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思想認識，個人品質問題，當他只是生活在一個小天地中的時候，他影響的只是一個小圈子的人，當他在一個社會的重要位置上的時候，他就很可能給社會，乃至大量的民眾的一般生活帶來積極或者負面的影響。因此，當一個無論就其思想深度還是其個人品質都沒有足夠的修養和能力承當的人擔當了社會職務，他的行為可能會影響到成千上萬的人的安危，這個錯位甚至使他的思想和個人品質沾上犧牲者的血腥。
我在讀卡爾·波普的思想傳記的時候，對於一個記述曾經擔心自己是否會由於語言問題理解錯誤，於是找來將近十本不同傳記以及其它書籍，反覆對照。這個事實是，在一次共產黨組織的遊行示威中，警察開槍打死了示威者，可是這促使卡爾·波普厭惡了組織示威的共產黨，以及他們信仰的和馬克思主義。
警察打死了人，為什麼波普沒有把所有的痛恨都集中在警察身上，而把主要的反省集中在組織者及其指導思想上？原來他看到的是，組織者為了政治目的而無視普通人的生命。
這件事讓我深深地思考，為什麼我沒有如此自然的反應和思維，如此狐疑地看待這件事情，要找來幾本書才能夠確認自己的理解沒有錯誤？答案是，我的人性被共產黨改造過了。因為我從小受的共產黨教育就是，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為了一個政治目的，一個所謂崇高的目標，就可以犧牲個人的生命。這是沒有人性的、對人的蔑視。波普所具有的反應才是正常的。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生命，都是同樣神聖的。
為此，我反省了自己最初對天安門事件的看法。此前我認為，為了喚醒民眾對共產黨的認識，也許犧牲是必要的，它縮短了歷史的進程。波普的反應使我徹底走向了和平非暴力的原則，使我更深切地感到生命的可貴，普通人生命的可貴，也使我更對達賴喇嘛的政治哲學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更高的尊敬。
剛剛發生的余傑和王怡排郭事件，它所涉及的問題不只是他們對郭飛雄個人是否尊重，而是涉及到如何對待那些和他們不完全一樣的個人和群體。這種不一樣包括信仰、社會地位以及在中國現實中的政治處境。在這一點上，郭飛雄和余王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他積極參與了高智晟律師的維權活動，他不迴避法輪功問題。所以，余王排郭事件的焦點是如何對待高智晟律師為代表的維權運動，法輪功問題，因此這個事件所引起的震盪無論在精神，還是在政治、文化層面都是根本性的。
沒有人相信，具有獨立筆會背景的余傑和王怡對郭飛雄的排斥，完全是因為個人性格問題。
在這個事件上，現在已經毫無疑問，布希是作為美國總統會見中國的維權人士代表，因此它無疑是一次政治性的，有關中國的人權狀況的美國官方和中國民間的交流，當然包括信仰自由問題。余傑和王怡，李柏光和郭飛雄都是作為維權人士的代表，應邀參加這次會見的。但是余傑和王怡：第一，私自排除了郭飛雄，第二，在整個會見中隻字不提中國目前遭受最殘酷迫害，並且已經死亡幾千人的法輪功問題，第三，事後用心良苦地把會見說成一次基督徒的私人會見，第四，對這一事件至今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認識。
所有這一切是絕對不能歸於個人恩怨，或是他們權謀不周。我之所以認為，究其根本這個事件涉及的是對共產黨暴政、共產黨文化來說目前最為敏感的焦點問題，法輪功信仰問題，中國的民間維權問題的態度和立場，是因為現在人們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對共產黨來說，你甚至可以參加民運，但是絕對不能參與支持法輪功。而與此相應的，在獨立筆會中，一些人暗中支持，甚至有可能是在背後操作余王排郭事件，一些人對余王排郭事件反應消極，涉及的也是對法輪功問題的認識。所以余王排郭事件說到底是對信仰、文化、自由問題，對人權問題的最根本的認識問題。對此，當然不能輕易放過，必須進一步深入地討論和反省。
我如此看重這次會見並不是把布希看作救世主，或者是什麼了不起的人，而是認為，這是一次難得的會見，這樣的會見可以讓美國政府和民眾，讓全世界的民眾更加瞭解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對於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很多民眾由於信息封鎖，瞭解得不是很多。半個世紀來中國發生的又一個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對於不同信仰者的迫害、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由於世界政治、經濟等各種因素，更由於中共，以及被中共奴化的中國知識界的宣傳，很少機會能夠正面登上世界官方的政治舞臺。這一次，布希的會見實際上為中國的維權人士，提供了一個最好的讓世界民眾關注瞭解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的機會。
我不是法輪功學員，但是我認為在這樣的會見中，不談中國和全世界矚目的法輪功問題，是非常說明問題的！余傑、王怡是懼怕中共，還是認為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不是大問題？！還是和中共政府達成默契，把這次政治性的會見產生對中共的負面影響減低到最小，從而中共能夠繼續讓余傑和王怡出國，繼續享有持不同政見者享有的一切間接「好處」
本來通過這樣一次會見，通過國際社會的壓力，可能會讓共產黨對法輪功的鎮壓有所收斂，給很多還在大陸的一般法輪功學員帶來喘息的機會，但是，余傑和王怡的做法，卻扼殺了任何這樣的可能。這是一個不可原諒的過失。這就是個人思想和個人品質影響了成千上萬的人的生活和生命。
余傑、王怡，無論是出自什麼目的，都使得這次會見，以對共產黨暴政減低到最微小的危害開始，以對筆會、對維權運動造成最大的傷害而繼續。
二
我認為，余傑王怡膽敢如此放肆地對待法輪功問題，對待郭飛雄等維權人士，在筆會中非一日之寒。余王排郭事件，及其後在筆會中的反應，再次說明在筆會中一些人對法輪功信仰，對法輪功學員的不尊重、不理解。我聽說筆會本來要邀請信仰法輪功的女作家曾錚女士負責婦女作家的工作，但是據說由於她的信仰問題，最後遭到了來自余王等人的否定。原因是她的信仰背景會危及他們的安全。
還有另外一位女作家盛雪，選前，秘書處未經本人請求就多次向大家發出她的簡歷，儘管如此，她依然高票當選。然而，選後，在某些人運作下，卻以這位女作家在民運中擔任職務，因為她自己的政治選擇而被強力勸退。而據說更深層的原因卻也是說不出口的，由於她和法輪功接觸太深。
這是兩個令每一個筆會成員感到羞恥的事件。在獨立作家筆會中，為了維護自己的「安全」，不去捍衛信仰、寫作自由，因為信仰歧視排擠女性作家，這完全違背了筆會的宗旨。獨立作家筆會的理事們也忘記了，其中女作家曾錚為了信仰，幾乎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策略是應該有的，但是當他傷害到自由這一最根本性的原則時，人們就要為原則付出努力和奮鬥。寫作自由、言論信仰自由是筆會最高的原則，共產黨作家筆會的奴性和策略在獨立作家筆會不應有任何的位置。
當然這個問題，這種氣氛在中國的知識精英中並不鮮見。我聽說，零五年紀念六四的聯合活動，丁子霖女士明確提出有法輪功參加，她就退出。可以說正是知識界的這個氣氛和背景，余傑王怡才敢如此肆無忌憚地排郭。當然作為筆會的副會長、理事的余傑王怡，他們這樣做，事先沒有感到壓力而有所收斂，事後放肆地拒絕承認錯誤，也有證據表明居於筆會的一些主要負責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第一，劉曉波先生在會見第二天給美國打電話，到處要認識的人向郭飛雄施加壓力，要他沉默，聯署信發出後，又放任拿筆會工資的工作人員出來進行各種阻撓，甚至慫恿某些人把問題攪亂，混戰一場。
第二，還有跡象表明，在余王排郭之前，負責運作筆會的很多人都知道，並且參與商議了這件事情。因此，我們有權利要求：筆會的所有理事會成員，劉曉波、余傑、陳奎德、王怡、蔡楚、趙達功、孟浪、廖天琪、余世存，秘書長張裕，都必須出來說明，他們是否事前知道，並參與了余王的決定。這對於獨立筆會，對於目前在聯署信前後上述諸人的腳色和作用，都是一個極大的澄清。
此外，參與余王排郭事先決策的是人否還包括華盛頓地區其他組織的人？因為這一切都早已經超出了個人算計和人事爭端問題，而涉及到對維權運動，對不同信仰的人，尤其對目前受到中共殘酷迫害的法輪功的態度，所以弄清楚是非常必要的。
正是因為此，上述一切更使我深深感到，除了余傑和王怡外，在獨立筆會中對信仰自由，寫作自由也還是需要重新認識。否則筆會的形象將會繼續受到多方面損害。因為一個不能把自由作為自己的最高追求，不能夠大無畏地捍衛別人自由和信仰的人，他的精神必定是萎縮的，也必將帶有其它的副產品。
筆者認為，余傑們使筆會蒙受恥辱的不只是挖空心計的排郭，而且還有事後對於會見布希的媚態敘述，乃至余傑在國際筆會會議後迫不急待地沾沾自喜地敘述如何見到德國總理梅爾克女士，這都讓人們從另外一方面看到其精神的渺小和軟弱。對於一個具有如此悠久文化傳統、知識份子傳統的「中國」獨立作家筆會，這類軟骨症，使我們感到羞愧！
知識份子和政治人物是平行的，他們是兩個領域中的不同的追求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政治人物會見知識份子，意義是雙方面的，很多時候，甚至可能是政治人物的榮光。例如德國諾貝爾文學獎格拉斯出席了前總理施羅德的活動。再例如，過去西方政治人物會見索爾仁尼琴等東方的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他們都從後者獲得了很多知識、政治教益，乃至政治利益。這包括不久前臺灣陳水扁總統，在胡錦濤訪問美國時突然會見胡平等異議人士，獲益的是陳水扁。這種會見即便在中國古代傳統中，也是所謂三顧茅廬，拜訪隱者。當然諸葛亮從了政，那就又是另外一種倫理了。
這種以會見政治領導人為榮的現象和心理，是典型的共產黨文化的產物，因為共產黨社會是政治統帥一切，政治高於一切，一切為政治服務。余傑們到現在還擺脫不出首長接見作家，和那些政治首腦會見，乃有榮焉得心態，實在是讓人遺憾。獨立筆會中的一些人離心理、思想上的獨立應該說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三
一百年前，在德雷福斯案件中，在最需要知識份子站出來的時候，左拉發出，「我控訴」。但是今天這一聽來美妙，似乎是進行曲的「我呼喚」，人們忘記了，它顯示的卻是左拉的思想和品格，他的大無畏的勇氣。這在那個時代並不是很容易就能發出的。首先，因為那是一個排猶在歐洲已經成為風氣的時期，其次居於少數族群地位的猶太人的名聲、地位並不「好」，否則也不會發展成為二次大戰中的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事件。德雷福斯事件是官方、媒體，乃至鄉願的知識界促發的。為此，在這種關頭，為一個猶太人說話，發出「我控訴」的聲音左拉很可能為此犧牲掉自己的物質生活，自己的名譽。我想這一切與最近幾年法輪功的情況很相似，他們都是弱勢群體，都是不被社會主流文化意識所理解接受的群體。人們如果能夠想像九九年時為法輪功出來「控訴」所需要的勇氣，就會理解左拉的偉大之處。
今天，很多人在那裡喋喋不休地歌唱知識份子的「獨立性」，歌唱左拉，模仿「我控訴」，其實歌唱的背後，他們想到的更多的是自己的名利。因為真的要在歷史的關頭，為民眾的自由，為文化宗教的自由站出來，那不是舒適的夜曲，需要拿出勇氣、做出犧牲。而就是在這關頭，獨立筆會中的一些人被記下的更多的是不獨立，精神的世故，膽怯，甚至出賣。
你沒有為法輪功遭受的迫害控訴，你沒有尊敬別人的自由，
你屈從了專制，和掌權者眉來眼去，你根本沒有控訴的勇氣和能力！
我想一個真正理解左拉，歌頌左拉，一個具有左拉那樣思想深度和性格的知識份子，一定會為法輪功問題，為每一位維權人士大聲說出「我控訴」。然而余傑王怡，乃至獨立筆會中的很多人，不僅在會見布希的時候，在世界為你提供了呼籲的機會的時候，沒有提出控訴；而且在筆會中，或者屈服於政府的壓力，或者自己的思想中就存有共產黨社會，共產黨文化所給與的對法輪功歧視和偏見，繼續扼殺控訴的聲音。
我認為，獨立筆會對於任何信仰法輪功的作家加入和參與不能有任何刁難、歧視。因為信仰法輪功就和余傑們信仰基督教一樣平權，如果沒有因為余傑信仰基督教而拒絕他擔任筆會的職務，那麼就必須公開承認對曾錚、盛雪女士的做法是根本錯誤的。
從德雷福斯案件到余王排郭事件，一個記載的是知識份子的獨立人格和道德勇氣，一個是軟弱、對名利的心計。在歷史面前，辯白甚至謾罵別人都是沒有用的。因為它已經記錄下，在思想和信仰自由受到踐踏，弱勢民眾被殘酷迫害的時候，你不但不敢於站出來為他們「控訴」，反而順服掌權者、用盡心機敗壞他們的聲音。因為同情法輪功而不能讓他會見布希，不能擔任筆會職位，因為法輪功信仰而不能公開擔任筆會的具體工作，這都是事實！與其繼續用計掩蓋，不如立即站出來，你現在仍然有機會為這位女作家，為法輪功，為高智晟「控訴」。
哈威爾說，要為真實而生活，知識份子就是要不顧一切地講真話！左拉說，我控訴！對此，我想要說的是，在法輪功需要為他們呼籲的時候，我們要理直氣壯地為他們呼籲，控訴！對無論以什麼樣的方式附庸權勢，獵取名利，只要它助長了極權的專制，我們就要毫不留情的抵制！
2006-7-23 於德國埃森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