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底，評論家李劼來京與我有過一次長談，他略顯誇張地說："哪怕僅僅為了個人利益的公正待遇，獨自在大學校園公開遊行一次，其意義並不亞於大家跑到天安門廣場去。"那時，他為自己的職稱，為評論家胡河清之死，在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張貼大小字報，實踐了自己的維權思想。
和我一樣，李劼屬於在八九民運後被處理的「動亂分子」，在人們仍習慣於政治性宏大敘事的言說方式時，他把思想的觸角探入個體維權這個領域。他的思路啟發了我。
事實上，權利意識的形成是無法阻擋的歷史潮流。近年來，維權迅速在中國普及，以高智晟為代表的人權律師群體在政治抗爭上的異軍突起，也是從援助個體維權開始的。任何時代，侵權總會引起當事人的反彈，尤其當受害者的生存和尊嚴受到嚴重侵犯時，他們往往會放棄忍讓而選擇抗爭。這些抗爭大多是非政治性的，一般只關乎利益，是這個社會的公正機制失靈，尤其是政府動輒以"影響穩定"壓制人時，其就可能上升為準政治性行為。比如說，成千上萬的上訪者聚集北京。這些上訪者初來北京時，本沒把自己受害和政治聯繫在一起。他們只是要求維護個人權益，而保護個人權益是道德與法制的基本目的。但是政府把他們作為不穩定因素，進行截訪抓捕，而他們對此抗爭，向政府爭取上訪之權，於是事情就有了政治性。因此任何明智的統治者都不應允許將一般維權事件定性為政治行為。在中國人的生活中，"政治"是個讓人恐懼的概念。本來普普通通的矛盾糾紛，一旦被打上政治標籤，就幾乎沒有解決的可能了。
受迫害者的維權行為，會受到權力和社會的壓力，在這時候，受害者個人的堅持至關重要。每個人都有權利也有義務對自己遭受的迫害進行持久的追究。每個受害者，應當首先盯緊對自己實施迫害的人，放棄意味對迫害者縱容。追究迫害罪責，與傳統的復仇事件，既相似又不相同。首先，從罪責承擔的意義上講，一切惡行均將有惡報，在實施迫害者道歉謝罪之前，作為個人有權利要求對他們進行懲罰。但應該意識到，在法律和非個人暴力的框架內解決問題，應該是人權受迫害者維權的首要選擇，不僅因為其風險和代價相對較小，更因為這代表公義和理性。同時，我們需要說出迫害者的名字，要迫使他們道歉，對自己的行為進行反省和懺悔，並承擔法律責任，在此基礎之上，才有寬恕。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中庸以及忍讓的觀念，對於解決人際糾紛，協調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無疑是有價值的，但是在大道不暢的年代，當公共權力不能伸張正義時，首先以個人公開追究那些侵犯人權者的罪責，是合理的，其促使社會走向公正。
掌握權力的迫害者有個特點，他們總是以「影響穩定」為藉口，打壓受害者維權。許多侵權事件的受害者，如強拆中的上訪者，就是被冠以「影響穩定」、「擾亂社會」的罪名，被毆打抓捕。
目前這個體制，本來就是泛政治化的，中共面對「不穩定因素」嚴加防範，寧可錯殺不可放過。專制體制和不法官吏合在一起，利用權力無所不為，一方面是貪污腐敗，一方面是對百姓的掠奪和迫害，他們蔑視人權，"捏死個人就像捏死只螞蟻"。中國傳統陰柔文化的影響，幾千年皇權的控制，使中國人過分順從權力。百姓或者忍耐再忍耐，或者以暴力的方式，將整個社會綁上復仇的戰車，玉石俱焚。中國文化似乎一直對個體的抗爭行為不甚讚賞，喻之為"以卵擊石"，、"胳膊擰不過大腿"，人們息事寧人委曲求全。這與我們在西方文化的自由精神截然不同。
中國文化的順從導致一個結果，那就是官吏不以迫害人為懼。在他們看來，對順民欺負就欺負了，即便有出頭鳥、愣頭青出來，扣上反聖上、反對黨反政府的帽子，輕易就鎮壓了。於是官吏越來越猖獗，迫害人越來越肆無忌憚。因此，受迫害者絕不能一味忍讓，忍讓就是對迫害者的縱容。中國現處在一個既無完善法治體系，又無傳統道德的轉型時期，權力普遍腐敗和為所欲為，社會無公正可言。在這種情況下，個人抗爭雖然未必能兌現公正，但是其會推進社會進步，增加社會公正的因素 ；而忍讓卻一定不會換來公正，反而縱容不義，助長惡，使善良的人更深地陷入困境。我絕不是宣揚清算，也不是主張報復，但不能讓人權迫害者，永遠躲在「政府」 和「穩定」的後面，持續實施迫害。
對一個個被政治分割，被經濟壓榨的個體而言，抗爭至少應當包含以下內容：為了自己的合法權益，不要輕易低頭；在被迫低頭時，不要放棄內心的堅持；始終拒絕遺忘，拒絕放棄追究；用公正作為武器，讓人權迫害者生活在比你更重的心理壓力之下；尋找一切可能，將他們送上法律、道德和歷史的審判席。
如果沒有受迫害者自己的堅持，隨著時間的流逝，人權迫害者的惡行可能就會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在中國"歷史上人權記錄最好的時期"，侵犯人權事件每天都在發生，而且數量巨大，只有通過每個人的堅持，才能讓人權迫害者有壓力有懼怕有收斂，只有這樣未來的中國社會才會走向坦途，民主、自由、人權這些普世觀念，才會成為被全社會接受的牢固的政治、道德和生活準則。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死死糾纏住那個迫害你的人，就是為整個社會的未來尋找光明。我們的幸福與尊嚴，是一個整體。這是個人「恩怨」，同樣也是受迫害者不得不承擔的社會責任。
原載《人與人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