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雲礦難」後又有了「靈石礦難」，50多條礦工的生命頃刻間又去了「天國」。
對此，有「中新時評」說，礦難的問題誰都知道，但「誰也解決不了，誰也不會解決，因為它牽扯到當地的經濟利益和‘官煤勾結’的問題」。
悲哀嗎？是的。這就等於宣布，山西的礦難是不治之症，晉煤枯竭前，這出令人窒息的「晉劇」還得繼續演下去。
事出必有其因，是什麼讓山西人陷入尷尬呢？讓我們試著從近代據說輝煌的「晉商文化」來追尋答案。
近代以來，「晉商現象」無疑是山西曆史文化在近代現實逼迫下迸發出的精神之光。那便是，在資源短缺的大背景下，務實、厚重、堅韌、開拓、進取的「晉商文化」曾一度讓山西小鎮成為「大清央行」所在地，而具有現代信用制度性質的「票號」的發明，更直接催生了讓龔自珍都感嘆「海內最富」的晉人風采。
驕傲嗎？是的，因為「喬家大院」式的輝煌至今讓人艷羨。但其實自那時起，山西衰落的種子便「生了根」。因為「務實」，因為「最富」，更因為短視的「實惠」觀念，晉人在當時便給康熙留下了「重商輕學」的印象，而「從娃娃抓起」、培養「會打算盤」的「夥計」從那時起便漸成「時尚」。
在商業思想上，晉商是發達甚至超前的，但自此，從做「大清央行」中嘗到了甜頭的「晉商」便有了致命的短視缺憾，乃至今日，山西的富翁還被報導為「思想封建長於政治、不官而官」。
這便有了山西人近代史上從小務商「撥算盤」的「閻錫山傳統」。而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山西人有著極端「實惠」併發揮到極致的小農意識，「不官而官」則成了晉人大智慧的象徵。
也正因如此，山西的「官」也便能看到「逍遙的商人」的「實惠」而喜歡和商人們稱兄道弟。於是，一張張龐大的籠罩在溫情脈脈面紗後的「關係網」誕生了。
盤根錯節，無「法」無天但「有情」，早已成了山西官場、商場的最大特色。所謂「官煤勾結」，不過是這種網的縮影而已。
犧牲了的，只有「法」。因為在山西人眼裡，「法」是人定的，也是人執行的，所以，織造「人網」，才算抓住了根本。而目中無「法」則讓山西曝出了一起起諸如「侯馬警察打北京警察」的可笑新聞。
在這裡，「實惠」成了山西人思考問題的絕對重心，由此自然會誕生對商、官的崇拜，而「學」和「藝」則成了敲門磚或者等而下之的點綴———在山西官場，能背詩題字談史甚至說說「萬榮段子」式的「風雅」，才是每個官員必須通關的「技巧」。
而在這種近乎舍本求末的「實惠」觀念支配下，富裕但逐漸失去了開拓精神的晉商變得保守了。資源匱乏的逼迫下，他們「走西口」，他們縱橫四海，但當他們富裕後由於恃重由於戰亂等變得保守世故時，煤礦被發現了，如此，順理成章，「合算」的「挖煤」成了風光的營生。
晉人近代以來「外向型開拓性」的「文化基因」的退化以及解放後的「能源國策」，都對此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所以，山西人的當務之急非常明確，即先要「賣掉」那些「實惠」卻短視的保守觀念，「賣掉」那些罔顧法律的「關係網」，「賣掉」那些有濃厚「重商主義」痕跡的「算盤傳統」！而政府也有責任從政策上機制上幫助山西人走出煤炭依賴，發揮厚重誠信但不失開拓精神的文化傳承。否則，「賣完煤」後的山西除了汾酒仍舊馨香、老陳醋繼續酸洌之外，還能「百度」出什麼可資在信息時代笑傲群雄的「非煤商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