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07-05 20:48:20作者：黨治國
1970年2月16日，我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被捕，關押到銅川市監獄（看守所）14監號。監號的門剛在身後關上，立即迎上來一位二十四五歲的年輕人，熱情地說：「心裏不要難受。咱們都是牛鬼蛇神！」雖然在四五千人的「公捕」大會上，我已橫下了「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堅硬決心，他的話仍然使我感到親切，油然生久別歸家之慨。這個年輕人叫張如意，陝北延川縣人。1966年紅衛兵串連時，一位陝北女紅衛兵在銅川市一礦附近的山坡上被強姦殺死。張如意從四川探父回家，路過銅川，隨著絡繹的群眾「參觀」了案發現場。只因逢人便說，有心者檢舉，遂成「強姦殺人嫌疑犯」，拘押已三年多了。
另一個皮膚白皙，精幹、健談的年輕人叫王振軍，也是二十四五年紀，河南人，銅川一礦工人，案情是「現行反革命」，關押已超過一年。兩個月後，在4份的公判大會上，被判處20年徒刑。第三位叫徐春生，一張和善溫厚的面孔，某軍工企業的技術工人，案情記不清楚了。個頭比我還高的一個當地人叫張凌懷，小學教育主任。當晚開飯時，我把稀飯灑到地板上，正準備用腳去抹，忽被張凌懷大聲制止：「那還能用腳抹？趕緊爬下去喝了。」知道我不會去喝，他就說：「你真的不喝？那我就喝了。」說罷爬到地上，把灑下的稀飯吸了個乾淨，使我感到驚愕。但他每次吃飯時，都要省下一小塊饃，積少成多，已經攢下了兩個整饃，放在監號高處小小的窗台上。
原籍上海的同光，四十多歲，消瘦，臉色鐵青，關押的時間最長，因此睡在緊靠門邊空氣最好的地方。他的「案情」是1949年前，曾任上海灘青紅幫的一個小頭目。他對自己的前途態度坦然，因為這些「歷史問題」，早在「解放」初就交待清楚、做出結論了。他每天早晨都要「鍛練身體」，方法是面壁而立，向著前上方左右揮拳。從每天100下降到每天 50下，再降到30下，半年後乾脆停了下來，原因是餓得越來越沒有力氣了。
睡的都是地鋪，沒有床板，鋪著約一寸多厚的麥草。從各人「床鋪」的位置，可以準確知道入獄的先後。剛來的新「犯人」睡在最裡面，左手牆角就是便桶，是空氣最糟糕的位置。當我進來時，睡在最裡面的是吳建華，他已經進來三個月了。就是說，三個月來，這個監號沒有再進「犯人」，說明社會秩序正趨於穩定。但是突然發動了「一打三反運動」，於是寂寞了好久的監號突然熱鬧起來。原來只有6個人的14監號，短短一個多星期，就增加到13人，每個人的鋪位不到50厘米。
我是坐著公安局的北京吉普，從70里外的東坡煤礦直趨銅川市看守所的。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小車，事後知道，這幾乎也成為我的最後一次坐小車。公捕大會上聽到高喊「槍斃黨治國」口號，我未免感到好笑：「至於嗎？」實際上我的死刑判決，逮捕當天就上報到省上去了。押我上吉普車時，捆綁我的兩條繩子只解開了一條，以致行到半路，我終因暈車而大口嘔吐起來。對一個預定要判處死刑的人，有什麼「人道」好講？因此連鋪蓋也沒有讓帶。銅川地近陝北高原，二月的天氣還很冷。我沒帶鋪蓋，吳建華就讓我合蓋他的被。
不管冬夏，監所都開兩頓飯：早飯8點半開，下午飯4點開。這天下午飯剛開完，吳建華就被喊出去，稱為「提審」。約一個小時後，我也被「提審」。我回到號子，已經是次日凌晨4點左右，而吳建華卻是天亮才回來，估計已經7點多。算起來，他總共「提審」了十三四個小時。
但吳建華並不顯疲倦，甚至還有幾分興奮。他告訴我說：他只在被捕的第一天，「提審」了一次，此後再沒有問過他。他估計這次「提審」後，就快要處理了。他說，這次「提審」他的，是位30多歲的年輕人，不只態度和藹，而且還和他談心，問他是哪一年參加革命的？哪一年入的黨？從他抗日戰爭在哪裡打過仗，到解放戰爭，到抗美援朝，問得都非常仔細，耐心傾聽，對他的革命歷史流露出敬佩之情。這一夜，他簡直就是在回味自己一生的光榮歷史，佔了審問時間的90%以上。吳建華說，審問者又是給他遞煙，又是給他倒水，簡直就是朋友一般。直到天快亮時，才「順便」地和他談到案情。他好像拉家常一樣地問吳建華：「現在咱倆說心裏話，你給九龍寫的那兩封信，動機究竟是什麼？」對於「反革命犯罪」，動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反革命」的定義是「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為目的的行為。」如果「反革命」的「目的」沒有書證，就必須有自己交待的「動機」。
吳建華屬於「抗日戰爭扛過槍，解放戰爭渡過江，抗美援朝負過傷」的共產黨「老幹部」。復員時是軍醫，安排在銅川市紅土鎮醫院當醫生。文革開始後，由於「男女關係問題」，被醫院開除了公職。老婆是安徽人，家庭婦女，落戶在銅川市一個農村當「公社社員」，5個孩子，都沒有成年。開除公職對他一家人的生活是個致命打擊。他多次申訴沒有結果，遂生報復之心。趁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之機，吳建華先給銅川市軍管會寫匿名信，說紅土鎮有一個反革命地下組織，核心就在紅土鎮醫院，頭頭就是醫院的領導。寫信者本人雖是這個組織的成員，卻是脅迫參加的。因為害怕這個地下組織的報復，不敢暴露姓名，只求破案後能免除他的罪行。接著又向設在九龍的臺灣國民黨特務機構寫了兩封匿名信，自稱是紅土鎮的一個反共組織，核心就在紅土鎮醫院。這個反共組織的頭頭是醫院的領導，希望與他們聯絡，提供武器資金等。吳建華說，他這兩封信確實過分而且性質惡劣，但動機確實只是栽贓報復，沒有「反革命」目的。他知道寄給九龍的信必定被公安局截獲，根本不可能郵過去。目的只在「證明」這個地下反共組織確實存在，而且還在活動。這些信發出後，很快就有解放軍一個排開到紅土鎮，對醫院實行軍管，調查地下反革命組織一案，弄得人心惶惶。
但這晚上，友好的審判者向吳建華「交底」說：「現在黨實行的是毛主席給出路的政策。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犯錯誤不要緊，關鍵是態度。態度好，多大的錯誤也會從輕處理；態度惡劣，拒不認罪，即使很小的罪行也會從嚴處理，那差別可就大了。」這類「政策攻心」，我們這些蹲過「牛棚」（「清理階級隊伍」期間，各單位集中關押一批清理對象，稱為「牛鬼蛇神」，關押的處所，叫做「牛棚」）的人都耳熟能詳。例如，東北一個人只寫了一次「反動標語」，因為態度惡劣拒不認罪而被槍決；上海一位工程師，寫了二十多次「反動標語」，由於主動交待，最終免於刑事處分。這位審判者對吳建華說：「你受黨教育多年，應該相信黨的政策。你歷史上為黨立過很大功勞，眼下不過一時走錯了路。誰一生能不犯錯誤呢？改過來就是好同志。你第一封信的性質是栽贓陷害，那是明顯的。第二、三封信的性質也很明顯，就是投敵叛國嘛（他們認為臺灣是「敵國」）。其實你的信並沒有造成什麼後果，被公安局截獲了，按說具體罪行確實沒有。問題全在如何認識，前途決定於你的認罪態度。你不承認，組織也會給你認定，那處理可就從嚴了。你不是有五個孩子，都沒有成年嗎？判你三五年，五個孩子還不是社會的負擔？領導也不願看到這個結果。只要如實坦白交待，徹底認罪，那你可就主動了。過幾個月麥子就熟了，爭取早日回家，還可以趕上收麥子。你自己好好考慮一下，我可全是為了你好，甚至給你說了些本不應該說的話。」 吳建華很感動，想了一下，終於下決心說：「那我就承認了，我給九龍的兩封信，動機就是投敵叛國。」審判者非常高興，說：「這就好了。我向你保證，你一定可以得到從寬處理。下面還有兩個技術性的小問題。你給九龍的兩封信都編了兩位數的號碼。你能回憶起號碼是多少嗎？」 吳建華說，那都是隨意寫的，記不起來了。審判者說，你再好好想一想，我也可以幫助你回憶。先說第一封信的第一個數字，你回憶一下是多少？吳建華隨便說： 2。審判者說，小了。再回憶。吳說：9。審判者說，大了。再好好回憶一下。就這樣，每猜一個數字，在「大了」，「小了」，「接近了」的不斷幫助提示下，用不了幾次，第一個號碼「交待」出來了。然後再一次落實說：「你再好好想一想，是不是這個數字？」 吳建華說：「沒問題，就是這個數。」「那好。」記錄在案。接著是第二個數字，如法炮製，用不了幾個回合，第二個數字也準確地「回憶」出來了。第二封信的編號也都在審判者的「幫助」下準確無誤地「回憶」出來，一一記錄在案。吳建華簽了字，摁了手印。審判者態度非常友好地對他說：「你不要有什麼思想負擔，回去安心等待處理就是了。」
這裡最能蠱惑人心的是，審判者不說你「犯罪」，而只說你「犯錯誤」。「犯罪」是敵我矛盾，隱含著殺機；而「犯錯誤」則是人民內部矛盾，有親切的意味。那天晚上「提審」我的楊先生，對我念的「毛主席語錄」竟然是：「凡犯了錯誤的必須認真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頭來還須改正，威信損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會比以前更高。」銅川市當天向陝西省上報了七名死刑名單，其中就有我。他們早就準備殺你了，但對你並不表現得仇恨滿腔，甚至都不稱你犯了罪，反而通過「語錄」使你產生自己只不過「犯了錯誤」的錯覺。你的生命已經危在旦夕了，卻引導你考慮什麼「威信損失」。已經決定要殺吳建華了，卻給他說，你若抗拒不交待，就會「從嚴」判處你三五年徒刑，使吳建華產生錯覺，思想麻痺，認為釋放就在眼前，完全喪失了自我防衛的警惕性，做夢也不會想到殺頭的可悲下場。
這天「提審」後，吳建華的情緒似乎穩定下來，耐心地等待甚至盼望著早日「處理」。他的腿部在戰爭中受過傷，走路雖有點痛，但並不顯跛。他鍛練身體的方法是在靠牆的走道上向前走九步，再倒走著回來，也是九步。他的身材高挑而清瘦，對同監號的獄友善良而和氣。他的胃開過刀，不能一次吃完早餐時的一大碗稀飯和半個饅頭，總要剩半個饅頭。不是他吃不下去，而是中午如果不吃點什麼，胃就十分疼痛。我問他，如果放開吃，你現在一頓能吃幾個饅頭？他回答說：「最少五個。」
在對命運的擔憂中，在焦急的等待中，在沒話找話說的百無聊賴中，又過去了五天。2月22日下午，吳建華被叫了出去。過了幾分鐘，看守所黑煞著臉的惠所長來到14監號，張如意這些「老犯人」都「呼拉」一下站了起來。惠所長讓大家坐下，問：「你們都願不願意立功贖罪，靠攏政府？」除我以外，大家都異口同聲地回答：「願意！」惠所長看著我說：「黨治國，你呢？」我吃驚於他竟然能叫上我的名字，也學著大家的樣子說：「願意。」卻不知道這回答的含意是什麼。然後他說：「吳建華回來後，你們要注意他的表現。晚上分兩班睡覺，不要出什麼事情。有什麼情況隨時報告。聽清楚了沒有？」大家齊聲回答：「聽清楚了！」惠所長一出去，張如意就向我伸出了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說：「要槍斃老吳了。」我吃驚得說不出話來，因為這個結果和原先的期望反差太大了。
很快，吳建華回來了，戴著手銬，臉色灰青。大家圍上來關切地問：「老吳，怎麼樣？」 吳建華說：「宣判了，死刑，立即執行。」大家都做出吃驚的不相信的樣子說：「怎麼能這樣？」徐春生皺著眉頭小聲問：「你是不是聽錯了？」 吳建華現出哭笑不得的神情說：「這麼大的事，怎麼能聽錯了？」沉默了一會，吳建華說了給他宣判的經過：他被帶到監獄外面一個大房間，裡面坐著七八位身著戎裝的軍官，神情都很嚴肅。桌子上放著一張八開大的打好了字的紙，半邊用報紙遮著。一個人向吳建華宣讀露出的半邊，是關於吳建華犯罪的「事實」。念完後，問他有沒有意見。他回答說：「沒有。這都是我承認過的。」於是讓他簽字、按指印。然後讓他退下，拿開報紙，露出蓋著的另一面，宣讀說：「現在給你宣布判決：根據你上述罪行，依法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你有沒有意見？」 吳建華說：「我受黨教育多年，心裏並不反黨反社會主義。我家中有五個孩子，都沒有成年。我認為自己還可以改造，要求上訴，請求給我出路，給我重新做人的機會。」宣判的人說：「你的意見我們都記錄下來了，給你向上反映。你現在回去，等待結果，不要胡思亂想。」
大家臉上都顯出驚駭的、悲傷的、難以相信的、痛苦的表情，對吳建華說：「你既然提出了上訴，事情還有希望。上訴答覆下來，至少也得幾天時間。」實際上， 1950年頒布的「懲治反革命條例」中，反革命死刑犯是沒有上訴權利的。這個規定不僅「文革」中依然有效，而且將「不許上訴」的範圍擴大於所有的判決。
正說著，監號門上的觀察孔打開了，露出一張滿臉橫肉的面孔，發紅的眼睛凶光畢露，向房間滴溜溜亂轉。觀察孔關上後，吳建華突然露出極端恐怖的表情，說： 「就是他，就是他！」我們問：「他是誰？」 吳建華失神地說：「吳忠義！」我問：「吳忠義是幹什麼的？」張如意解釋說：「吳忠義去年就是從這個號子拉出去槍斃的。他是銀行職員，因為寫匿名信反對文革被槍斃，年齡才26歲。」 吳建華稍微回過一些神來，說：「槍斃吳忠義遊街時，我在街上看見了。就是剛才那個人站在車上，手裡拿個小旗旗，他是行刑隊的指揮。他剛才是來認我的。可能明天就要槍斃我了！」
大家都覺得駭然，一方面無力地安慰著吳建華，一方面空自發著愁，盡量想為老吳尋找一個絕處逢生的辦法。於是有人問老吳可有什麼治療絕症的「秘方」，據說獻秘方可以免去死刑。老吳先說沒有，大家就鼓勵他好生想一想，說不定能想出什麼秘方來。老吳在大家鼓勵下，終於想起了用尿盆上的尿鹼可以治療高血壓的「秘方」。於是大家都表示高興，鼓勵他明天放風時獻出去。
那晚我仍然和吳建華合蓋一條被。吳建華翻來覆去，一夜沒有睡覺，不時深長嘆息著。我也沒有睡意，昏昏迷迷地捱到天明。吳建華第一個起床，認真疊好被子，把被褥和簡單的衣物，甚至薄薄一小塊肥皂，都仔細收拾在他的「行李」中。大家陸續起床，心中壓抑著不祥的預感，沉默著。監號沒有鐘錶，張如意用刻在牆壁上的日影記時。大約8點鐘，就提前放風、開飯了。放風從11監號開始，我們是第四個。於是大家慫恿吳建華做好「獻秘方」的準備。監號的門一開，解大便的，刷便桶的，取早飯的值日，都急急忙忙地行動起來。黑煞著臉的惠所長手拿一長串鑰匙站在水龍頭邊，看著放風的「犯人」接水。戴著手銬的吳建華向他走過去，惠所長立刻警覺起來，大聲問：「你要幹什麼？」 吳建華說：「報告所長，我要獻秘方。」「走！走！走！」惠所長神情緊張地大聲喝斥，一面掄起了手中的鑰匙。於是吳建華失望地低著頭回到監號。
大家心情沈重地默默吃了飯，吳建華仍然像往常一樣，剩下半塊饃放在碗裡。這時離監所不遠的銅川市體育場，響起了高音喇叭唱歌的聲音。張如意勸吳建華說： 「老吳，你把那半塊饃吃掉吧。」 吳建華說：「如果吃掉了，中午我的胃就會餓得難受。」徐春生說：「你吃了吧。我這裡還有半塊饃，給你中午吃。」大家都勸。於是吳建華用兩隻手捧著那半個饃吃了下去。剛一吃完，監號的門就打開了。門口站著剛來的政法學院畢業的新所長，一位二十多歲的青年，高高的個頭，白淨的面容，神情緊張地用有些發抖的聲音喊道：「吳建華，出來！」 吳建華站了起來，向號子的難友瞥視了最後一眼。他畢竟是軍人出身，經歷過陣仗。他知道生命的終點已到，眼睛裡忽然出現了鎮定的目光，最後一次走過從他的 「床鋪」到門口的九步，出了監號，心緒萬千地跨向死亡之旅。
毛澤東說：「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殺人、公判，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渾渾噩噩的中國人民的盛大節日，於是體育場播放歌曲的高音喇叭，都開到了最大音量。吳建華幾個人的鮮血，又可以使嗜血的中國人體味到一次短暫的狂歡。我們這些「存欄貨」，都沉默地坐在那裡，為吳建華送行。
這次銅川市共槍斃了四個人。一個叫鄭文有，是我所在的「煤炭部89工程處」的老工人，東北人，四十七八歲了，被捕前擔任安全科長。因為對「文化大革命」不滿，向中央寫了13封匿名信。據說他被打了13槍，以示泄恨。一個是李家塔煤礦的青年工人白立夫。最後一個也是政治犯，但不知其姓名行狀。
吳建華被槍斃的當晚，我第二次被「提審」。這次「提審」中，我斷然翻供，否定了在嚴刑逼供下迫使我自誣的「書寫反標」的「罪行」。這是1968年8月，半夜過後，在焦坪的一間小學教室裡，由五個「紅糾隊員」手持五根棍子，把我背綁著吊在樑上，打斷了兩根棍子，先強迫我承認自己根本不知其為何的「反標」，然後再派人向我「指供」，迫使我自誣的「罪行」。「群眾專政」的環境生不如死，我情願因「反標」冤案坐幾年監，也不願再受「群眾專政」的折磨侮辱，因此不惜自誣。何況，公安局、法院豈能像「群眾專政」那樣冤枉人！吳建華的血使我猛醒，使我不再相信打著「無產階級專政」幌子的任何機構。「提審」完畢，給我戴上手銬，一戴就是144天。
過了兩天，14監號進來了幾個「新犯人」。其中一個20來歲的青年叫柳樹民。當他知道我的姓名後，不無吃驚地說：「你就是黨治國？外面到處是‘槍斃黨治國 ’的大標語。交給群眾討論七個人，第五個就是你。所有參加討論的群眾都說：‘全都槍斃了算了。留下有什麼用？’」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柳樹民親眼看到槍斃吳建華等四人的現場。他說：「驗屍官剛一走，就擁上來許多人，四個人的腦漿全被挖走了，有一個人當場就用手掬起腦漿吃下去。據說可以治什麼病。」近年來海內外有人鼓吹所謂的「人民文革」，柳樹民說的這些，就是「人民文革」的生動寫照。只有像鄭文有、白立夫、吳忠義這些 「反革命分子」，才是「文革」的真正對立面。因為當時所謂的「革命」，別無內容，就是「文化大革命」。而共產黨的副主席林彪先生對它所做的精彩註解，就是 「革人民的命」。許多人之所以不敢面對這嚴酷的歷史事實，除了忌諱如今的當權者，再就是沒有決心和自己的過去劃清界限。
1971年1月23日，我被判處20年徒刑。1979年6月，我被改判為10年徒刑出獄，但保留「反革命定性不變」。於是我又開始了銅川——西安——北京連續不斷的上訪申訴。1979年秋天在銅川，聽人說吳建華的妻子從安徽來，專程為丈夫伸冤。我打問她的住址，想為吳建華作證，證明他的「罪行」純粹是誘供的結果。但經再三努力，終於沒有找到她。不過後來聽說，銅川市第一批槍斃的吳建華等四名「政治犯」，全都平了反。但是，死者不能復生，國人苟且因循，拒絕徹底反思，「平反」又有什麼用呢？
出獄後，我常常對親朋中的年輕人，講述吳建華因誘供被奪取了生命的悲慘故事。嚴刑逼供，人們知道強迫你招供的絕非什麼好事，招了就有性命之憂或者牢獄之災，當事人還會盡量抗拒。但是誘供卻常使許多人失去警惕，誤入圈套，因為扮著「為了你好」的偽善面孔，善良的人們極易放棄警惕，信其美言而中其詭計。這一手歷用不衰，據說現在仍然時常奏效，用以繼續製造冤假錯案。我寫此文的目的，除了紀念獄中的難友，再就是為了使吳建華的血不致白流。捷克共產黨員伏契克在納粹的監獄中寫過一本書：《絞刑架下的報告》，告誡後人：「人們，我愛你們，但是你們要提高警惕！」現在，對於那些被關入共產黨的監獄或者准監獄的一切善良的人們，我卻要用吳建華先生的鮮血告誡：「人們，我愛你們，但是你們千萬不可相信美言輕諾，特別要警惕那些披著羊皮的狼！不論他們企圖戕害別人或者你本人，做人的底線，就是不作幫凶！」
另一個皮膚白皙，精幹、健談的年輕人叫王振軍，也是二十四五年紀，河南人，銅川一礦工人，案情是「現行反革命」，關押已超過一年。兩個月後，在4份的公判大會上，被判處20年徒刑。第三位叫徐春生，一張和善溫厚的面孔，某軍工企業的技術工人，案情記不清楚了。個頭比我還高的一個當地人叫張凌懷，小學教育主任。當晚開飯時，我把稀飯灑到地板上，正準備用腳去抹，忽被張凌懷大聲制止：「那還能用腳抹？趕緊爬下去喝了。」知道我不會去喝，他就說：「你真的不喝？那我就喝了。」說罷爬到地上，把灑下的稀飯吸了個乾淨，使我感到驚愕。但他每次吃飯時，都要省下一小塊饃，積少成多，已經攢下了兩個整饃，放在監號高處小小的窗台上。
原籍上海的同光，四十多歲，消瘦，臉色鐵青，關押的時間最長，因此睡在緊靠門邊空氣最好的地方。他的「案情」是1949年前，曾任上海灘青紅幫的一個小頭目。他對自己的前途態度坦然，因為這些「歷史問題」，早在「解放」初就交待清楚、做出結論了。他每天早晨都要「鍛練身體」，方法是面壁而立，向著前上方左右揮拳。從每天100下降到每天 50下，再降到30下，半年後乾脆停了下來，原因是餓得越來越沒有力氣了。
睡的都是地鋪，沒有床板，鋪著約一寸多厚的麥草。從各人「床鋪」的位置，可以準確知道入獄的先後。剛來的新「犯人」睡在最裡面，左手牆角就是便桶，是空氣最糟糕的位置。當我進來時，睡在最裡面的是吳建華，他已經進來三個月了。就是說，三個月來，這個監號沒有再進「犯人」，說明社會秩序正趨於穩定。但是突然發動了「一打三反運動」，於是寂寞了好久的監號突然熱鬧起來。原來只有6個人的14監號，短短一個多星期，就增加到13人，每個人的鋪位不到50厘米。
我是坐著公安局的北京吉普，從70里外的東坡煤礦直趨銅川市看守所的。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小車，事後知道，這幾乎也成為我的最後一次坐小車。公捕大會上聽到高喊「槍斃黨治國」口號，我未免感到好笑：「至於嗎？」實際上我的死刑判決，逮捕當天就上報到省上去了。押我上吉普車時，捆綁我的兩條繩子只解開了一條，以致行到半路，我終因暈車而大口嘔吐起來。對一個預定要判處死刑的人，有什麼「人道」好講？因此連鋪蓋也沒有讓帶。銅川地近陝北高原，二月的天氣還很冷。我沒帶鋪蓋，吳建華就讓我合蓋他的被。
不管冬夏，監所都開兩頓飯：早飯8點半開，下午飯4點開。這天下午飯剛開完，吳建華就被喊出去，稱為「提審」。約一個小時後，我也被「提審」。我回到號子，已經是次日凌晨4點左右，而吳建華卻是天亮才回來，估計已經7點多。算起來，他總共「提審」了十三四個小時。
但吳建華並不顯疲倦，甚至還有幾分興奮。他告訴我說：他只在被捕的第一天，「提審」了一次，此後再沒有問過他。他估計這次「提審」後，就快要處理了。他說，這次「提審」他的，是位30多歲的年輕人，不只態度和藹，而且還和他談心，問他是哪一年參加革命的？哪一年入的黨？從他抗日戰爭在哪裡打過仗，到解放戰爭，到抗美援朝，問得都非常仔細，耐心傾聽，對他的革命歷史流露出敬佩之情。這一夜，他簡直就是在回味自己一生的光榮歷史，佔了審問時間的90%以上。吳建華說，審問者又是給他遞煙，又是給他倒水，簡直就是朋友一般。直到天快亮時，才「順便」地和他談到案情。他好像拉家常一樣地問吳建華：「現在咱倆說心裏話，你給九龍寫的那兩封信，動機究竟是什麼？」對於「反革命犯罪」，動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反革命」的定義是「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為目的的行為。」如果「反革命」的「目的」沒有書證，就必須有自己交待的「動機」。
吳建華屬於「抗日戰爭扛過槍，解放戰爭渡過江，抗美援朝負過傷」的共產黨「老幹部」。復員時是軍醫，安排在銅川市紅土鎮醫院當醫生。文革開始後，由於「男女關係問題」，被醫院開除了公職。老婆是安徽人，家庭婦女，落戶在銅川市一個農村當「公社社員」，5個孩子，都沒有成年。開除公職對他一家人的生活是個致命打擊。他多次申訴沒有結果，遂生報復之心。趁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之機，吳建華先給銅川市軍管會寫匿名信，說紅土鎮有一個反革命地下組織，核心就在紅土鎮醫院，頭頭就是醫院的領導。寫信者本人雖是這個組織的成員，卻是脅迫參加的。因為害怕這個地下組織的報復，不敢暴露姓名，只求破案後能免除他的罪行。接著又向設在九龍的臺灣國民黨特務機構寫了兩封匿名信，自稱是紅土鎮的一個反共組織，核心就在紅土鎮醫院。這個反共組織的頭頭是醫院的領導，希望與他們聯絡，提供武器資金等。吳建華說，他這兩封信確實過分而且性質惡劣，但動機確實只是栽贓報復，沒有「反革命」目的。他知道寄給九龍的信必定被公安局截獲，根本不可能郵過去。目的只在「證明」這個地下反共組織確實存在，而且還在活動。這些信發出後，很快就有解放軍一個排開到紅土鎮，對醫院實行軍管，調查地下反革命組織一案，弄得人心惶惶。
但這晚上，友好的審判者向吳建華「交底」說：「現在黨實行的是毛主席給出路的政策。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犯錯誤不要緊，關鍵是態度。態度好，多大的錯誤也會從輕處理；態度惡劣，拒不認罪，即使很小的罪行也會從嚴處理，那差別可就大了。」這類「政策攻心」，我們這些蹲過「牛棚」（「清理階級隊伍」期間，各單位集中關押一批清理對象，稱為「牛鬼蛇神」，關押的處所，叫做「牛棚」）的人都耳熟能詳。例如，東北一個人只寫了一次「反動標語」，因為態度惡劣拒不認罪而被槍決；上海一位工程師，寫了二十多次「反動標語」，由於主動交待，最終免於刑事處分。這位審判者對吳建華說：「你受黨教育多年，應該相信黨的政策。你歷史上為黨立過很大功勞，眼下不過一時走錯了路。誰一生能不犯錯誤呢？改過來就是好同志。你第一封信的性質是栽贓陷害，那是明顯的。第二、三封信的性質也很明顯，就是投敵叛國嘛（他們認為臺灣是「敵國」）。其實你的信並沒有造成什麼後果，被公安局截獲了，按說具體罪行確實沒有。問題全在如何認識，前途決定於你的認罪態度。你不承認，組織也會給你認定，那處理可就從嚴了。你不是有五個孩子，都沒有成年嗎？判你三五年，五個孩子還不是社會的負擔？領導也不願看到這個結果。只要如實坦白交待，徹底認罪，那你可就主動了。過幾個月麥子就熟了，爭取早日回家，還可以趕上收麥子。你自己好好考慮一下，我可全是為了你好，甚至給你說了些本不應該說的話。」 吳建華很感動，想了一下，終於下決心說：「那我就承認了，我給九龍的兩封信，動機就是投敵叛國。」審判者非常高興，說：「這就好了。我向你保證，你一定可以得到從寬處理。下面還有兩個技術性的小問題。你給九龍的兩封信都編了兩位數的號碼。你能回憶起號碼是多少嗎？」 吳建華說，那都是隨意寫的，記不起來了。審判者說，你再好好想一想，我也可以幫助你回憶。先說第一封信的第一個數字，你回憶一下是多少？吳建華隨便說： 2。審判者說，小了。再回憶。吳說：9。審判者說，大了。再好好回憶一下。就這樣，每猜一個數字，在「大了」，「小了」，「接近了」的不斷幫助提示下，用不了幾次，第一個號碼「交待」出來了。然後再一次落實說：「你再好好想一想，是不是這個數字？」 吳建華說：「沒問題，就是這個數。」「那好。」記錄在案。接著是第二個數字，如法炮製，用不了幾個回合，第二個數字也準確地「回憶」出來了。第二封信的編號也都在審判者的「幫助」下準確無誤地「回憶」出來，一一記錄在案。吳建華簽了字，摁了手印。審判者態度非常友好地對他說：「你不要有什麼思想負擔，回去安心等待處理就是了。」
這裡最能蠱惑人心的是，審判者不說你「犯罪」，而只說你「犯錯誤」。「犯罪」是敵我矛盾，隱含著殺機；而「犯錯誤」則是人民內部矛盾，有親切的意味。那天晚上「提審」我的楊先生，對我念的「毛主席語錄」竟然是：「凡犯了錯誤的必須認真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頭來還須改正，威信損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會比以前更高。」銅川市當天向陝西省上報了七名死刑名單，其中就有我。他們早就準備殺你了，但對你並不表現得仇恨滿腔，甚至都不稱你犯了罪，反而通過「語錄」使你產生自己只不過「犯了錯誤」的錯覺。你的生命已經危在旦夕了，卻引導你考慮什麼「威信損失」。已經決定要殺吳建華了，卻給他說，你若抗拒不交待，就會「從嚴」判處你三五年徒刑，使吳建華產生錯覺，思想麻痺，認為釋放就在眼前，完全喪失了自我防衛的警惕性，做夢也不會想到殺頭的可悲下場。
這天「提審」後，吳建華的情緒似乎穩定下來，耐心地等待甚至盼望著早日「處理」。他的腿部在戰爭中受過傷，走路雖有點痛，但並不顯跛。他鍛練身體的方法是在靠牆的走道上向前走九步，再倒走著回來，也是九步。他的身材高挑而清瘦，對同監號的獄友善良而和氣。他的胃開過刀，不能一次吃完早餐時的一大碗稀飯和半個饅頭，總要剩半個饅頭。不是他吃不下去，而是中午如果不吃點什麼，胃就十分疼痛。我問他，如果放開吃，你現在一頓能吃幾個饅頭？他回答說：「最少五個。」
在對命運的擔憂中，在焦急的等待中，在沒話找話說的百無聊賴中，又過去了五天。2月22日下午，吳建華被叫了出去。過了幾分鐘，看守所黑煞著臉的惠所長來到14監號，張如意這些「老犯人」都「呼拉」一下站了起來。惠所長讓大家坐下，問：「你們都願不願意立功贖罪，靠攏政府？」除我以外，大家都異口同聲地回答：「願意！」惠所長看著我說：「黨治國，你呢？」我吃驚於他竟然能叫上我的名字，也學著大家的樣子說：「願意。」卻不知道這回答的含意是什麼。然後他說：「吳建華回來後，你們要注意他的表現。晚上分兩班睡覺，不要出什麼事情。有什麼情況隨時報告。聽清楚了沒有？」大家齊聲回答：「聽清楚了！」惠所長一出去，張如意就向我伸出了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說：「要槍斃老吳了。」我吃驚得說不出話來，因為這個結果和原先的期望反差太大了。
很快，吳建華回來了，戴著手銬，臉色灰青。大家圍上來關切地問：「老吳，怎麼樣？」 吳建華說：「宣判了，死刑，立即執行。」大家都做出吃驚的不相信的樣子說：「怎麼能這樣？」徐春生皺著眉頭小聲問：「你是不是聽錯了？」 吳建華現出哭笑不得的神情說：「這麼大的事，怎麼能聽錯了？」沉默了一會，吳建華說了給他宣判的經過：他被帶到監獄外面一個大房間，裡面坐著七八位身著戎裝的軍官，神情都很嚴肅。桌子上放著一張八開大的打好了字的紙，半邊用報紙遮著。一個人向吳建華宣讀露出的半邊，是關於吳建華犯罪的「事實」。念完後，問他有沒有意見。他回答說：「沒有。這都是我承認過的。」於是讓他簽字、按指印。然後讓他退下，拿開報紙，露出蓋著的另一面，宣讀說：「現在給你宣布判決：根據你上述罪行，依法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你有沒有意見？」 吳建華說：「我受黨教育多年，心裏並不反黨反社會主義。我家中有五個孩子，都沒有成年。我認為自己還可以改造，要求上訴，請求給我出路，給我重新做人的機會。」宣判的人說：「你的意見我們都記錄下來了，給你向上反映。你現在回去，等待結果，不要胡思亂想。」
大家臉上都顯出驚駭的、悲傷的、難以相信的、痛苦的表情，對吳建華說：「你既然提出了上訴，事情還有希望。上訴答覆下來，至少也得幾天時間。」實際上， 1950年頒布的「懲治反革命條例」中，反革命死刑犯是沒有上訴權利的。這個規定不僅「文革」中依然有效，而且將「不許上訴」的範圍擴大於所有的判決。
正說著，監號門上的觀察孔打開了，露出一張滿臉橫肉的面孔，發紅的眼睛凶光畢露，向房間滴溜溜亂轉。觀察孔關上後，吳建華突然露出極端恐怖的表情，說： 「就是他，就是他！」我們問：「他是誰？」 吳建華失神地說：「吳忠義！」我問：「吳忠義是幹什麼的？」張如意解釋說：「吳忠義去年就是從這個號子拉出去槍斃的。他是銀行職員，因為寫匿名信反對文革被槍斃，年齡才26歲。」 吳建華稍微回過一些神來，說：「槍斃吳忠義遊街時，我在街上看見了。就是剛才那個人站在車上，手裡拿個小旗旗，他是行刑隊的指揮。他剛才是來認我的。可能明天就要槍斃我了！」
大家都覺得駭然，一方面無力地安慰著吳建華，一方面空自發著愁，盡量想為老吳尋找一個絕處逢生的辦法。於是有人問老吳可有什麼治療絕症的「秘方」，據說獻秘方可以免去死刑。老吳先說沒有，大家就鼓勵他好生想一想，說不定能想出什麼秘方來。老吳在大家鼓勵下，終於想起了用尿盆上的尿鹼可以治療高血壓的「秘方」。於是大家都表示高興，鼓勵他明天放風時獻出去。
那晚我仍然和吳建華合蓋一條被。吳建華翻來覆去，一夜沒有睡覺，不時深長嘆息著。我也沒有睡意，昏昏迷迷地捱到天明。吳建華第一個起床，認真疊好被子，把被褥和簡單的衣物，甚至薄薄一小塊肥皂，都仔細收拾在他的「行李」中。大家陸續起床，心中壓抑著不祥的預感，沉默著。監號沒有鐘錶，張如意用刻在牆壁上的日影記時。大約8點鐘，就提前放風、開飯了。放風從11監號開始，我們是第四個。於是大家慫恿吳建華做好「獻秘方」的準備。監號的門一開，解大便的，刷便桶的，取早飯的值日，都急急忙忙地行動起來。黑煞著臉的惠所長手拿一長串鑰匙站在水龍頭邊，看著放風的「犯人」接水。戴著手銬的吳建華向他走過去，惠所長立刻警覺起來，大聲問：「你要幹什麼？」 吳建華說：「報告所長，我要獻秘方。」「走！走！走！」惠所長神情緊張地大聲喝斥，一面掄起了手中的鑰匙。於是吳建華失望地低著頭回到監號。
大家心情沈重地默默吃了飯，吳建華仍然像往常一樣，剩下半塊饃放在碗裡。這時離監所不遠的銅川市體育場，響起了高音喇叭唱歌的聲音。張如意勸吳建華說： 「老吳，你把那半塊饃吃掉吧。」 吳建華說：「如果吃掉了，中午我的胃就會餓得難受。」徐春生說：「你吃了吧。我這裡還有半塊饃，給你中午吃。」大家都勸。於是吳建華用兩隻手捧著那半個饃吃了下去。剛一吃完，監號的門就打開了。門口站著剛來的政法學院畢業的新所長，一位二十多歲的青年，高高的個頭，白淨的面容，神情緊張地用有些發抖的聲音喊道：「吳建華，出來！」 吳建華站了起來，向號子的難友瞥視了最後一眼。他畢竟是軍人出身，經歷過陣仗。他知道生命的終點已到，眼睛裡忽然出現了鎮定的目光，最後一次走過從他的 「床鋪」到門口的九步，出了監號，心緒萬千地跨向死亡之旅。
毛澤東說：「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殺人、公判，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渾渾噩噩的中國人民的盛大節日，於是體育場播放歌曲的高音喇叭，都開到了最大音量。吳建華幾個人的鮮血，又可以使嗜血的中國人體味到一次短暫的狂歡。我們這些「存欄貨」，都沉默地坐在那裡，為吳建華送行。
這次銅川市共槍斃了四個人。一個叫鄭文有，是我所在的「煤炭部89工程處」的老工人，東北人，四十七八歲了，被捕前擔任安全科長。因為對「文化大革命」不滿，向中央寫了13封匿名信。據說他被打了13槍，以示泄恨。一個是李家塔煤礦的青年工人白立夫。最後一個也是政治犯，但不知其姓名行狀。
吳建華被槍斃的當晚，我第二次被「提審」。這次「提審」中，我斷然翻供，否定了在嚴刑逼供下迫使我自誣的「書寫反標」的「罪行」。這是1968年8月，半夜過後，在焦坪的一間小學教室裡，由五個「紅糾隊員」手持五根棍子，把我背綁著吊在樑上，打斷了兩根棍子，先強迫我承認自己根本不知其為何的「反標」，然後再派人向我「指供」，迫使我自誣的「罪行」。「群眾專政」的環境生不如死，我情願因「反標」冤案坐幾年監，也不願再受「群眾專政」的折磨侮辱，因此不惜自誣。何況，公安局、法院豈能像「群眾專政」那樣冤枉人！吳建華的血使我猛醒，使我不再相信打著「無產階級專政」幌子的任何機構。「提審」完畢，給我戴上手銬，一戴就是144天。
過了兩天，14監號進來了幾個「新犯人」。其中一個20來歲的青年叫柳樹民。當他知道我的姓名後，不無吃驚地說：「你就是黨治國？外面到處是‘槍斃黨治國 ’的大標語。交給群眾討論七個人，第五個就是你。所有參加討論的群眾都說：‘全都槍斃了算了。留下有什麼用？’」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柳樹民親眼看到槍斃吳建華等四人的現場。他說：「驗屍官剛一走，就擁上來許多人，四個人的腦漿全被挖走了，有一個人當場就用手掬起腦漿吃下去。據說可以治什麼病。」近年來海內外有人鼓吹所謂的「人民文革」，柳樹民說的這些，就是「人民文革」的生動寫照。只有像鄭文有、白立夫、吳忠義這些 「反革命分子」，才是「文革」的真正對立面。因為當時所謂的「革命」，別無內容，就是「文化大革命」。而共產黨的副主席林彪先生對它所做的精彩註解，就是 「革人民的命」。許多人之所以不敢面對這嚴酷的歷史事實，除了忌諱如今的當權者，再就是沒有決心和自己的過去劃清界限。
1971年1月23日，我被判處20年徒刑。1979年6月，我被改判為10年徒刑出獄，但保留「反革命定性不變」。於是我又開始了銅川——西安——北京連續不斷的上訪申訴。1979年秋天在銅川，聽人說吳建華的妻子從安徽來，專程為丈夫伸冤。我打問她的住址，想為吳建華作證，證明他的「罪行」純粹是誘供的結果。但經再三努力，終於沒有找到她。不過後來聽說，銅川市第一批槍斃的吳建華等四名「政治犯」，全都平了反。但是，死者不能復生，國人苟且因循，拒絕徹底反思，「平反」又有什麼用呢？
出獄後，我常常對親朋中的年輕人，講述吳建華因誘供被奪取了生命的悲慘故事。嚴刑逼供，人們知道強迫你招供的絕非什麼好事，招了就有性命之憂或者牢獄之災，當事人還會盡量抗拒。但是誘供卻常使許多人失去警惕，誤入圈套，因為扮著「為了你好」的偽善面孔，善良的人們極易放棄警惕，信其美言而中其詭計。這一手歷用不衰，據說現在仍然時常奏效，用以繼續製造冤假錯案。我寫此文的目的，除了紀念獄中的難友，再就是為了使吳建華的血不致白流。捷克共產黨員伏契克在納粹的監獄中寫過一本書：《絞刑架下的報告》，告誡後人：「人們，我愛你們，但是你們要提高警惕！」現在，對於那些被關入共產黨的監獄或者准監獄的一切善良的人們，我卻要用吳建華先生的鮮血告誡：「人們，我愛你們，但是你們千萬不可相信美言輕諾，特別要警惕那些披著羊皮的狼！不論他們企圖戕害別人或者你本人，做人的底線，就是不作幫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