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最近半個世紀流行的說法，很早很早以前，人類被分為兩類，一類叫奴隸主，一類叫奴隸。過了一些世代，一類叫地主，一類叫農民。再後來，一類叫資本家，一類叫工人。
歷史延伸到最近半個世紀，中國人的分類方法有所改變，一類叫作農業人口，一類叫作非農業人口。這兩類人的社會地位，他們所擁有的經濟資源，他們的勞動方式和分配方式，他們在社會各種階層和各種行業中流動的權利和機會，樣樣都判若天壤。在這個歷史時期，除了死刑之外，政府對自己認定的壞人最大的懲罰就是讓他像農民一樣從事農業勞動。虛構藝術中對一個生命最大的折磨就是將他打入地獄變成厲鬼，在我們時代的現實生活中則坐實為打成農民。小時候我常常聽大人說：「我們種田的還怕什麼？我都已經是農民了，他再怎麼治我也不過是讓我種田，他抓我坐牢也還是讓我種田，他還敢不讓我幹活？」一句牢騷話，表明農民已經處在社會的最底層。
我的老家是江西省某個農村。我十七歲那年考上一所學校進城唸書成為遠近聞名的事件，人們當然羨慕我因為戶口轉為「非農業類」而改變了命運，但最基本的羨慕還在於我從此以後可以吃上一口飽飯。他們越是羨慕我，我越是知道我是農民的兒子。
走進大都市以後，我才知道實際上我們家鄉山清水秀，比地獄漂亮多了。我這幾年甚至常常想回家鄉定居。但這並不意味著我把家鄉誤讀作天堂。經過最近二十多年的社會變革，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的基本格局依然沒有改變。我們考慮中國的問題，很少將農民視為中國的一個群體而納入視野之中，很少把農民作為一個完整的人來考慮他的需求、權利和感受。比如討論圖書館、博物館等等文化設施建設問題，討論健康保障體系、國民福利待遇、國民權益、老年人生活保障和文化娛樂、弱智殘疾人員救助等問題，農民肯定不在其中。
我每次回農村都有一種負罪感，雖然我在城裡只是一般的市民，並沒有過上富足的日子，但一回到農村就感覺自己在城裡擁有的太多，面對農民覺得不好意思。我的穿戴比他們好一些，回家過年是坐硬臥，他們則是坐硬座，有的甚至是站回來的。他們每年在外面奔波，外出打工大多是做泥瓦匠、木匠，基本上在汕頭一帶搞土建。打工很辛苦，卻賺不到多少錢，一年到頭夫妻雙雙也不過能攢下幾千塊錢，有的到年底還拿不到全款，只能領到一千多塊錢。在政府總理出面講話之前，政府沒有什麼有力措施為農民討工錢，許多人的工錢一拖幾年，最後甚至竹籃打水一場空，農民沒有任何地方可以申訴，沒有任何法規或者政策能夠真正維護他們的權利和利益。
有一年我在6月份回過一次家鄉，在村裡住了一個多月。發現村裡的青壯年男子全部出去打工了，有些年輕女子也出去了，在村裡悠悠走著的多是老人和小孩，感覺空氣裡有幾分淒涼。留下來的那些家庭主婦，大抵都是一臉的蒼白、蠟黃，一看就是嚴重的營養不足。她們除了要忙地裡的活兒，還要操持家務，三頓飯就隨便打發了。這些婦女的犧牲精神很強，只要是老公和兒子出去打工了，一般都捨不得吃點好東西，只有來了客人，才會想到買點肉吃。那次回到北京以後，我有很長一段時間滿腦子都是農婦們嚴重營養不良的面容……
農民的生活如此不堪一擊，而現在城裡很多有錢人提倡定期體檢，已進入保養階段了。兩者一對比，農民的生存狀況是多麼艱辛。最近，我老想寫一篇文章，題目想好了，叫作《咱們村的非正常死亡》。我在那個五百人口的山村長大，卻見證了許多非正常死亡。十多年前，樂平縣一家小煤窯著火，燒死了二十多個人，我們鄉死了七個，其中我們村有兩個人。這兩個人當時都只有三十幾歲，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時期。煤窯燒起來以後，窯主立即把窯門封閉起來以切斷氧氣，防止發生更惡劣的事故，那些死難者的遺體就這樣捂在裡面化為灰燼。
家裡人只能拿幾件他們生前穿過的舊衣服堆了一個衣冠塚，妻兒老小都在淚水中艱難度日。那次煤窯著火發生在元旦那一天，我們村裡那兩位死難者都是12月31日趕到煤礦的，想掙點錢回家過年，哪知道第二天就把命搭進去了。迫於生計，我們村里許多人不得不從事這種最危險的工作。有的人至今還年年去樂平的小煤礦挑煤。我每年春節回家見到他們，都為他們能夠活著回家過年而感到慶幸。
近些年農村好的變化肯定也有，生活水平確實有所提高，日用消費品等生活資料比我們小時候要豐富得多。體現在飲食方面比較明顯，七十年代末，在農村一年到頭吃不到一次水果，但現在小鎮上的水果攤並不少見，村裡的小店也常常兼賣水果，親戚往來經常有人會拎些水果。我小時候我們那個鄉一天只賣一頭豬肉，而且只在集鎮上賣。現在稍大一點的村子裡就有個肉攤子，一個攤子每天賣上二三十斤沒有問題。在住房方面，現在蓋樓房的農民也不少，兩層或者三層的小洋樓，雖然外裝修色彩調配不當，常常讓我感到刺眼，但能看得出是花了很多錢的。當然，他們一般都是靠打工或者做生意賺些錢才蓋得起樓房，靠種田是絕對不可能的。
但無論這些東西怎麼變化，農村最根本的東西沒有變，主要是農民的命運沒有改變，他們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沒有改變，還是幾乎被排斥在社會體制之外。
我在家鄉見到過不少水災，那些顆粒無收的災民依然要向鄉村兩級組織交上各種費用，而他們所得到的救災物資，常常只是每家分上三兩斤麵條。一個鄉政府養著百十號人，湖北省某個鎮，光是憑關係來的臨時工就有四十八人，加上國家幹部恐怕得有幾百人之多。他們個個都是向農民要錢的。這幾年一些知識份子在努力呼籲落實農民的國民待遇問題，我覺得這些要求太高了。對於中國農民來說，最切實的是給他們起碼的生存權利的問題。
農民的休閑時間，除了看電視就是打麻將，基本上沒有其他的文化消費。電視看的大多是十四寸、十七寸黑白電視，而且那些節目實在無聊透頂。打麻將都是會來點小刺激的賭博，這種風氣在農村很普遍。農民用電的節約程度不是城裡人所能想像的，能關燈盡量關，燈泡都是用瓦數很低的，那種光線讓人昏昏欲睡。
這種昏昏欲睡的光線正好暗合了農民的心境與命運。家鄉的兄弟們對未來生活的嚮往，無非就是每年出去打工能順利地賺些錢回來，縣鄉村的統籌提留款等等不要每年往上漲，家裡能蓋起一幢樓房，以及祈願家裡人不要有什麼病災……如此而已。至於其他諸如賺更多的錢，把自己也變成城裡人等更美好的願望，則根本不敢想。那種能夠掙上很多錢在城裡買房定居的人，在我們那一帶極少，一般是好幾個村子才能出一個這樣能幹的人，一般的農民不可能有這麼大的理想。
農民對自己的處境和命運非常清醒。他們誰都知道自己是人下之人，知道自己即使具有治國之才也不可能有自己的舞臺，哪怕到鄉政府做一個小嘍囉也不可能--因為小嘍囉也是體制中的人，而他是體制之外的人。他們長期處於欲說還休、大痛無言的狀態。
最近幾年，一批對社會具有高度責任感的學者不斷就三農問題發出呼籲，「農民真窮，農村真苦，農業真危險」幾乎成了全社會的共識。政府也在不斷調整農村政策，宣布要逐步給農民減稅，還要提高農產品價格。農民因此很受鼓舞。但願這是一個好兆頭。
在我們村裡，通過讀書考學走出鄉村，改變自己命運的大概是二十多人。這些吃上「皇糧」的人有的留在鄉村學校教書，有的在深圳、杭州、南昌等地工作，在北京的就我一個。讓子女擺脫農民身份是一個農民所能想到的最大夢想，如果自己的孩子能夠過上城裡人的日子，這對於一個農民來說就是最大的光榮。
我和弟弟考上大學，轉成非農業戶口以後，我哥哥深有感觸地對父母說，以後他們的子女就是城裡人，不再是鄉下人，我的子女卻還是鄉下人，這一家人的命就不再一樣啦。他們即使有機會走進城市，也只是在腳手架上揮汗如雨，如果他們敢於在街上逛一逛，整個社會體制都會對他們保持高度警惕，陪伴他們的是各種審視、詢問、各種收容搜查甚至拘押等等。
那些四處打工的兄弟姐妹越是羨慕我的生活，我越是感到無地自容。在他們面前，我確實有一種背叛的感覺，因為自己沒能跟他們一起承受祖祖輩輩遺傳給我們的命運而負疚不已，好像因為我的逃脫而增加了他們的苦難。當然，事實上我只是沒有用跟他們一樣的方式承受那些東西，我所承受的命運的摧殘比他們也少不到哪裡去。而且我是躲在城市的夾縫裡獨自承受、獨自咀嚼。這種絕望是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的。
我作為一個農民的兒子，思維總是受到這種身份的牽扯。每次看到城裡的老太太或者年輕女性牽著一條小狗遛彎，我就想她們與其和一條小狗交流，還不如與人交流，如果收養一個農村的孤兒，不比養一條狗更有感情、更有意義嗎？時下這個社會為什麼如此難以進行人性的溝通？那些有錢人如果能把自己富余的財力、精力轉移到社會公益事業上來，不是對社會更有益處，而他們的幸福生活也更太平嗎？我這話要是說出來，人家也許會覺得我不近人情。可是我自己覺得這才是最近人情的想法。我心裏裝著那麼多鄉村孤兒，他們的命運比城裡的一條狗艱苦許多，我由狗的境遇聯想到人的境遇不正是人之常情嗎？
我也經常告誡自己，不能每時每刻都用這種眼光審視城市，尤其不能用這種眼光要求別人。但是，發出告誡的是理性，支配理性的是本能。用農民的眼光看待世事，已經是我無可更改的本能。
有一件事也許有點奇怪。我在情感上、理念上如此強烈地關注農民，思維與農民基本一體。但我從事寫作這麼多年，卻從來沒有為農村寫過一本書，沒有為農民說過一句話，我常常因此感到慚愧。雖然早年農村生活的經歷對於我的人生發展和寫作生涯有著很大影響，我剛剛寫完的長篇小說《大地荒寒》就是以鄉村生活為背景的，但是我所提煉的文學主題卻與農民的命運無關。我沒有從社會正義、國家體制、農民權利這些方面來寫，而是從一切生命所必須承受的普世苦難這個角度來寫，類似於佛家所講的生老病死現象，這與農民顯然還隔著一層什麼東西。
農民自己沒有話語權利，當他們的兒子進了城做了文化人，也很難為他們說上話。當下不少非農民家庭出身的賢達人士正在為改變農民的境遇而竭力呼籲，我一聽見他們的聲音就恨不得向他們脫帽致敬。可是，真正知痛知痒的話，又哪是局外人所能說得出來的。農民別說改變自己的命運是如何不易，就連傳達出自己的聲音都十分艱難。
所有的農民都本能地希望通過兒子進城改變家庭的命運，可是所有這些努力都不過是複製電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護」的故事模式，留下來作為後盾的不堪一擊，固然難免一死，逃脫者面對親人的淪陷更加無能為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長嚎。
很多農民的兒子進城以後根本不想讓人知道他是農民的兒子，原因就是我剛才說的迴避心理。我卻在所有場合告白我的身世：我是農民的兒子，我是僥倖逃出來的那一個。
我進入國家體制二十多年，進入大都市十多年。我因為是農民的兒子而嘗盡了無論是城裡人還是鄉下人都永遠不可能知道的千辛萬苦。儘管如此，我從來沒有因為自己是農民的兒子而在城裡人面前慚愧過，但是在內心的一個隱秘的角落，我時時刻刻都感到慚愧而又負疚——那是面對我所來自的那個群體的原罪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