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中國政府這種言論本身就有問題。從來沒有人說過民主化國家不會發生腐敗，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在面對腐敗問題上的根本區別在於：專制國家缺乏監督機制，媒體是權力的喉舌，腐敗發生之後先拚命向公眾隱瞞真相。無法隱瞞之後往往不是處罰腐敗者，而是處罰揭露腐敗者。比如中國就是如此，不少記者因為揭露腐敗鋃鐺入獄，至今尚繫獄中的人士就有揭露原國家總理李鵬家族暴富內幕的軍隊作家馬海林、山西記者高勤榮等多人。而民主國家的媒體是自由的，且不說那些成熟的民主國家，即以民主化還不特別成熟的臺灣為例，最近趙建銘案件曝光後，入獄的不是揭發者，而是腐敗者。這就足以說明民主國家反腐遠比專制國家有成效。
但俄羅斯民主化後的社會演化歷程，確實給研究社會轉型的學者留下了一道相當大的難題，這道難題倒不是中國政府所說的什麼「戳穿了民主萬能論的神話」，而是中俄兩國改革的出發點不一樣，結果卻殊途同歸：中國只改經濟體制，至今仍然拒絕政治體制改革，權力市場化導致弊端叢生；而俄羅斯則由政治體制改革入手，後改經濟體制，而所產生的各種弊端卻與中國極為相像。
兩國政府均高度腐敗，在國際腐敗排名表上且總是被列為最腐敗的國家行列。兩國的共產黨精英均憑藉權力巧取豪奪國有資產，將自己變成暴富者，區別是俄羅斯的精英財產通過私有化途徑可以公開化，而中國的政治精英只能做隱蔽的富翁或到國外做富翁。兩國的司法系統與軍隊都高度腐敗，社會貧富差距極度懸殊，黑社會組織對政治經濟生活都大規模滲透。而政治上兩國卻殊途同歸。中國一直拒絕民主化，目前正由鄧小平時代的威權體制一步步走向新極權政治，政府更在不斷製造大量的政治異議人士；而俄羅斯雖然經歷了民主化，現在卻正由一心想做彼得大帝第二的普京總統帶領著走向一條與民主化漸行漸遠之路。
中國有些人對這個結果心中竊喜。在一篇題為「俄羅斯民主化時代的政治腐敗——再論『民主不是萬應靈丹』」的文章中，文章作者總結了民主化帶來的種種「弊端」 之後，借用他人的口總結說：在葉利欽的統治下，「民主成了禍根 ──民主派人士的稱呼成了『騙子』的同義詞。這兩個曾經被想像為引導俄羅斯邁向西方式未來──私有化和民主化──的概念現在已經名聲掃地。在莫斯科街頭，人們開始將民主化稱之為『掠奪化』，而將民主政治譏諷為『骯髒的政治』」。作者特別強調，俄羅斯成了一個民主國家但卻並不被美國和西方國家接納和包容的事實，以及俄羅斯從一個強國、大國走向衰敗的歷史教訓，更是中國當前片面追求「西方化」人士所應當深思的。
其實，俄羅斯改革後的問題並非民主化本身不可避免的。東歐各共產黨國家的情形，特別是波蘭、捷克等國，就較少出現中俄兩國的轉型期病。
俄中兩國改革中的種種弊端，其實肇因於這兩個國家改革前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結構。與俄中兩國不同的是，東歐國家的共產黨政權是蘇聯紅軍用坦克從外部強行輸入的，所以還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一些自由經濟、市民社會、獨立思維的殘餘，捷克當年的布拉格之春即是一例。一旦蘇聯解體，東歐的共產黨政權無法再用強力支撐下去，這些國家新建立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能夠比較順利地取代共產制度。
而中、俄兩國則是共產黨通過暴力革命奪取並鞏固政權的國家，是共產黨革命的原發地，且經過半個世紀以上的共產黨極權統治，自由經濟、市民社會及非共產主義價值觀念等經過反覆鏟除之後，幾乎蕩然無存。在這樣的國家裡推行民主化與市場化改革，而又不對共產主義價值觀進行清算，其結果必然是共產黨精英乘機劫持改革為己牟利，而民眾則習慣於威權統治，缺乏公民意識。所以，共產黨革命原發地國家的改革和轉型非幾十年不能收功，社會轉型期可能未必短於共產黨以往的統治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