢事，搞人人過關，但如果也像毛澤東這樣做，那共產黨就自亂天下了。現在洪洞縣裡，誰能反誰的腐敗呀？！
毛澤東建立了一個孳生腐敗的制度叢林在先，所以即使年年整風，年年三反，直到白天「三講」，晚上三陪，人人學黨章，天天講「保鮮」，腐敗總是如影隨形，糾結如冤鬼，咬著共產黨的尾巴不放。
由此可見，三反運動，何功之有？！
中共經受了那麼多曲折，但是至今仍然走著一條危險的舊路——就是不斷樹立一個至高無上的領袖權威，由他獨斷乾綱。如果說在中國還不能實行民主政治，是因為人民素質太低，那麼，在中共黨內不能實行民主，是因為具有「先進性「的黨員、中央委員的素質還太低嗎？在一個腐敗已經蔚然成風的國家，沒有民主監督、沒有新聞自由，是否能真正遏制腐敗，我們只好拭目以待了。
但是，作為過來人，見證過那些打天下的人，當時，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尤其是來自農村，猛然走進花花世界南京上海的「土包子」們，大多還是比較清廉自律的。我舉一個例子。我的一位領導叫余為群，是揚州附近農村的小教，1942年參加革命，做區委書記。他經常念叨，抗戰期間和他同時的24個區委書記，有23個犧牲了，自己活著，還有什麼個人利益不能舍棄呢？他後來轉到部隊，做58師的作戰科長，在朝鮮負傷，回國治好炮傷之後，分到我們處裡。他在勤儉自律、清廉自守方面，幾乎是無可指責。這種情況，在當時應當是中共的主流。如果毛澤東在當時和後來不是發動一波一波的政治運動，鬥過來，鬥過去，鬥得洪洞縣裡無好人，而是一心搞經濟建設，一心搞民主政治，不和美帝蘇修爭短長，不圖紅太陽照世界，或許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形象就別有一番風景了。
這真是得也毛澤東，失也毛澤東！
（2006-6-2於山東大學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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