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08-04 02:52:49作者：
無疑，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的執政理念跟另一位前總書記胡耀邦可謂十分接近，但在推動政策的過程看，「大胡」胡耀邦跟「小胡」胡錦濤則十分不同。胡耀邦個人作風較為「進取」，他較多在改革路上扮演急先鋒角色，全力為改革辯護，甚至不惜拋出頗具爭議的課題；胡錦濤則偏向「防守」，他推動改革時，多以為模糊的包裝出之，遇上反對意見時，他再作出修正，務求各方達至妥協。
應該指出，二人的作風各有優缺點，一個較合理的做法是，審慎判斷形勢，混合使用「進取」和「防守」兩種策略。在八十年代，胡耀邦為了推動改革，每每語出驚人，例如他曾提出「全盤西化」，甚至親自號召全中國民眾吃東西時棄用筷子改用刀叉。胡耀邦此舉乍看有點「無厘頭」（不按章法），但其好處卻是夠具體，信息在媒體傳播時十分有效，且能引起關注。以小見大，胡耀邦對帶領輿論走向，為推革帶來動力其實甚有功勞。
當然，這一招的缺點其實也十分明顯。胡耀邦每一次拋出改革議題，就等如邀請其政敵攻擊其一次。胡耀邦個人在中共資格老，黨政軍履歷完整，且一開始得到鄧小平支持，因此有一定自信去承擔有關風險。可是，所謂謊言說了十遍每就成真，因此，鄧小平聽了有關胡耀邦的小報告太多，對胡耀邦的信心出現動搖，也屬十分合理，也許，這就是胡耀邦在1986年中箭下馬的伏筆之一。
到了胡錦濤執政，他的作風明顯較為審慎。例如他每次每次提出一個新的執政概念，都每先加以悉心包裝，避免爭議，例如他同意經濟發展到某一階段，應有政治改革加以配合，但他不會高舉改革大旗，只會將之稱為「科學執政」。
胡耀邦面對不同意見，較多時候會是全力為改革辯護，相對之下，胡錦濤面對中共內部的一些質疑時，較少一味辯護，較多時候他會作出妥協，提出某些修正。
舉個例子，2004年10月27日，胡錦濤曾高調出席紅十字會的活動，外界多以為胡此舉是要展示對中國發展公民社會的支持，可是，當中國內部有人質疑西方情報機關滲透這類不受政府領導的組織，推動和串連「中國版顏色革命」時，胡錦濤也會同意整頓他們稱之為「社會團體」的組織，作為一種妥協。胡錦濤的妥協，無疑可以保持社會和諧，但結果卻是：新政的原意已被大大扭曲或是給削弱，而社會上也出現缺乏改革動力的問題。
應該指出，胡耀邦和胡錦濤除了個人性格不同外，兩人的客觀環境也有所迥異，因此二人在推動改革時的手法出現落差，也屬可以理解。前述胡耀邦得到鄧小平支持，且他本人在黨政軍都有經歷，而胡錦濤雖得鄧小平支持，但鄧已作古多年，「小胡」面對一位外傳有意繼續垂廉聽政的江澤民，行事上自有如履薄冰的感覺。
另外，在1989年六四後，原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以「分裂黨中央」這個憲法和黨章都沒有的「罪名」下臺，中共達至「穩定壓倒一切」的共識，所以，面對爭議，胡錦濤面對的選項，除了妥協外，還是只有妥協。再者，現時中國改革已缺乏動力，沿海地區和地方政府過去是改革先鋒，如今反成改革障礙。中央硬要推動改革，結果可能適得其反。
筆者在此大膽提出，一個較合理的做法是，審慎判斷形勢，混合使用「進取」和「防守」兩種策略。暫時而言，大部分時間胡錦濤仍需作出「必須的妥協」，但在關鍵的議題上，胡錦濤必須作有限度的攻堅，做成遏止反動力量的聲勢。
另外，作風較為拘謹的胡錦濤也有必要學習胡耀邦擅用肢體語言和形象化語言的技巧，通過傳媒傳達改革信息。否則，中國可能會重蹈晚清覆轍，改革太遲，力度太小，到要大改時已來不及。至於何時需「攻堅」，何時需「防守」，則要考驗胡錦濤的政治智慧了。
應該指出，二人的作風各有優缺點，一個較合理的做法是，審慎判斷形勢，混合使用「進取」和「防守」兩種策略。在八十年代，胡耀邦為了推動改革，每每語出驚人，例如他曾提出「全盤西化」，甚至親自號召全中國民眾吃東西時棄用筷子改用刀叉。胡耀邦此舉乍看有點「無厘頭」（不按章法），但其好處卻是夠具體，信息在媒體傳播時十分有效，且能引起關注。以小見大，胡耀邦對帶領輿論走向，為推革帶來動力其實甚有功勞。
當然，這一招的缺點其實也十分明顯。胡耀邦每一次拋出改革議題，就等如邀請其政敵攻擊其一次。胡耀邦個人在中共資格老，黨政軍履歷完整，且一開始得到鄧小平支持，因此有一定自信去承擔有關風險。可是，所謂謊言說了十遍每就成真，因此，鄧小平聽了有關胡耀邦的小報告太多，對胡耀邦的信心出現動搖，也屬十分合理，也許，這就是胡耀邦在1986年中箭下馬的伏筆之一。
到了胡錦濤執政，他的作風明顯較為審慎。例如他每次每次提出一個新的執政概念，都每先加以悉心包裝，避免爭議，例如他同意經濟發展到某一階段，應有政治改革加以配合，但他不會高舉改革大旗，只會將之稱為「科學執政」。
胡耀邦面對不同意見，較多時候會是全力為改革辯護，相對之下，胡錦濤面對中共內部的一些質疑時，較少一味辯護，較多時候他會作出妥協，提出某些修正。
舉個例子，2004年10月27日，胡錦濤曾高調出席紅十字會的活動，外界多以為胡此舉是要展示對中國發展公民社會的支持，可是，當中國內部有人質疑西方情報機關滲透這類不受政府領導的組織，推動和串連「中國版顏色革命」時，胡錦濤也會同意整頓他們稱之為「社會團體」的組織，作為一種妥協。胡錦濤的妥協，無疑可以保持社會和諧，但結果卻是：新政的原意已被大大扭曲或是給削弱，而社會上也出現缺乏改革動力的問題。
應該指出，胡耀邦和胡錦濤除了個人性格不同外，兩人的客觀環境也有所迥異，因此二人在推動改革時的手法出現落差，也屬可以理解。前述胡耀邦得到鄧小平支持，且他本人在黨政軍都有經歷，而胡錦濤雖得鄧小平支持，但鄧已作古多年，「小胡」面對一位外傳有意繼續垂廉聽政的江澤民，行事上自有如履薄冰的感覺。
另外，在1989年六四後，原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以「分裂黨中央」這個憲法和黨章都沒有的「罪名」下臺，中共達至「穩定壓倒一切」的共識，所以，面對爭議，胡錦濤面對的選項，除了妥協外，還是只有妥協。再者，現時中國改革已缺乏動力，沿海地區和地方政府過去是改革先鋒，如今反成改革障礙。中央硬要推動改革，結果可能適得其反。
筆者在此大膽提出，一個較合理的做法是，審慎判斷形勢，混合使用「進取」和「防守」兩種策略。暫時而言，大部分時間胡錦濤仍需作出「必須的妥協」，但在關鍵的議題上，胡錦濤必須作有限度的攻堅，做成遏止反動力量的聲勢。
另外，作風較為拘謹的胡錦濤也有必要學習胡耀邦擅用肢體語言和形象化語言的技巧，通過傳媒傳達改革信息。否則，中國可能會重蹈晚清覆轍，改革太遲，力度太小，到要大改時已來不及。至於何時需「攻堅」，何時需「防守」，則要考驗胡錦濤的政治智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