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09-08 02:55:46作者：侯文豹
曾水林，一個從江西瑞金農村來到廣州增城打工的的農民工，為了給工作時受傷的弟弟治病，向他的老闆討要拖欠的5,000塊錢工錢被老闆多次耍弄，錢沒要到，卻在今年3月1日被欠薪的工廠老闆從增城支到番禺的分廠去要錢，從增城到番禺也就是那麼七、八十公里，可憐的曾水林因為口袋裡沒有錢坐車，徒步三天風餐露宿從增城走到番禺，結果，被欠的工錢依然沒有討到。絕望之下，曾水林於3月3日和3月5日，兩次爬上番禺的公路橋欄杆準備跳橋自殺，卻兩次都被成功解救而沒有死成。
按廣州的《信息時報》記者楊昱的報導，因為曾水林在交通繁忙的公路橋上表演「自殺秀」影響了正常的交通，而被處勞動教養有一年。就此，《信息時報》記者採訪了廣州市人大代表、律師朱永平。朱律師在接受採訪時候說，「這些所謂的‘自殺秀’，是一種‘挾持大眾’的行為，應該受到懲」。同時，朱律師還認為：「法律是第一位的而同情次之」。
也許是我孤陋寡聞，此前，我只聽說過因討薪不成而殺人的農民工被槍斃，而討薪不成絕望得要「自殺」的人卻被抓去勞動教養，我還是第一次聽說。曾水林這種口袋裡沒錢，不去偷也不去搶，居然步行三 天，露宿荒野的老實巴焦的農民工被抓去勞動教養，我想任何一個心智健全的人，都是看不懂的，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因為，他其實就是一個誠實、本分、老實巴交的勞動者，還需要用勞動來「教養」嗎？他需要的是得到合理又合法的工錢，要用勞動來「教養」的其實是惡意拖欠他工錢的老闆。
廣州的人大代表朱永平我不知道他是吃什麼東西長大的，也不知道是誰讓他當人民代表的，更不知道他是在哪個星球上學的法律，此人居然能說出因討薪不成而絕望自殺的民工，是用「自殺秀」來「挾持大眾」，看來中國的詞典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都要改寫了，一定要把「橋欄杆上自殺行為」作為「具有威懾力的軟暴力犯罪行為」來重新定義。
據說，懲處曾水林勞教一年，是因為他準備自殺的行為妨礙了交通秩序。可據我看報導，曾水林明明是站在橋欄杆上準備跳橋自殺，又不是躺在馬路中間尋死，他能妨礙什麼交通呢？想來，無非是警察為瞭解救他而阻斷交通便於施以援手，才喊停了一時的交通。也許我是個弱智者，從此事中我無論如何也看不出，警察的這一行政舉措產生的後果，能要一個事後被證明真正絕望的人來承擔責任嗎？這樣的法律是誰家的法律？這樣的法律我們還能容忍它的存在嗎？這樣的政府還有何臉面自詡和諧、盛世？
我知道世界上所有的法治國家的法律不外乎情理，制定法律是用來保證民眾的正常生活，維護民眾的合法權利的。如果說去年甘肅王姓民工討薪不得而殺人亂殺一氣，把不欠他錢的工友也給殺了，雖事出有因而法不寬宥被處決尚說得過去，可曾水林討薪不成絕望得要自殺，居然也要被法律追究責任，那有理但卻弱勢的窮人兄弟姐妹們的活路究竟在哪裡呢？看看現在的法律訴訟程序，是眾多的若勢群體能夠承受得起的嗎？
朱永平還說，對討薪的民工「法律是第一位的，而同情次之」，其實，他這種偽善的說辭，只有鬼才會相信。他心目中的法律，其笑臉是對著富人的，其利爪則是向著窮人的；他如果有同情心，「嚴懲」二字怎麼說得出口啊！我不曉得那位人大代表朱永平知道不知道瑞金是個什麼地方，想必他是不知道的。我要告訴他，那可是當年的「紅色首都」，是毛澤東給農民挖過井的地方。現在，那裡的農民又活不下去了，前去廣東打工而不是上農民運動講習所，你真要感謝鄧大人力主 的白貓黑貓論。如果他們不是來廣東而是去北京把毛澤東喊醒來，我想，對朱永平這種不會說人話的「人大代表」，我敢肯定會被毛澤東領導的農民赤衛隊給絞死的，中國就是不缺朱永平這樣無恥嘴臉的偽人的！
在我看來，如果中國的勞動教養相關法規做出必要的修改，規定欠薪的老闆們每欠薪5,000元則處勞動教養一年，你再看看還有誰敢惡意拖欠農民工的工資！可悲的是，現行的《勞動教養條例》專門是用來懲處廣大若勢群體民眾的。哪裡來的法制社會，真真實實的暴力社會！甚至遠不及達爾文主張的優勝劣汰的進化論社會。
當中國的法律把笑臉向著富人，而把利爪對準窮人的局面不加改變，而討薪殺人要槍斃，討薪自殺要勞教，沒錢回家要餓死，這些可憐的農民工還有什麼活路可走呢？真正理性、法制的社會應首先立足同情並幫助弱勢群體，我們整個社會都應該反思曾水林式的「自殺現象」。我們無權判斷誰是作秀，當一個人站在橋欄杆上，沒有結果之前，我們無權判定他是不是「作秀」！只要一個人處於危險境地，我們都應該無條件地救援，生命是第一位的，同情也是第一位的，而塞車是第二位的，我們這個社會必須以人為本。
社會在不斷發展，各種新的社會矛盾在不斷產生，本是一個正常的社會現象。「自殺秀」現象日益增多，就是社會矛盾的一個新的表象，而在具體的解決過程中，我們首要的是幫助和理解。無論任何時候，都應該把生命放在第一位，法律沒有盡善盡美的，但法律是人制訂的，必須體現一定的人性理念，更要知道，法律是為了保證我們的合法權利而存在的！反之，我們就有理由質疑它存在的必要性！面對曾水林的遭遇，我們的政府必須反思！曾水林們的苦難是我們中國的悲哀啊！
按廣州的《信息時報》記者楊昱的報導，因為曾水林在交通繁忙的公路橋上表演「自殺秀」影響了正常的交通，而被處勞動教養有一年。就此，《信息時報》記者採訪了廣州市人大代表、律師朱永平。朱律師在接受採訪時候說，「這些所謂的‘自殺秀’，是一種‘挾持大眾’的行為，應該受到懲」。同時，朱律師還認為：「法律是第一位的而同情次之」。
也許是我孤陋寡聞，此前，我只聽說過因討薪不成而殺人的農民工被槍斃，而討薪不成絕望得要「自殺」的人卻被抓去勞動教養，我還是第一次聽說。曾水林這種口袋裡沒錢，不去偷也不去搶，居然步行三 天，露宿荒野的老實巴焦的農民工被抓去勞動教養，我想任何一個心智健全的人，都是看不懂的，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因為，他其實就是一個誠實、本分、老實巴交的勞動者，還需要用勞動來「教養」嗎？他需要的是得到合理又合法的工錢，要用勞動來「教養」的其實是惡意拖欠他工錢的老闆。
廣州的人大代表朱永平我不知道他是吃什麼東西長大的，也不知道是誰讓他當人民代表的，更不知道他是在哪個星球上學的法律，此人居然能說出因討薪不成而絕望自殺的民工，是用「自殺秀」來「挾持大眾」，看來中國的詞典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都要改寫了，一定要把「橋欄杆上自殺行為」作為「具有威懾力的軟暴力犯罪行為」來重新定義。
據說，懲處曾水林勞教一年，是因為他準備自殺的行為妨礙了交通秩序。可據我看報導，曾水林明明是站在橋欄杆上準備跳橋自殺，又不是躺在馬路中間尋死，他能妨礙什麼交通呢？想來，無非是警察為瞭解救他而阻斷交通便於施以援手，才喊停了一時的交通。也許我是個弱智者，從此事中我無論如何也看不出，警察的這一行政舉措產生的後果，能要一個事後被證明真正絕望的人來承擔責任嗎？這樣的法律是誰家的法律？這樣的法律我們還能容忍它的存在嗎？這樣的政府還有何臉面自詡和諧、盛世？
我知道世界上所有的法治國家的法律不外乎情理，制定法律是用來保證民眾的正常生活，維護民眾的合法權利的。如果說去年甘肅王姓民工討薪不得而殺人亂殺一氣，把不欠他錢的工友也給殺了，雖事出有因而法不寬宥被處決尚說得過去，可曾水林討薪不成絕望得要自殺，居然也要被法律追究責任，那有理但卻弱勢的窮人兄弟姐妹們的活路究竟在哪裡呢？看看現在的法律訴訟程序，是眾多的若勢群體能夠承受得起的嗎？
朱永平還說，對討薪的民工「法律是第一位的，而同情次之」，其實，他這種偽善的說辭，只有鬼才會相信。他心目中的法律，其笑臉是對著富人的，其利爪則是向著窮人的；他如果有同情心，「嚴懲」二字怎麼說得出口啊！我不曉得那位人大代表朱永平知道不知道瑞金是個什麼地方，想必他是不知道的。我要告訴他，那可是當年的「紅色首都」，是毛澤東給農民挖過井的地方。現在，那裡的農民又活不下去了，前去廣東打工而不是上農民運動講習所，你真要感謝鄧大人力主 的白貓黑貓論。如果他們不是來廣東而是去北京把毛澤東喊醒來，我想，對朱永平這種不會說人話的「人大代表」，我敢肯定會被毛澤東領導的農民赤衛隊給絞死的，中國就是不缺朱永平這樣無恥嘴臉的偽人的！
在我看來，如果中國的勞動教養相關法規做出必要的修改，規定欠薪的老闆們每欠薪5,000元則處勞動教養一年，你再看看還有誰敢惡意拖欠農民工的工資！可悲的是，現行的《勞動教養條例》專門是用來懲處廣大若勢群體民眾的。哪裡來的法制社會，真真實實的暴力社會！甚至遠不及達爾文主張的優勝劣汰的進化論社會。
當中國的法律把笑臉向著富人，而把利爪對準窮人的局面不加改變，而討薪殺人要槍斃，討薪自殺要勞教，沒錢回家要餓死，這些可憐的農民工還有什麼活路可走呢？真正理性、法制的社會應首先立足同情並幫助弱勢群體，我們整個社會都應該反思曾水林式的「自殺現象」。我們無權判斷誰是作秀，當一個人站在橋欄杆上，沒有結果之前，我們無權判定他是不是「作秀」！只要一個人處於危險境地，我們都應該無條件地救援，生命是第一位的，同情也是第一位的，而塞車是第二位的，我們這個社會必須以人為本。
社會在不斷發展，各種新的社會矛盾在不斷產生，本是一個正常的社會現象。「自殺秀」現象日益增多，就是社會矛盾的一個新的表象，而在具體的解決過程中，我們首要的是幫助和理解。無論任何時候，都應該把生命放在第一位，法律沒有盡善盡美的，但法律是人制訂的，必須體現一定的人性理念，更要知道，法律是為了保證我們的合法權利而存在的！反之，我們就有理由質疑它存在的必要性！面對曾水林的遭遇，我們的政府必須反思！曾水林們的苦難是我們中國的悲哀啊！
