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李良、石惠澤叛國投敵案」
還有一位高考落榜、石惠澤的同班同學曹辛星，讀高中時曾在《詩刊》上發表過兩首小詩。他進入左家壠蔬菜公司工作後，很快世俗化，不談學習，只談女人。與岳印的一位姑娘談戀愛鬧僵分手後，告訴我「她屁股上某個部位有一塊什麼樣的疤」，說的活靈活現。按說此君應該平平安安，沒什麼問題，但他命不長。「文革」武鬥時，一位曾經有過小嫌隙的鄰居把他誘騙上山，掏出手槍一槍把他崩了。他曾跪地磕頭求饒，但心狠手辣的鄰居沒有饒他。又按說此事神不知鬼不覺，這鄰居青年也應該沒什麼問題。但他殺人後回到工廠得意忘形地自言自語：「老子今天幹了一件大事！」這句話被一位積極份子聽見了，「文革」恢復秩序後追查這位「老子」，「那天幹了一件什麼大事？」曹辛星命案才水落石出，此君打紅叉的名字也就上了佈告。——冥冥之中，因果報應，自有定數，此處不贅。
像李良、石惠澤那樣的失學青年，早已納入街道居委會的監控範圍。有天晚上，我去李良家，遠遠看見一個中年婦女鬼鬼祟祟地趴在他家窗台上偷窺，聽到腳步聲，慌慌忙忙走進隔壁家，又在門縫裡偷窺我。我乾脆過門不入，逕直前行，彷彿一位過路人。此後，我不敢再去李良家，居委會把我的名字列入常來常往的黑名單，萬一李良他們瞞著我干了什麼，怎麼說得清呢？
我也不能告訴李良有鄰居偷窺，他本來就懷疑自己被監視。萬一他與鄰居扯皮把我頂出來，劉股長那裡不好交差。可能是平日我勸告他的話留下太多的想像空間（那時我還沒有「搞臭自己」），他也懷疑我。
一天，他突然用凶狠的態度「審問」我：「你說，你的工作是怎麼搞來的？」
其實，這問題並不難回答。一則是突如其來，二則是他態度反常，一下真把我搞懵了，幾秒鐘沒答上來。
「好的，我知道了！」他丟下這句話，扭頭便走了。
過了十天半個月，我在師院新華書店翻書，他進來看見了，邀我「到後面山上去走走」。走走就走走吧，那是座幾十米高的無名小山，長滿了丈餘高的小松樹。走到半山坡，見這裡遠離馬路，說話沒人聽見，便想坐下來再與他談談心，勸他回到數學殿堂，「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解數學題」。他不同意坐下，催我繼續往上爬。又爬了幾十步，我實在不想再往上爬了，便說：「爬上去幹什麼？又沒有什麼名勝古蹟。」哪知他堅決得很，非爬到頂峰不可，我無可奈何，只好奉陪。
爬到頂峰，絕無人跡，團團松樹遮蔽了我們，馬路上汽車聲音都聽不見了。
「你說，」李良左手撐在一棵松樹上，右手放在身後，面對面，目露凶光地審問我，「你的工作是怎麼搞來的？」
我用平靜的聲音，按早已考慮好的回答，是我父與區政府一個熟人推薦的，要求字寫得好。
「撒謊！」他惡狠狠地說，「有人說，是派出所安排的。」
「屁話！」我鎮靜自若，反問他，「派出所憑什麼安排我？」
接著，我反客為主，問他「你願不願意刻鋼板？」「如果願意，我可以分出部分業務，讓你在家裡干，每月保證收入30元。」我知道他幹不了，字寫得並不差，但由於深度近視，不耐煩寫密密麻麻的小字，習慣於龍飛鳳舞畫大字。
他像泄了氣的皮球，臉上的劍拔弩張不見了，連連說：「對不起，對不起，我錯怪你了。」
接著，他從身後抽出一把雪亮的匕首，說：「今天你如果還像那天一樣回答不出來，我就宰了你。」
我處變不驚，責怪他說：「那天你那麼凶，嚇得我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他又笑瞇瞇地說：「對不起，對不起！」
下山與他分手後，我的心倒蹦蹦地跳起來，好險！要不是鎮靜自若，後果不堪設想。此前，除了第一次公安把我抓到派出所，審問我的同學、朋友，報了他的名字外，從來沒有將他的言論匯過報。相反，總是勸他和打消他某些想法的萌芽，他倒恩將仇報……為保護數學天才，避免麻煩，這一次，我又隱忍了，沒有上報，只是提高了警惕，懂得了「當線人有可能被激怒的對象幹掉」。
「搞臭自己」後，我只嚴密注視公安方面的動靜，根本沒提防來自群眾一方的懲罰，之所以多次大難不死，只能歸結於「命大」。實際上，特務機關對線人的生命安全是不負責任的，他們根本不需要考慮這個問題。萬一被害，能破案當然也會忙一陣子。抓不到凶手，也就只好不了了之，絕不會公布被害的真實原因，絕對沒有「撫恤金」。因此，在這裡我向年輕人提出忠告，千萬不要貪圖一點點小錢為專制集團賣命。——在加拿大滿地可監控、跟蹤、加害過我的華人青年，打過照面的約有二、三十位。
不久，感到希望破滅，走投無路的李良和石惠澤，暗中策劃「逃蘇」，到蘇聯去組織「馬列主義新政黨」。我猜想，一定是石惠澤的鬼點子。因為李良對社會科學一竅不通，而石惠澤讀了許多馬列的書。
實際上，此路不通！一方面，邊防卡得緊，如果沒當地人接應，外地口音的人離邊境上百裡便會被盤查，逮捕。
另外，蘇聯當時的領導人，安德羅波夫、勃列日涅夫之流，都是克格勃頭頭出身，目光短淺，不懂政治，不知道利用逃蘇的人組成中共黨的反對派，除了讓逃蘇的人做苦工，就是把其中一些合適的人訓練成特務，然後派回中國搞情報，搞破壞。而那些派回國的「蘇修特務」，沒有一個能夠長期潛伏下來，都是不久便落入了「群眾專政」的天羅地網。 [注21] ——與共產專制國家把人當作工具不同，紐約自由女神雕像下的短詩歡迎世界各地的「垃圾」，實際上是各路精英匯聚美國，把國家建設得富強繁榮。
李良、石惠澤策劃「逃蘇」始於何時，我不知道。快動身了，李良來找我借錢。問他借多少？他說出一個我無力承擔的大數。說實話，他沒有工作，不能指望他還錢，一下借去我半年的工資，哪有可能呢？只好沉吟不語，待他知趣，慢慢遞減。
哪知他迫不及待地把「逃蘇」的事告訴了我，希望看在「重大決策」的份上，支援他一把。這下更不能借了，借錢給你「逃蘇」，事發後，即使我不是公安的線人，也會受到懲罰。以現在這種身份，重犯「知情不報」罪，進一步「支援反革命」，那就別想活了……
我面露慍色，斷然拒絕。李良木然，不知怎麼惹怒了我，紅著臉，訕訕地走了。
我知道，固執的他，已無力挽回，不能再拖延了，擔心另一條監控渠道先我而報，於是，當晚就將匯報投入郵筒。
由於經濟困難，出發前，李良還是跑到廠裡來向我借錢。這次知趣了，只請我支援，不提數字，不論多少。我已請示過劉股長，「借」給他15元人民幣。
什麼時間走的？怎樣抓的？我不知道。後來，劉股長說：「李良曉得你為我們工作，說我們採用了法西斯手段。」可能是自我辯護振振有詞，或者是遇到了比較開明的法官，判處較輕。我是35年後從楊小凱遺著《牛鬼蛇神錄》《向土匪》一章獲悉李良的資訊的。這一章從側面對他進行了一些生動的描寫。書中說李良是大學生，傳聞失實；又說他是逃往香港被捕的。不知李良是否在我面前用「逃蘇」（往北）來掩蓋他們南下的意圖？
「文革」初始，中共中央頒布的《公安六條》明文規定「勞動教養和刑滿留場（廠）就業人員」不准參加串聯……不知什麼鬼使神差，因緣際會，李良、石惠澤竟在洶湧澎湃的「文革」大潮中組建長橋農場勞教人員的造反組織「長沙青年」，擔任什麼「副司令」、「政治部主任」。1968年長沙軍管會打擊造反派，第一批槍決數十名「罪犯」的打頭第一個就是「長沙青年」司令夏菊初。
1970年初，毛澤東親自批示、中共中央直接領導的「一打三反」運動以雷霆萬鈞之勢降臨，當局動用「國家機器」（軍隊和公、檢、法），在全國範圍大規模鎮壓「反革命」，大批量集中處決潛在的政治對手，於是，石惠澤、李良就難逃一劫，只能飲恨千古了。
佈告上公布石惠澤、李良的「罪狀」是「文革」中「造反」、「私設公堂」種種，但畢竟「逃蘇」是起因，「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無可推諉。雖然罪惡的子彈打在他們的胸脯上，但擊中的卻是我的靈魂，等同身受，痛苦終生，永無寧日。我的雙手沾滿了他們的鮮血，無論怎樣懺悔，都無法贖愆。從此，「惟將終夜長開眼」，「碧海青天夜夜心」！
李良只追究我告密的事，根本不理會我多次勸告、愛護他的一片苦心。1967年夏，武鬥前夕，保守派「高司」（高教司令部）和「公、檢、法」一夜跑得精光，河西變成一座「空城」，呈現出一種暴風雨前的異樣寧靜。罪孽深重的我，知道自己絕對不能呆在岳麓印刷廠，只有潛入河東市區，採用「燈下黑」計 [注22] 混跡於造反派的人海，或可逃過一劫。當時已「封江」，湘江各渡口均有造反派的重兵武裝把守，整個江面無一船隻通行。於是，繞道從上游靳江河渡口，彙集幾個必須東渡的人一起花重金買舟，強行渡河。尚未靠岸，雨點般的子彈便落在船舷兩邊。接著，一隊荷槍實彈的造反派從小山上衝下來，命令我們高舉雙手上岸，押進司令部進行甄別。我提供「湘江風雷岳麓戰團」司令部的電話號碼，司令小G接到電話後，立即說「是我們的人，不是高司的密探」。第二天上午，小G親自開車來把我接走，對我提供了有力的保護。當晚在長沙市中心的商業局、輕工局二樓（五一廣場西北角）「湘江風雷岳麓戰團」司令部打地鋪。當時並不知道「長沙青年」司令部設在同一棟樓的五層，也不知道李良、石惠澤在這個司令部。傍晚G司令叫我同去馬坡嶺搶槍，如果我去了，就會劈面碰到他們，真是驚險萬分，命懸一念。當造反派渡過湘江打到河西時，李良親自帶一隊人去岳印抓捕我，並留人守候一個多月，始終不見我的蹤影。那時，稍有一點差池，我便一命嗚呼了。冥冥之中，沒有神靈護佑，能活到今天嗎？(待續)
[注21] 政治家列寧「輸出革命」，派出顧問、用大量盧布幫助建成的中國共產黨，是聽命於「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政治家史達林繼續用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援中共，指揮中共提前挑起日本侵華，將日軍拖在中國戰場，解除了二戰中蘇聯東部的後顧之憂。無論列寧和史達林為中共用了多少盧布，都是值得的。60年代逃蘇的人上十萬，卻沒有出現與中共同名的反對黨。勃列日涅夫之流的政治素質，相比列寧、史達林有天壤之別。
[注22] 「燈下黑」計：古代夜晚用油燈或蠟燭照明，燈台下有一圈黑影。此計意為：最危險的地方最容易藏身，最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