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08-19 00:54:00作者：白雨櫻
何於珍(假名)在日本丈夫的陪同下來到日本入國管理局「出頭」，辦理黑轉白的手續。在等待室的時候，她輕輕地把手放在日本丈夫的膝蓋上。她知道，這是能讓入國管理局官員相信他們倆的婚姻真實的一個小細節。這一切，都由朋友預先教好，為了萬無一失地取得日本定住資格。
日本丈夫叫大澤。是一個中年的出租司機，兩人在陪酒酒吧相識，相識不久，他們便談好了價格和條件，並辦理了結婚手續。
目前，入管局對國際結婚簽證「黑轉白」的手續查辦得越來越嚴。為了杜絕假結婚騙取定住簽證，入管局可謂是絞盡腦汁：前幾年還僅僅是入管局官員深夜電話或突然家訪，查看夫妻兩人是否同居，而近兩年又開始編出一套生活問題進行夫妻分別面試……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針對入管局的嚴查嚴堵，企圖經過婚姻久居日本的華人又想出了同居一屋——假結婚卻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的方法，以求矇混過關，取得合法在留資格。
由於不少華人女性在假結婚的同時，本身就有情人或正式的丈夫，所以近幾年來，三人(兩男一女)同居的現象越來越多，漸漸成為騙取結婚定住簽證的安全方程式。然而，這終究不是一種正常的生活方式，它承載了太多非人性的東西，也承載了太多的眼淚和無奈。
假丈夫的幸福感
大澤帶著何於珍去入管局領取一年的特殊在留資格。他明白，這是違法的，自己只是何於珍定居日本的一個棋子，但他心甘情願。也許是緣分吧，從一開始他就對何於珍充滿了同情。
一直獨身的大澤和何於珍相識在東新宿的一個陪酒酒吧，何於珍是那裡的陪酒女。不知道為什麼，大澤看到何於珍的第一眼就喜歡她。和這種女人在一起，大澤有說不清楚的輕鬆感。他接二連三地來到這家酒吧，還請何於珍出去吃過一頓便飯。
一天晚上的事情，給大澤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天，大澤剛坐下不久，鄰近的一個酒吧的小姐便衝了進來，用帶著上海口音地日語叫著「條子來了！我們酒吧剛剛被查，你們動作快一點……」酒吧媽媽桑的臉色一下子變了，她衝到何於珍面前抓起她的胳膊，把她從沙發椅上拎了出去：「珍子，還不快走！」何於珍面色蒼白，腳步零亂地逃到化妝室。後來一個陪酒小姐告訴大澤，何於珍從化妝室的後門溜走了。
大澤這才知道，何於珍黑戶口的身份，在日本沒有合法的身份。要是萬一被入管局查出來，就只剩下遣送回國的一條路了。
大澤突然覺得何於珍很可憐，一個中國人在日本求生活就不容易，何況連一個正式的身份都沒有。他不知道失去工作的何於珍怎麼生活下去，又擔心她會真的被入管局抓起來，於是他撥響了何於珍留給他的手機電話。
兩天後，兩人在池袋的伯爵咖啡室見面了。何於珍第一句話就是：「大澤先生，我需要你的幫助。」接著何於珍和盤托出，講了她的計畫：「大澤先生，我知道你是單身，所以只有你可以幫我。你能不能和我結婚？」
大澤怔在那裡，半天緩不過神來。
「當然不是真的結婚，是假結婚。不瞞你說，我有未婚夫，他和我同是黑龍江人。我們只是想在日本生活下去，你不知道我們的家鄉有多窮，一家人一年四季吃的都是土豆和白菜。」何於珍說著眼睛就紅潤起來了。
大澤看著這樣的何於珍，感覺她是一個可憐的女人，善良的女人。他想：至少她沒有因為自己的居留資格拋棄自己的情人。這一點還是可敬的。
於是，他們談起了條件，何於珍說每次簽證給他250萬日幣，直到她領到日本國籍。同時，她和男友會借一套房子，讓大澤一起住：「房租你不用擔心。但水電費，我們一人一半。這樣，你就可以在這幾年裡儲夠錢，再娶一個像樣的媳婦。」
「為什麼要住在一起？」大澤提出疑問。「你不知道，現在都是這樣的，入管局查得很緊。」何於珍回答得很乾脆，「必須這樣，我和男友都不想冒險。」
於是二男一女的新婚生活就這樣開始了。大澤住樓下的小臥室，而何於珍們住樓上。
何於珍的男朋友韓雲是一個勤勤懇懇的人，每天要打二份工，天天都下午出門，第二天早上才回家。三人從來沒有吵過架，大澤是一個沉默寡言的男人，不善表達，而何於珍和韓雲比較開朗，經常用很不流利的日語開大澤的玩笑……自從住在一起後，大澤感覺自己的生活快樂了很多，至少偶爾想喝酒的時候，在家裡會有兩個人陪著他。
何於珍經常教大澤如何應付管局。經驗多得讓大澤咋舌。當然，大澤也學得很努力，因為三個人已經是一條繩子上的螞蚱。入管局晚間來了查尋電話，大澤就會應付自如地說：「你等一下，她現在正在洗澡間。」然後，跑到樓上把何於珍叫下來；他親切地和周圍鄰居稱何於珍是自己的老婆，說韓雲是自己在工作單位的同事，以防日後入管局暗中的「群眾調查」……
儘管大澤非常明白萬一入管局知曉真相後，自己會面臨怎麼樣的人生，但是他還是願意這樣做。從某種角度上，大澤已經把這兩個中國人當作了自己人——朋友或者是兄妹。他很想讓這兩個人安定地在日本住下，在他心裏有一個很強烈的念頭：「他們不是壞人，他們都不容易。」
這是一種邪惡和善良交織的生活。不管如何，大澤還要和何於珍及韓雲愉快地生活四年。
他很享受這樣的生活，因為這樣對三個人都有好處，盤算一下，他銀行存摺光今年一年已經多了近400萬日幣，這是一個普通出租司機做不到的事情。
陌生女人的來信
記者曾經收到過一封陌生女人的來信。在信裡，她哭訴自己如何受到鄰居老太的欺侮：「……她經常會打開我們家的垃圾翻來翻去地檢查……我進進出出，她一直用很奇怪的目光看著我，有一次我看到她在走廊裡和另一些女人議論我，神情怪怪的，真讓人受不了。……這種日子真不能過下去了，她明顯是歧視我們中國女人……」
為了這封陌生女人的來信，記者走訪了神奈川縣的一幢縣營住宅。信裡那位陌生女人所說的鄰居老太在她乾淨的客廳裡接待了我。
桌上是日本線茶和日式煎餅。老太給記者的印象並不刻薄，相反很溫和，她穿著和服，頭上挽了一個很簡單的髻，一看就是很老式的日本婦女。
老太說出了她的疑惑。她說，隔壁什麼時候結婚的，她不知道，因為隔壁沒有按照日本人的習慣辦喜宴，向左右鄰舍發喜餅：「這一點，我再古板也是可以理解的，現代人都不興這一套了。」
直到隔壁伊籐家門牌上又並列地寫上了一個「余」字，老太才知道那個伊籐老頭又結婚了。這個「余」姓中國女人蠻漂亮的，人高高的，清晨丟垃圾時會笑著和鄰居打招呼，看上去蠻懂事的。鄰居們都說，那個拿政府生活救濟的伊籐老頭真是福氣，娶了一個漂亮的中國老婆。
但是結婚沒有多久，怪事就發生了。伊籐家就又多了一個人—一個很英俊的小夥子：「一開始，我還沒有注意，以為是伊籐家的朋友，但是後來進出頻了，才引起了周圍人的注意。有一次，我居然看到那個中國女人挽著小夥子的手出外，頓時就覺得犯了糊塗，我們都是過來人了，這種親熱地挽手方式一看就能瞭解兩個人的關係。更令我不解的是，夜裡很晚那個小夥子都在伊籐的家裡。我的臥室緊靠著隔壁的浴室，深更半夜經常聽到隔壁浴室傳出來男女嬉笑聲，用的是中文。那個伊籐老頭是不會講中文的，而且也不是他的聲音。」
有一次，老太曾婉轉地向伊籐老頭提出，希望他們家晚上安靜一些。而伊籐老頭木木地道歉：「昨晚，老婆來朋友了。太晚吵了你，真不好意思！以後一定注意！」
朋友？接待朋友怎麼會在浴室？鄰居老太無論如何都想不通。最後，她只能暗自得出答案：那個伊籐老頭太好欺侮了。那個中國女人也太放肆太壞了，把日本丈夫當傻瓜，婚外戀搞到家裡來了，這太讓憤慨了。
老太憤憤地講出了自己的結論。但記者卻雪亮一片：這又是一戶「假結婚」的人家。
記者離開神奈川那一幢縣營住宅的時候，心裏很是疑惑：難道日本真是天堂？讓中國女人冒著風險扯謊？留在日本，她們是不是真的幸福？非人性的三個人的世界中真的不會起一點點風浪嗎？
日本丈夫叫大澤。是一個中年的出租司機，兩人在陪酒酒吧相識，相識不久，他們便談好了價格和條件，並辦理了結婚手續。
目前，入管局對國際結婚簽證「黑轉白」的手續查辦得越來越嚴。為了杜絕假結婚騙取定住簽證，入管局可謂是絞盡腦汁：前幾年還僅僅是入管局官員深夜電話或突然家訪，查看夫妻兩人是否同居，而近兩年又開始編出一套生活問題進行夫妻分別面試……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針對入管局的嚴查嚴堵，企圖經過婚姻久居日本的華人又想出了同居一屋——假結婚卻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的方法，以求矇混過關，取得合法在留資格。
由於不少華人女性在假結婚的同時，本身就有情人或正式的丈夫，所以近幾年來，三人(兩男一女)同居的現象越來越多，漸漸成為騙取結婚定住簽證的安全方程式。然而，這終究不是一種正常的生活方式，它承載了太多非人性的東西，也承載了太多的眼淚和無奈。
假丈夫的幸福感
大澤帶著何於珍去入管局領取一年的特殊在留資格。他明白，這是違法的，自己只是何於珍定居日本的一個棋子，但他心甘情願。也許是緣分吧，從一開始他就對何於珍充滿了同情。
一直獨身的大澤和何於珍相識在東新宿的一個陪酒酒吧，何於珍是那裡的陪酒女。不知道為什麼，大澤看到何於珍的第一眼就喜歡她。和這種女人在一起，大澤有說不清楚的輕鬆感。他接二連三地來到這家酒吧，還請何於珍出去吃過一頓便飯。
一天晚上的事情，給大澤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天，大澤剛坐下不久，鄰近的一個酒吧的小姐便衝了進來，用帶著上海口音地日語叫著「條子來了！我們酒吧剛剛被查，你們動作快一點……」酒吧媽媽桑的臉色一下子變了，她衝到何於珍面前抓起她的胳膊，把她從沙發椅上拎了出去：「珍子，還不快走！」何於珍面色蒼白，腳步零亂地逃到化妝室。後來一個陪酒小姐告訴大澤，何於珍從化妝室的後門溜走了。
大澤這才知道，何於珍黑戶口的身份，在日本沒有合法的身份。要是萬一被入管局查出來，就只剩下遣送回國的一條路了。
大澤突然覺得何於珍很可憐，一個中國人在日本求生活就不容易，何況連一個正式的身份都沒有。他不知道失去工作的何於珍怎麼生活下去，又擔心她會真的被入管局抓起來，於是他撥響了何於珍留給他的手機電話。
兩天後，兩人在池袋的伯爵咖啡室見面了。何於珍第一句話就是：「大澤先生，我需要你的幫助。」接著何於珍和盤托出，講了她的計畫：「大澤先生，我知道你是單身，所以只有你可以幫我。你能不能和我結婚？」
大澤怔在那裡，半天緩不過神來。
「當然不是真的結婚，是假結婚。不瞞你說，我有未婚夫，他和我同是黑龍江人。我們只是想在日本生活下去，你不知道我們的家鄉有多窮，一家人一年四季吃的都是土豆和白菜。」何於珍說著眼睛就紅潤起來了。
大澤看著這樣的何於珍，感覺她是一個可憐的女人，善良的女人。他想：至少她沒有因為自己的居留資格拋棄自己的情人。這一點還是可敬的。
於是，他們談起了條件，何於珍說每次簽證給他250萬日幣，直到她領到日本國籍。同時，她和男友會借一套房子，讓大澤一起住：「房租你不用擔心。但水電費，我們一人一半。這樣，你就可以在這幾年裡儲夠錢，再娶一個像樣的媳婦。」
「為什麼要住在一起？」大澤提出疑問。「你不知道，現在都是這樣的，入管局查得很緊。」何於珍回答得很乾脆，「必須這樣，我和男友都不想冒險。」
於是二男一女的新婚生活就這樣開始了。大澤住樓下的小臥室，而何於珍們住樓上。
何於珍的男朋友韓雲是一個勤勤懇懇的人，每天要打二份工，天天都下午出門，第二天早上才回家。三人從來沒有吵過架，大澤是一個沉默寡言的男人，不善表達，而何於珍和韓雲比較開朗，經常用很不流利的日語開大澤的玩笑……自從住在一起後，大澤感覺自己的生活快樂了很多，至少偶爾想喝酒的時候，在家裡會有兩個人陪著他。
何於珍經常教大澤如何應付管局。經驗多得讓大澤咋舌。當然，大澤也學得很努力，因為三個人已經是一條繩子上的螞蚱。入管局晚間來了查尋電話，大澤就會應付自如地說：「你等一下，她現在正在洗澡間。」然後，跑到樓上把何於珍叫下來；他親切地和周圍鄰居稱何於珍是自己的老婆，說韓雲是自己在工作單位的同事，以防日後入管局暗中的「群眾調查」……
儘管大澤非常明白萬一入管局知曉真相後，自己會面臨怎麼樣的人生，但是他還是願意這樣做。從某種角度上，大澤已經把這兩個中國人當作了自己人——朋友或者是兄妹。他很想讓這兩個人安定地在日本住下，在他心裏有一個很強烈的念頭：「他們不是壞人，他們都不容易。」
這是一種邪惡和善良交織的生活。不管如何，大澤還要和何於珍及韓雲愉快地生活四年。
他很享受這樣的生活，因為這樣對三個人都有好處，盤算一下，他銀行存摺光今年一年已經多了近400萬日幣，這是一個普通出租司機做不到的事情。
陌生女人的來信
記者曾經收到過一封陌生女人的來信。在信裡，她哭訴自己如何受到鄰居老太的欺侮：「……她經常會打開我們家的垃圾翻來翻去地檢查……我進進出出，她一直用很奇怪的目光看著我，有一次我看到她在走廊裡和另一些女人議論我，神情怪怪的，真讓人受不了。……這種日子真不能過下去了，她明顯是歧視我們中國女人……」
為了這封陌生女人的來信，記者走訪了神奈川縣的一幢縣營住宅。信裡那位陌生女人所說的鄰居老太在她乾淨的客廳裡接待了我。
桌上是日本線茶和日式煎餅。老太給記者的印象並不刻薄，相反很溫和，她穿著和服，頭上挽了一個很簡單的髻，一看就是很老式的日本婦女。
老太說出了她的疑惑。她說，隔壁什麼時候結婚的，她不知道，因為隔壁沒有按照日本人的習慣辦喜宴，向左右鄰舍發喜餅：「這一點，我再古板也是可以理解的，現代人都不興這一套了。」
直到隔壁伊籐家門牌上又並列地寫上了一個「余」字，老太才知道那個伊籐老頭又結婚了。這個「余」姓中國女人蠻漂亮的，人高高的，清晨丟垃圾時會笑著和鄰居打招呼，看上去蠻懂事的。鄰居們都說，那個拿政府生活救濟的伊籐老頭真是福氣，娶了一個漂亮的中國老婆。
但是結婚沒有多久，怪事就發生了。伊籐家就又多了一個人—一個很英俊的小夥子：「一開始，我還沒有注意，以為是伊籐家的朋友，但是後來進出頻了，才引起了周圍人的注意。有一次，我居然看到那個中國女人挽著小夥子的手出外，頓時就覺得犯了糊塗，我們都是過來人了，這種親熱地挽手方式一看就能瞭解兩個人的關係。更令我不解的是，夜裡很晚那個小夥子都在伊籐的家裡。我的臥室緊靠著隔壁的浴室，深更半夜經常聽到隔壁浴室傳出來男女嬉笑聲，用的是中文。那個伊籐老頭是不會講中文的，而且也不是他的聲音。」
有一次，老太曾婉轉地向伊籐老頭提出，希望他們家晚上安靜一些。而伊籐老頭木木地道歉：「昨晚，老婆來朋友了。太晚吵了你，真不好意思！以後一定注意！」
朋友？接待朋友怎麼會在浴室？鄰居老太無論如何都想不通。最後，她只能暗自得出答案：那個伊籐老頭太好欺侮了。那個中國女人也太放肆太壞了，把日本丈夫當傻瓜，婚外戀搞到家裡來了，這太讓憤慨了。
老太憤憤地講出了自己的結論。但記者卻雪亮一片：這又是一戶「假結婚」的人家。
記者離開神奈川那一幢縣營住宅的時候，心裏很是疑惑：難道日本真是天堂？讓中國女人冒著風險扯謊？留在日本，她們是不是真的幸福？非人性的三個人的世界中真的不會起一點點風浪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