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盡甘來
我叫王玉芝，我出生在中國黑龍江哈爾濱市，家就在那個松花江的邊上。我在沒出生之前我父親就有一傢俬人工廠，就被當時的三反五反的運動革命掉了，那從此以後呢我們家裡的生活就特別的困難。母親呢在十年中養育了八個兒女。 我記得呢在1960年正趕上這個大飢荒，也就是農民工人呀，都被迫去大煉鋼，使得沒有糧食，市面上沒有那些生活用品 。在那個年代呢，幾乎什麼都要票，糧票、布票、煤票很多吧！我那個時候是四歲，我記得那個時候呢母親經常到外面挖那個野菜，挖回來野菜呢就包上那個菜糰子給我們吃。因為很困難麼，沒有煤燒，冬天外邊也很冷，我們的房間裡窗戶、門都是糊上紙，怕漏風，因為用煤呀去取暖，我們把煤買到家以後呢都摻上黃土，擱上水，為了取暖的時間長，我記的呢有一次呢，母親和父親出去了，去採野菜，挖野菜，充飢，那我們在家裡不小心，取暖的時候呢就煤氣中毒了，我們六、七個孩子呢， 就不省人事。後來呢母親回來以後呢就喊鄰居呀去幫著解救，因為沒有錢醫治，只能把窗門打開，用空氣來緩解。後來鄰居知道了呢給我們一些熱水呀，白糖呀，就這樣把我們都救活了。時隔幾年以後又趕上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呢，就是人整人呀，互相鬥呀，我記的我們經常在外面唱，社會主義好呀這樣的歌曲。我的父親當時很不滿意，經常把我們叫到家裡，指責我們，不允許我們唱這樣的歌曲。後來呢因為被一些造反派舉報，我的父親呢當時就被打成的反革命。 我的家就被抄家，我記得當時呢，我們的家裡的所有值錢的東西，有一些襪子都被搜走了，家裡空空蕩蕩的。冬天呢醃的酸菜缸裡就是這點酸菜，這些造反派呢都得到酸菜缸裡頭攪和攪和，看看有沒有什麼遺漏的東西。我父親的叔叔是個蘇聯人，當時在我們家抄家的時候就把這張照片抄出來了，抄出來以後呢，他們就看到我們跟國外又有親屬，這樣又把父親定成裡通外國。 我父親呢身上戴著一個反革命的大脾子，下面呢是裡通外國，就在街上遊街示眾。因為當時我們很小嘛，都在上學，有很多同學呀，鄰居呀都看見了。我們在那個年代呢知道我父親沒有什麼罪，但是呢出去之後就感覺到，人們都用一種認為我們是這個反革命狗崽子的家庭，就被歧視，被打罵呀，就是在那種壓抑的那種社會生活當中，去活著。就是很苦啊，內心裏。我記的哪，在遊街示眾的那一天，父親戴了牌子，很多的那個這個造反派呀，拽著我父親的領子、頭髮往地上按。我們只能是晚上回家呀，抱著我的母親呀，很痛苦呀，很冤屈的流著眼淚。但是，那個時候也知道沒有地方去說話，也沒有地方去講。
當我上小學的時侯啊，學校裡頭搞憶苦思甜，憶苦思甜呢就是新社會和舊社會的對比。給我們吃那種菜包子，菜和玉米麵混成的包子讓我們吃。當時說心裏話呀，因為大飢荒的年代我遇到過呀，沒有吃沒有喝，當給我吃那東西的時候我感到特別好吃，我沒有感覺到有新舊舊社會那種差別。在我們的家庭來講，我覺得我吃的還很甜，比當年我母親上外面挖那個野菜做出的那個糰子還好吃。
我記得我的父親當時被抓到那個牛棚，實際上也就跟監獄一樣，有一些警察拿著那個鞭子在抽打所有的那個犯人，犯人呢在吃飯的時候首先要站起來讀這個毛主席語錄，然後呢再坐下來吃飯，當時在我幼小的心靈上我很不理解，這個人哪就不知道怎麼活著。，
每天到中午的時候呢，只要一打下課鈴，我就得急速的快點的往家跑，跑到家呢，母親做完了飯了，我們在家裡當中，吃的那粗雜糧當中割捨出最好的，端著這個盆我就趕緊往這個父親的那個關押那個牛棚裡去送飯。當我送飯的時候呢，我每次我就喊我父親。我父親在監獄裡頭看著我，我也看著我的父親。
我看到我父親那種慈祥又非常剛毅的那種眼神看著我的時候呢，我覺得我的心裏邊就感覺到有一種溫暖的感覺，感覺到還有點兒氣息，還有點兒空氣，還有點兒覺得有點兒見亮的那一天。
我的哥哥比我大一歲，也就十五、六歲那一年都到松花江邊上去做那種水龍布。水龍布是黑色的，得把它刷成白色的，在松花江裡那個水當中去刷，刷洗完了之後呢，一噸才能掙幾塊錢。我們就用這個掙來的錢去買粗雜糧呀，買點剩餘的菜呀。 我記得我們買菜的時候，都不能買早上起來，農民種地種來的新鮮菜，因為很貴嘛。只能是等到下了班以後，那個菜都已經蔫了，就剩餘的菜，我們買那樣的菜去吃 。那哥哥呢，後來呢也累病了，得了胸膜炎，也就不能去掙錢了，又沒有別的生活來源。那個年代就等著去要飯，我們已經都作了要飯的準備。後來呢，真的是天意啊救了我們的家。這個鄰居呢，鄰居幫著找了一份糕點廠的，制做糕點的這個零工活。就每天糕點廠剩餘的那種點心殘渣呀，因為他們殘渣也就扔了，我母親就把它帶到家。帶到家以後呢，因為孩子多嘛，八個孩子，那也就夠我們解決一些飢餓。
應有盡有
我的姐姐、哥哥就都被送到農村，下鄉勞動，上山下鄉勞動。後來文化大革命結束了，母親就把我的哥哥、姐姐，還有妹妹都叫回家來了就開始學習。那學習的時候呢還是那三十多米的那個房間，床上擺了個小方卓，所以四、五個姐妹們呢就在那個房間裡頭學習，母親就希望我們能夠考上大學。可是我們誰也沒有想到，就在那1977年我們家一塊兒就考上三個大學生。在當時的老百姓的心目中就引起了轟動，這一家人從被打成反革命，無衣無穿的那種生活環境，突然間出現三個大學生。雖然呢母親也很高興，父親也很高興，我們都上了大學了，但是仍然我的家庭還是很困難。我又找了一份纏那個毛巾的活，纏那毛巾的碎頭，我每天就在家裡纏毛巾碎頭。靠著掙來的這點錢去養活這幾個大學生，能夠供他們上學。 時隔幾年以後呢，家裡就逐漸的緩和了，那我就找到了一份工作，這個工作就是在哈爾濱的道外區儀錶公司。這家工廠的領導看我工作態度也很好也比較認真，他當時就把我送到了哈爾濱市的傳播學院，我就到了那家大學去讀書。我學了五年以後呢我就拿到一個大學文憑，回到這家工廠他就聘用我當工程師。在這家工廠，我一直工作就搞這個電子錶的設計。後來這家工廠就不太景氣就倒閉了。倒閉了呢我也就面臨著下崗，我就再尋找門路，也在找工作啊，也在看看能不能做生意啊。
我認識一個朋友，後來他呢跟我講，說現在的，搞電子產品做這個銷路比較好，因為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呢，在電子行業呢幾乎就是起步得很晚，我就是靠著我以前的積蓄辦了一家公司。叫哈爾濱市東方電子有限公司，公司的地址就在哈爾濱南岡區的衛生學校，就在哈爾濱建築程大學的對個，整個就是底下的是一層樓。
開始的時候呢，因為我也沒搞過經營，我就憑著我自己接觸的一些朋友吧，我就開始做這個批發生意。我首先賣那個電腦，電腦那種 PC機啊，就從香港進來的一些設備，然後我就在當地呢就賣。那個年代就像我這樣作生意的不是很多，在哈爾濱就是最早呢，也就兩三家吧，我幾年的功夫就發展起來了。幾年的功夫呢，哈爾濱就出現上百家搞電腦的。後來我就改行了，我就幹別的做電源啦，做計算機的電源，那時候也是搞批發。我記得我每換一個行業呢，就是在這個全國的這個行業當中，我都是批發第一。我賣印表機也是那個年代就是賣３2４０印表機，後來又賣那個電源，就ups電源。那時候是說從日本富士電源。後來我也就搞這個批發，從整個東北東三省我就批發這種電源。那後來這個電源呢，又很多家又都是熱門了，他們就都搶手都干，後來我又改了，我就就賣這個複印機。賣複印機呢沒想到我又賣這個理光複印機還有日本複印機，我當時賣理光複印機就在全國的時候又排第一名。後來呢這複印機呢，我又看在東北呢又都家家都開始賣了，又都開了嘛，這個利潤又很薄。我又換了一家，我最後就換到賣空調，因為東北很冷嘛，幾乎沒有人就是買空調，但是隨著人們生活的提高呢，他建成高樓大廈了他也喜歡買一些設施呢，我就開始賣空調。我賣空調的時候呢起的名字就整個全改了，我就改了東北空調有限公司，我起的名字呢也大，這一下子呢這個空調就乾大了，整個我就在東北的這個地區呢，瀋陽有分店，哈爾濱有分店，大連、長春都有賣我這個空調的這個分店。我記得那個年代呀 ，我這個每天到下班的時候，我的這個銷售額都很大，我的出納和會計就點完了錢的個時候呢，我拎著兜子就到銀行去，到銀行去都從來不用手點全部是點錢機，一兜的錢嘩嘩的就點，銀行就入帳。那空調呢我記得在當時很熱門。那年我記得我賣空調的時候，每到夏天的七月份的時候，每一天空調都賣五六十臺，就是往外安裝，光員工就有五六十人，光在外面安裝的人就是很多。
那後來呢我是從一無所有啊，到了應有盡有，我出門呢有三部車。這個樓房呢我有好幾處樓房，幾乎就是說我所要需要的呢幾乎都應有就盡有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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