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08-19 00:29:01作者：歐陽非
很久以前讀到過一個笑話，說的是幾個來自不同國家的人談論什麼是最幸福的時刻。使我至今不忘的是一個來自斯大林肅反時期的蘇聯人的話。他說，當你早晨被一陣敲門聲驚醒，打開門發現秘密警察站在門口說，「伊凡·伊凡諾維奇，你被捕了」，你卻能對警察說，「對不起，伊凡·伊凡諾維奇住在隔壁」，這才是「最幸福的時刻」。
說是一個笑話，其實故事中透露出的那種生活在恐懼之中的感受，卻讓人笑不出來。這種恐懼，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共產專制之下特有的人與人不能互相信任的「告密文化」。
告密之風，盛行大陸
上海東方航空公司資深飛行員袁勝，在飛往洛杉磯前給一地勤人員講《九評共產黨》和退黨潮時，被該人告密，險遭警察拘捕。由於300多位乘客已經登機，警察只好留話：回來再算賬。袁勝為避免回國以後被中共迫害，不得不在美國尋求政治庇護。
袁勝被迫出逃，源於被人告密。告密之風，不但在文革時代，就是在今天的大陸實際也很普遍。
筆者本人在10多年前就讀中科院研究生院時，曾到北戴河實習，帶隊老師多才多藝，能說能唱，晚上在招待所組織學生搞了個聚會。也許是該教授唱了什麼不合黨的主旋律的歌（我沒有覺得），回校不久，隨隊的助教就跟我們打聽是誰到院裡告了教授一狀，大夥一聽都挺生氣的，什麼時代了，還真就是有這樣的人。
2005年吉林藝術學院戲劇文學教研室的一名年輕教師盧雪松，因在課堂上及課後與同學探討歷史文化問題，被學生中的積極份子告發，說其在課堂散佈不利於黨的言論，故而被學校停課。
據一位大學教師披露，他們學校在2005年下學期啟用了學生特務制度，監督教師課堂言論。這種學生特務有個專用的稱謂，叫做「信息員」。就是學校當局從學生裡面選調一些非常聽話的學生，作為「入黨積極份子」培養，安排到不同的院系，聽各科老師的課，成為黨掌控師生動態的耳目。
「告密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告密文化」離不開專制獨裁。「洗腦體系」和「整人機制」是中共「告密文化」形成的溫床。
通過「洗腦體系」，中共不僅剝奪對方辯護的機會，也把人洗腦成認為告密合理，告了別人，會更好的保護自己。中共最大限度的醜化被害群體，煽動民眾仇恨，操縱人們去告密。但是，如果告密沒有後效應，就不會有那麼多的告密者了。這就需要中共那一套邪惡的對被告之人想怎麼整就怎麼整的 「整人機制」，這樣告密之風才會盛行。這套整人機制是中共獨裁者維持統治不可或缺的工具。過去是「政治挂帥」的赤裸裸的整人，現在是披上「法律」外衣的更流氓的整人。「反革命罪」、「顛覆國家政權罪」、「破壞法律實施罪」、「泄露國家機密罪」、「危害國家安全罪」等不一而足，這些罪名大多數是用在因言論、信仰獲罪的無辜的百姓身上。同時，中共還會施以小恩小惠來鼓勵告密，另一方面，告密造成的人人自危的恐懼，也會激發人去主動告密以免受牽連，更有一些人養成了喜歡看到他人被整的陰暗心理，而樂於告密。
每一次中共的運動，其重要組成部分就是發動告密。就在人們說現在大陸言論多麼自由，在飯桌上也能說說領導人的笑話時，他們卻相當自律的去迴避有關法輪功的話題。在敏感問題上，「言論自由」不在了，因為他們都怕有人去告密，給自己惹麻煩。
中共統治人民的所謂一大法寶就是所謂的「群眾路線」，其重要功用就是讓老百姓互相揭發告密。中共連最基層的街道居委會都大加利用，人稱「小腳偵緝隊」，讓告密的氣氛瀰漫在整個社會中，造成人人自危，從而不敢越黨的言論雷池半步。告密成為中共能夠維持害人運動的重要手段之一。
告密並不一定都是匿名的，當告密者有恃無恐的時候，他會公開告密。通常在中共的運動高潮時，被中共打擊的對象不受任何法律的保障，他們的權利處於社會的最底層，這時，告密者們就會肆無忌憚。出賣袁勝的告密者，就是這樣，凸現中共迫害法輪功的嚴酷背景。
如何區分專制社會的告密和民主社會的舉報
有人會說，在西方民主國家，不也是有投訴、舉報嗎？你要是後院的草長得太高了還沒割，說不定有鄰居到社區管理委員會去投訴你；你養了狗哪次忘了繫繩子，也有可能被投訴；就是虐待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都會被人報警；特別是現在的反恐時期，政府更是鼓勵群眾去舉報任何可疑的行為。
可是，日常生活中，就算是習慣於用「告密」一詞的大陸移民，也很少把民主社會的這種匿名「投訴」跟 「告密」 聯想到一起。而在大陸，就算你是「公開揭發」，如同那個把公安引來抓袁勝的機場地勤人員，人們也很容易就把他的「公開」行為當作「告密」。為什麼呢？這是因為專制社會的「告密」和民主社會的「舉報」有著根本的區別。
民主社會民眾舉報的內容是為維持社會良性環境的，很正常的，並不夾雜害人的成份；而專制社會告密的內容大多是政治性的，同黨的運動和言論鉗制有關，比如什麼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啦，什麼收聽敵臺啦，什麼散步反黨言論啦等等，最明顯的就是同黨的整人害人運動有關的東西。在中共正在搞的運動中，比如，當年的六四開槍，現在的鎮壓法輪功，如果有誰言論同黨不一致，就很容易遭人告發。
什麼是反政府？什麼是恐怖主義？什麼是國家安全？專制社會同民主社會有完全不同的定義。在中共專制社會裏，同黨不一致，就是反政府；維護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的權利，就是搞恐怖主義；揭露共產黨的害人歷史，就是危害國家安全。所以，清醒的人，很容易區分什麼是共產黨的「告密文化」，什麼是正常社會的民眾舉報。
更明顯的是，正常社會也不存在像共產黨那樣的一個動用國家機器、並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整人機制。
如何結束「告密文化」
同其它共產國家一樣，經歷各種運動的中國大陸人民，對於這種「告密文化」可謂是深惡痛絕。「告密文化」是共產黨統治的必然產物，因此，只有解體了共產黨，徹底破除了黨文化，人心才可能恢復正常；人重新良心發現、重新認識倫理道德的價值，才能真正杜絕「告密文化」，社會也才能步入正常。
說是一個笑話，其實故事中透露出的那種生活在恐懼之中的感受，卻讓人笑不出來。這種恐懼，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共產專制之下特有的人與人不能互相信任的「告密文化」。
告密之風，盛行大陸
上海東方航空公司資深飛行員袁勝，在飛往洛杉磯前給一地勤人員講《九評共產黨》和退黨潮時，被該人告密，險遭警察拘捕。由於300多位乘客已經登機，警察只好留話：回來再算賬。袁勝為避免回國以後被中共迫害，不得不在美國尋求政治庇護。
袁勝被迫出逃，源於被人告密。告密之風，不但在文革時代，就是在今天的大陸實際也很普遍。
筆者本人在10多年前就讀中科院研究生院時，曾到北戴河實習，帶隊老師多才多藝，能說能唱，晚上在招待所組織學生搞了個聚會。也許是該教授唱了什麼不合黨的主旋律的歌（我沒有覺得），回校不久，隨隊的助教就跟我們打聽是誰到院裡告了教授一狀，大夥一聽都挺生氣的，什麼時代了，還真就是有這樣的人。
2005年吉林藝術學院戲劇文學教研室的一名年輕教師盧雪松，因在課堂上及課後與同學探討歷史文化問題，被學生中的積極份子告發，說其在課堂散佈不利於黨的言論，故而被學校停課。
據一位大學教師披露，他們學校在2005年下學期啟用了學生特務制度，監督教師課堂言論。這種學生特務有個專用的稱謂，叫做「信息員」。就是學校當局從學生裡面選調一些非常聽話的學生，作為「入黨積極份子」培養，安排到不同的院系，聽各科老師的課，成為黨掌控師生動態的耳目。
「告密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告密文化」離不開專制獨裁。「洗腦體系」和「整人機制」是中共「告密文化」形成的溫床。
通過「洗腦體系」，中共不僅剝奪對方辯護的機會，也把人洗腦成認為告密合理，告了別人，會更好的保護自己。中共最大限度的醜化被害群體，煽動民眾仇恨，操縱人們去告密。但是，如果告密沒有後效應，就不會有那麼多的告密者了。這就需要中共那一套邪惡的對被告之人想怎麼整就怎麼整的 「整人機制」，這樣告密之風才會盛行。這套整人機制是中共獨裁者維持統治不可或缺的工具。過去是「政治挂帥」的赤裸裸的整人，現在是披上「法律」外衣的更流氓的整人。「反革命罪」、「顛覆國家政權罪」、「破壞法律實施罪」、「泄露國家機密罪」、「危害國家安全罪」等不一而足，這些罪名大多數是用在因言論、信仰獲罪的無辜的百姓身上。同時，中共還會施以小恩小惠來鼓勵告密，另一方面，告密造成的人人自危的恐懼，也會激發人去主動告密以免受牽連，更有一些人養成了喜歡看到他人被整的陰暗心理，而樂於告密。
每一次中共的運動，其重要組成部分就是發動告密。就在人們說現在大陸言論多麼自由，在飯桌上也能說說領導人的笑話時，他們卻相當自律的去迴避有關法輪功的話題。在敏感問題上，「言論自由」不在了，因為他們都怕有人去告密，給自己惹麻煩。
中共統治人民的所謂一大法寶就是所謂的「群眾路線」，其重要功用就是讓老百姓互相揭發告密。中共連最基層的街道居委會都大加利用，人稱「小腳偵緝隊」，讓告密的氣氛瀰漫在整個社會中，造成人人自危，從而不敢越黨的言論雷池半步。告密成為中共能夠維持害人運動的重要手段之一。
告密並不一定都是匿名的，當告密者有恃無恐的時候，他會公開告密。通常在中共的運動高潮時，被中共打擊的對象不受任何法律的保障，他們的權利處於社會的最底層，這時，告密者們就會肆無忌憚。出賣袁勝的告密者，就是這樣，凸現中共迫害法輪功的嚴酷背景。
如何區分專制社會的告密和民主社會的舉報
有人會說，在西方民主國家，不也是有投訴、舉報嗎？你要是後院的草長得太高了還沒割，說不定有鄰居到社區管理委員會去投訴你；你養了狗哪次忘了繫繩子，也有可能被投訴；就是虐待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都會被人報警；特別是現在的反恐時期，政府更是鼓勵群眾去舉報任何可疑的行為。
可是，日常生活中，就算是習慣於用「告密」一詞的大陸移民，也很少把民主社會的這種匿名「投訴」跟 「告密」 聯想到一起。而在大陸，就算你是「公開揭發」，如同那個把公安引來抓袁勝的機場地勤人員，人們也很容易就把他的「公開」行為當作「告密」。為什麼呢？這是因為專制社會的「告密」和民主社會的「舉報」有著根本的區別。
民主社會民眾舉報的內容是為維持社會良性環境的，很正常的，並不夾雜害人的成份；而專制社會告密的內容大多是政治性的，同黨的運動和言論鉗制有關，比如什麼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啦，什麼收聽敵臺啦，什麼散步反黨言論啦等等，最明顯的就是同黨的整人害人運動有關的東西。在中共正在搞的運動中，比如，當年的六四開槍，現在的鎮壓法輪功，如果有誰言論同黨不一致，就很容易遭人告發。
什麼是反政府？什麼是恐怖主義？什麼是國家安全？專制社會同民主社會有完全不同的定義。在中共專制社會裏，同黨不一致，就是反政府；維護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的權利，就是搞恐怖主義；揭露共產黨的害人歷史，就是危害國家安全。所以，清醒的人，很容易區分什麼是共產黨的「告密文化」，什麼是正常社會的民眾舉報。
更明顯的是，正常社會也不存在像共產黨那樣的一個動用國家機器、並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整人機制。
如何結束「告密文化」
同其它共產國家一樣，經歷各種運動的中國大陸人民，對於這種「告密文化」可謂是深惡痛絕。「告密文化」是共產黨統治的必然產物，因此，只有解體了共產黨，徹底破除了黨文化，人心才可能恢復正常；人重新良心發現、重新認識倫理道德的價值，才能真正杜絕「告密文化」，社會也才能步入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