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在大陸的統治則只有38年，國民黨統治大陸只有22年。
這38年民國統治，的確戰亂頻頻，卻是當時世界民主和專制較量的大勢所致，更是共和國嬰幼兒時期人心妄動的結果。但走過這個歲月裡的李慎之、於光遠、劉賓雁、許良英、蘇紹智、方勵之、李澤厚、萬潤南、陳一諮們卻並沒讓我們認識到這一點。以至於當高爾品變成辛灝年來做「誰是新中國」的歷史辨析時，他幾乎是從黑暗中摸索。這使不僅使得辛灝年挨罵，還讓我們痛罵國民黨。
的確國民黨沒有在大陸實行普選，也沒將國民培養成合格的公民，但國民黨統治大陸22年國民是有自由是被當人看待的，沒有比戰亂還可怕的頻頻的政治運動，卻有萬象更新的「黃金十年」和艱辛的14年衛國戰爭的堅守。但是，是李慎之、於光遠、劉賓雁、許良英、蘇紹智、方勵之、李澤厚、萬潤南、陳一諮們協助中共創建黨文化，讓我們及我們的孩子們居然相信國民黨是「刮民黨」。
由於李慎之、於光遠們往日的努力，青天白日寓意的光明中國的追求被肆意抹黑，而共產黨殺伐氣息濃烈的錘子鐮刀血旗和五星紅旗——黑夜裡才有星星，血凝固後鮮紅就又髒又暗——明顯寓意的黑暗中國的現實，居然成為這樣的歌：紅星照我去戰鬥，大同世界殺出來！仲維光的研究結論是比較到位的：李慎之、劉賓雁們使得共產黨寬鬆了一些，但他們絕不是自由民主追求者的思想旗幟。
從文革到八九年中國的彎路和李慎之、於光遠、劉賓雁們有直接的關係。
他們阻礙和誤導了作為後輩的我們的民主化奮鬥道路。他們入錯共產黨，選擇了對民主和自由威脅最大的極權主義和革命、以及它的政治及文化，卻從沒反思過，這引導著我們對知青荒唐歷史的無悔、對六四時後的政治檢討、對「法輪功自焚偽案」後的謾罵缺乏道德上的擔當和懺悔。他們不願面對一生與「文化革命」和共產黨血肉相連，引導我們不願面對一生接受中共邪惡文化教育頭腦裡充滿了邪知的事實。他們對二十世紀歷史和政治、思想的認識，對文化和傳統的看法，對共產黨的定位和分析，沒合上世界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想潮流，引導我們深受中共傷害卻長期認識不清中共是什麼，至今不願相信法輪功正在以講真相的方式書寫清除中共的光彩奪目的嶄新歷史。他們之中相當多的人以保持學生運動純潔為名在六四時期遠離運動、遠離歷史冷眼旁觀學生們在第一線受難，引導著我們今天許多人以各式各樣的理由遠離法輪功講真相活動——或冷眼旁觀或冷嘲熱諷傳九退三——坐視法輪功學員受酷刑迫害、器官被賣、活人被焚。他們身體力行帶我們走一條絕對走不通的路：改良比納粹黨更為邪惡的極權主義強權。
仲維光先生在《從追隨專制到逃避自由》一文裡對我們的父輩——李慎之、劉賓雁們——的批評話語中，「防火牆」之比喻最為生動形象，讓人有醍醐灌頂之感覺。客觀地說，李慎之、劉賓雁們是中共黨員中的好人和精英，卻不是什麼中國精英（從來都不是）。他們因其「好人和精英」形象而干的對中華傳統與文明世界的抹黑和輕蔑的活，使得至少三代人的頭腦如同中共國裡使用的電腦——裝上了把外來網路資訊當病毒隔離的防火牆——不瞭解中華仁義的過去和世界憲政的今天，反人文的唯物史觀和反邏輯的辯證法思維使我們咬定王國、民國都不如中共國，聽人讚美美國自由民主就心裏彆扭。他們批評暴政不批評邪惡，誤導我們把共產黨的罪行歸結為王明、林彪、四人幫的個人或小集團失誤，要我們相信共產黨是好的——黨章是好的、黨的歷史是好的，黨的整體是好的。他們就這樣在海內外配合著轉移我們直接認識、批判共產黨罪行，讓我們相信共產黨誓死要反對的自由民主世界可以由中共內部改革派好官在某個時候引領著進入。
以我為例，我可是把於光遠主編的那套《政治經濟學》翻爛了，寫了好多批注，我可是差不多十年時間裏被方勵之的全盤西化的思想引領著走。比於、方兩位更知道中華傳統是什麼的陳寅恪，更知道西方現代科學文明是什麼的洪謙、黃萬里等，就因為他們隔著讓我不認識。像任不寐、余傑、劉曉波之類對基督教文明無限好感，卻不樂見法輪功比基督教更風光的學士、碩士、博士，其實並非天然這樣的，而實在是於光遠們導師群體在其頭腦裡編寫了特別程序的結果。我曾經近聽任不寐在九評研討會上的雜音，遠看余傑在澳洲對九評的無知厥詞，越看越發現劉曉波跟鄭貽春對九評和法輪功的態度天遠地遠，曾百思不解，是仲維光先生讓我茅塞頓開。我由衷希望任不寐、余傑、劉曉波們好好讀一讀《從追隨專制到逃避自由》，能夠在國家面臨著巨大災難的今天，別再跟中共玩擦邊球了，像高智晟那樣做一個勇敢的、真正的自由主義戰士，跳出邪惡的黨文化圈子。
也許有人會以歷史的侷限性來寬恕我們的父輩——李慎之、劉賓雁們——道德上的過錯和對中華傳統犯下的歷史罪過。但歷史並沒給他們如此必然的侷限。歐洲波普曾經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一九八四》的作者奧維爾曾經共產黨併肩作戰過，但是，當看到共產黨為了政治目的不惜犧牲普通人的生命、沒有道德約束的相互傾軋，立即都變成了最堅定徹底的反極權主義者。李慎之、劉賓雁等知道這一切，而且參加過許多這樣的活動，卻仍然是堅定的共產黨人，直到他們被打成右派後，仍然堅定忠於中國共產黨，直到六四學生的鮮血也沒有換到他們像高倉健那樣的主動唾棄共產黨——登報聲明退出中國共產黨。北京大學的李德齊教授，同樣是四十年代參加共產黨，五七年右派，但是平反後拒絕重新回到黨內。八九六四期間更直接抨擊了共產黨的極權專制。由此可見，我們的父輩——李慎之、劉賓雁們——的弱點反映的並非歷史侷限性，而是思想上道德上的侷限性。
唐子贊同仲維光先生的意見：從文革到八九，走過了二十多年，正是在這批中共精英的影響下，中華黃土地沒能走出三十年代他們為中國社會奠立的共產極權的文化，沒能打出追求另外一種生活，一種精神，一種文化，一種政治制度；從文革到六四，中國民眾沒有能夠徹底擺脫共產黨的極權專制的歷史教訓是，在共產黨的文化中產生不出真正具有自由、人權和民主的文化精神。
讀過《從追隨專制到逃避自由》之後，回想我還不到九歲就死去的父親（出生於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他沒入過中共的任何組織，還可能是最早寫反映中華民國抗戰的小說的人，對中共極權主義的革命肯定有根本的否定，卻在中共發動的反右鬥爭中一言不發，對我母親從沒透露一點反共思想，但最終沒能躲過文化大革命大掃蕩般的打擊，早早走上了自殺的路，沒給我留下真正的思想遺產。而通過血液遺傳給我的對自由民主的渴望卻是《九評》橫空出世之後，通過傳九退三活動不斷洗滌黨的邪惡毒素過程中才升華，心智才終於衝出中共的文化牢籠。
手邊有一本詩集、一本散文集。作者是一位跟我岳父同齡的女性，比劉胡蘭稍大一點就入了黨，右派。她年輕時很漂亮，年老也依然有風韻。她的文字很美。我跟她見過幾次面，很和善地跟我談話，卻絕口不說中共和政治。手邊這兩本詩文，寫了她的生活苦難。但造成這苦難的根源——中共極權政治——被她過濾得沒留一點痕跡。她現在享受著離休高幹的待遇，舒適和安逸讓她樂於為中共掩蓋。
跟中共共建黨文化的毀壞傳統罪和包庇中共邪惡的道德罪，上蒼筆筆記著。父輩們，好心入錯了黨的熱血過錯上蒼不會計較，但知錯不改不懺悔是得不到上蒼原諒的。好黨員障礙著子孫們認識和批判中共的罪惡，快懺悔，快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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